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结识叶隽是在2005年。那年秋天，我遵叶廷芳先生之嘱，在杭州举办了一次关于奥地利现代文学研讨会。那次会上，叶隽做了个学术报告，主题是“史家意识与异国对象”。许多年过去了，我对报告内容的印象似乎早已淡去，但与他在西子湖畔的谈话却记忆犹新。

　　那年他刚三十出头，算是德语文学研究领域中的青年才俊。从外表上看，叶隽温文尔雅，当年似乎略显青涩。而在言谈之中，他新锐犀利的学术思考和大胆的理论构想却让我暗中惊讶。记得我们当时的话题是“德国学”，包括德语文学研究如何才能走出狭隘的语言和文本空间？中国学者该如何从历史和社会发展的纵横两个维度来创新德语文学研究的范式？如何将西方语言文学研究纳入西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范畴，从而确定中国学者研究西学的主体性和文化自觉性？我们似乎不谋而合，认为学科交叉整合、知识重构和中国学者的身份转变乃德语文学研究和德国学学科建设的必由之路。当时，我已经在浙江大学创办了“德国学研究所”，从学科建设上对德国学进行探索；而他则在一些年之后写成了一部书，书名叫《德国学理论初探》。

　　2012年9月，叶隽又把一部《文史田野与俾斯麦时代——德国文学、思想与政治的互动史研究》（于2013年11月出版）文稿寄给我品读。读完之后我着实大吃一惊，我既感叹他在学问上的进步，也没有料到他已经将“德国学”的理论构想在方法论上完成了一次探索实践。

　　这部书以全新的文学批评视野对德国崛起时代的文学与思想、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田野鸟瞰式的思考和研究。其主要涉指已不再仅为文学文本或者文学史本身，而是文学现象与文史哲语境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德意志精神的产生与文学间的互动关系。其涉及的领域广阔，作者思维活跃、天高鸟飞、海阔鱼跃，溯本逐源，从歌德—赫尔德—黑格尔的文学哲学轴线，连接到马克思—拉萨尔—俾斯麦的政治轴线，从而探索德意志精神源起对日耳曼民族崛起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对瓦格纳与尼采的研究和拉萨尔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进行了追问，还原了这些德意志历史人物的精神本质，从文化人类学的时代语境出发解读了文学社会学。

　　叶隽在实践“德国学”方法论的过程中，似乎非常明白纲举目张的道理，在德意志的文史田野中，他抓住了思想史这一条红线，将哲学、历史、艺术、政治、文化等德意志精神现象用文学这一张大网一网打尽。具体地说，作者的理论思考均以文本研究为基础，从文学文本的阐释出发，但又超越了对文本的解读，或超越了文学研究中的文本主义痼疾，让人耳目一新。比如，他以俾斯麦的《回忆与思考》、拉萨尔的《济金根》、尼采的《苏鲁支语录》和冯塔纳的《艾菲布里斯特》、托马斯·曼的《布登布洛克斯》等为研究对象，集中聚焦日耳曼精神特别是德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伦理价值观问题，形成了自歌德以来德意志问题的核心，即国家政治与精神文化间的依存关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书采用了散文式的语言，一扫文学批评界和理论界的晦涩文风，置眼下外国文学研究界盛行的食洋不化的伪科学语言于不顾，用自由、飘逸、隽永的文字，用中华学术话语形式对“德意志精神与德国文学”这个重大文学史问题做了有益的尝试。

　　这种中国式的学术话语还体现在他提出的“二元三维”的理论框架上，叶隽从中国文化传统出发，对当下学界对西方思维中普遍认可的“保守—自由”二元论观点提出颠覆性的质疑，提出了 “认知—文化—政治”三维互动的文学史观，这在外国文学批评和外国文学史研究中显得颇有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