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钱锺书先生受中国社科院委托，选编过一本《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现已收入《钱锺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在第一部分即“西欧古典部分”的前言中，钱先生将形象思维在西欧文坛的遭遇作了一番有趣的梳理。他指出，此词的本义就是“直觉”和“想象”，常译为“创造的想象”。古希腊文艺理论忽视“想象”；古典主义的理论家一方面承认“想象”是文艺创作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又贬斥它是理智的仇敌；“18世纪初，维柯认为诗歌完全出于‘想象’而哲学完全出于理智”；到了19世纪，随着浪漫主义运动的进展，“想象”的地位越来越高，“有些思想家和作家——例如谢林——甚至说概念或逻辑思维也得依靠‘想象’”。对于历来的理论家对这个问题的论述，钱先生显然是不满的。而尤其不满于将精神在各个方面的活动抽象化和片面化，作简单分割。所以他在这篇前言的最后写道：

　　“……这个倾向伴随着20世纪的开始而进一步发展，维柯的理论获得了系统性的发挥，从事于形象的‘想象’和从事于逻辑概念的理智仿佛遭到了更加严厉的隔离监禁，彼此不许接触，而且‘想象’不仅和‘理智’分家，甚至还和清醒的意识分家，成为在睡梦里表现的典型的‘潜意识’活动——一切这些都不属于古典资料的范围了。”

　　钱先生不认同维柯那种把诗完全归于审美而把哲学完全归于理智的分割法。作为人的精神活动的两个方面，审美和理性确实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二者不可能完全分开。

　　但在以往的理论和创作中，更大的问题似乎并非这种过于明确的“分”，而恰恰是更为糊涂的“合”。过去的美学和文艺理论常将审美看成是理性的一种附庸、一种补充，或仅仅是一种通达理性的方式或手段。这可说是文艺创作“公式化”“概念化”，文学作品“直奔主题”“图解主题”“思想大于形象”等弊端始终难于克服的根由之一。美学史上，黑格尔的名言“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就是把二者合一的。因提倡“多元智能”而名扬世界的美国教授霍华德·加德纳很强调艺术思维的重要，但又认为“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是同等重要的认知方式”，即审美最后还是要归入“认知”(也就是理性，亦即科学思维)中去，它不过是认知的一种“方式”而已(可参见《艺术·心理·创造力》一书的序)。这就更让我们明白，对于理性和审美的关系，再也不能含糊待之了。

　　难题就在于：既不能将二者混同，又不能完全分开。于是我们必须弄明白：在把握世界和人生的过程中，这二者是如何携手共进，又是如何分工的？它们在何时交叠，又在哪里分手？

　　从目的上看，二者确是一致的，都要把握世界和人生。但从结果看，又有不同：理性把握是一个走向抽象的过程，它让我们“懂得”(即认知的“知”)；审美的把握则愈益走向具体，引出的是我们的“审美愉悦”。“懂得”和“愉快”(此中也包含“不愉快”)，对我们都重要，都不可缺，但二者不是一回事。

　　那么，它们是如何从一回事变成不是一回事的？看来，它们的交集点在“想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