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当代作家群像中，总存在着一些特别的身影，并不处于聚光灯的中央被大众被上层所熟悉，他们像一座座孤岛，为文学世界提供了一些自己的经验，并常常独具开创性。这样的名字可以列出许多，如废名、施蛰存、沈从文、张爱玲等等，然而也正因他们的独特，往往被一个时代所挑剔，放置在角落甚至对立面，看似无足轻重，却冒险潜过一个时代，在之后被尊重。这里面，沈从文是一位有意思的作家，关于他的人生经历似乎平淡无奇，在传记作者眼中，他则充满了故事。在众多现当代名家里，对沈从文的研究的书籍越来越多，甚至超过了许多同时代名望胜于他的作家，其中原因何在？近期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先生的新作《沈从文的后半生》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在上海思南读书会上的分享活动中，藉由此书，我们也不妨思考一番，如何多角度地解读这些现代作家？又如何让他们在大众阅读中产生有益影响？

　　沈从文可以有多种读法

　　书写沈从文对于研究者而言无疑是一个难题，他的人生经历和其性格一样，平和淡然起伏不惊，他没有那类可供世人猎情、猎奇的故事，也没有集权力名望于一身，睥睨周遭，和他的小说风格相似，他的一生时常扮演的是“小人物”角色。然而在激烈动荡的上世纪后半叶，这位看似柔弱不起眼的作家，却凭借自身思索与思想，划破时代的冷酷，为自己寻找了安身度命的所在，也超越了时代强加在他这一代人身上的枷锁。

　　他如何能做到？和他潇洒的前半生相比，他的后半生实在既严肃又幸运。寻找他后半生的精神活动，促使张新颖教授介入了这段研究。

　　事实上，在张新颖的研究之前，沈从文的传记已有几部优秀作品，如凌宇的《沈从文传》、李扬的《沈从文的最后40年》、美国汉学家金介甫的《凤凰之子·沈从文传》，这些作品在研读大量资料之余，采取“凝固”或“演绎”的方式，有些固化了对沈从文经历的惯常解释，有些则通过主观分析引申出社会文化研究。应该说，这些都是不同方向上成功的解读，并无优劣之分，呈现出的是不同传记观念的结果。张新颖采取的是一种最“贴近人物”的方式，他从2002年出版的《沈从文全集》　中三百多万字书信出发，按时间排序梳理出沈从文的后半生精神轨迹，他说或许这是一种不讨人喜欢的方式，也给阅读带来了些许障碍，但对于给沈从文本人带来命运转折的后半生，从1948年到1988年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或许这样的研究方式较为妥切。

　　撇开“凝固”也不作“演绎”，于是张新颖毫不可惜地剔除了那些充满“传奇”性质的部分，诸如坊间流传的沈从文成为诺奖候选人、与妻子张兆和之间的情感等等，都不作回应或渲染，意在聚焦沈从文个体与时代的关系。他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率真耿直的沈从文，一个典型例子是1957年劳动节那天，上海外白渡桥上红旗招展民众涌上街头，而那天沈从文画了一幅速写，眼睛里看到的是桥附近一艘安静飘荡的小船，或许他从那艘船上看到了自己当时的处境。他仍是那个小说里关注边城船夫和妓女们的“乡下作家”，他也不愿意写一些命题作文宁愿放弃志业，即便他隔些时候仍会挂念起创作。延续这种情怀，他选择了文物研究，研究的并非那些青铜书画之类的大件，却是服饰衣料、镜子、漆器等等日常生活中的小件，并会为其中隐藏的普通人的历史情感而感动。张新颖指出，正是沈从文这种自我形成的思想和脾性，让他在1949年以后作出了一系列的选择，并且仍然富有创造力，无论是前半生的文学创作还是后半生的文物研究。

　　在这样一条研究脉络上，张新颖认为此书其实讲述的是一个有关沈从文后半生保留创造力、想像力、有爱以及超越时代的故事。这是他所期待的解读。

　　诚然，对于沈从文这样的作家，可以有多种解读多种传记方式，或者说，无论是沈从文还是其他现代作家，我们给予的各个方向进入的传记还是太少，例如颇为遗憾的，像口述史这样的方式已无进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