■主持人的话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其实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理论的问题，这里面涉及的是概念、范畴、逻辑和辩证，一个层面是实践的问题，其中涉及具体的现实感以及将这一“现实感”转化为语言和形式的实践操作。张柠教授的文章采用对话体的形式，一问一答，以设问的方式从两个层面进行推进，自柏拉图始，以“非虚构”终，既有理论张力，又有幽默机智，历史地呈现了文学与现实复杂辩证的关系。

——特约主持人 杨庆祥

　　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现实”？十分惭愧，作为一名文学教师，我说不清“文学”到底是什么；作为一个生活着的人，我不能够陈述“现实”究竟为何物。也可以说，我徘徊在“名”与“实”之间的混沌地带。现在却要来讨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这个长期纠缠着我们的老话题，实在是力不从心；要写成论文形式，那更是难煞我也。我想，既然是古老的问题，不妨采用“对话体”这种古老形式来讨论。

　　甲：为了就“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来对话，我特地重读了《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中的一些篇章。苏格拉底跟另外一些人之间，你来我往地论辩，看上去很亲切、很平易，其实也不好懂，有些地方甚至不知所云。

　　乙：古人思绪高远，言谈时总是直达事物的本质。不像我们今天的人，在现实的泥淖中不亦乐乎，诱惑太多，思绪散乱，最多只能悬在半空，想一些“中间价值”问题。佛教称之为“恶慧”，而不是“智慧”。

　　甲：就“终极价值”而言，古人的确更智慧。柏拉图说，文艺是对现实的模仿，现实是对“理式”的模仿。前面一句好懂，后面一句就不好理解。

　　乙：谈到文艺与现实之关系的时候，柏拉图用“床”来打比方，他认为有三种“床”，一是画家画的床，二是现实中的床，三是“床之所以为床者”，他称之为“床的理式”。一模仿二，二模仿三。一般人只想到了一和二，不会想到三。

　　甲：他说的“床之所以为床者”，不就是床的“形式”吗？

　　乙：我们眼睛所观察到的那个“形式”，只能说是床的“表象”，而不是床的“本质”。也可以说，你所眼见的只是“幻象”或“色相”，而不是“真相”。我们可以换一个例子来说明。比如说，存在三种“男女”：文艺作品中的男女、现实生活中的男女、本质上的男女。后面一种，就是男女之所以为男女的“理式”，柏拉图视之为“最高真实”，它是“灵魂回忆”的对象。这个男女的“理式”，中国哲学没有完全对等的说法，大概可以用阳(乾：—)和阴(坤：--)表示，它来自混沌未分的“太极”，指向不可言说的“道”。面对那种“最高真实”，西方人拼命地回忆(言说)，中国人使劲地遗忘(沉默)，这是文化差异。就今天的文学创作而言，我们可以写一部关于“男女”的小说，却无法写一部关于“乾坤”的小说。但具体的“男女”之中，包含了阴阳乾坤，而不是相反。就此而言，文学包含了哲学。

　　甲：哲学家一定不同意你的说法，他们或许会将你逐出“理想国”。

　　乙：如果把“具体”、“个性”都驱逐掉，那就只剩下“理想国的理式”。所谓的“理式”，不是要供人模仿的吗？连模仿者都没有了，它的意义何在呢？

　　甲：我还是没有弄明白，文学究竟要模仿具体可感的现实，还是要模仿抽象玄奥的“理式”。

　　乙：英国作家王尔德说，画家兼设计师莫里斯发明了一种坐着很舒服的椅子，叫“莫里斯圈椅”。这种椅子是对草地斜坡的模仿。辛苦的劳作者，发现靠在草地斜坡上休息很舒服，但又苦于草地的潮湿、有虫子、草根扎屁股。莫里斯的模仿，继承了草地与身体之关系的“理式”，去除了草地与身体之关系中那些反“理式”的因素，创作了“莫里斯圈椅”这个“作品”。你说莫里斯是在模仿现实，还是在模仿“理式”呢？

　　甲：我明白了，这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道理吧？

　　乙：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但你用的是一个封闭的、没有余地的、过于确定的句式，将意义的多样性封杀了。

　　甲：我认为，无论什么道理，总要将它变成确定无疑的知识才好，才便于教授和传播。

　　乙：“文学研究”或许是一门知识，但“文学”不是知识。我们在讨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而不是“文学研究”与现实的关系。

　　甲：如果能将不是知识的“文学”变成知识，倒蛮合我的胃口。

　　乙：既然文学的本质不是知识，它就不可能成为知识。至于那些能够成为知识的东西，它就不是文学，只能称之为学问。学问固然是好东西，但不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