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为我从天落”，“雄鸡一声天下白”。70年前《白毛女》的出世，是与一个大时代的来临相匹配的“重要的文化时刻”，这是一个“新中国的桅杆正露出海平面”的时刻，也是一个中国文学重新定义其自身的转折时刻。

　　《白毛女》演出和出版后，郭沫若分别在1947年和1948年写了《序〈白毛女〉》和《悲剧的解放——为〈白毛女〉演出而作》，对《白毛女》的特点和意义提出了两点归纳，认为《白毛女》把五四以来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的作风完全洗刷干净了。这是一种全新的文艺形态，这种文艺形态跟所谓的新文学的传统，与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完全不同。第二，《白毛女》虽与旧有的民间形式有血肉的关联，但没有固步自封，而是从新的种子——人民的情绪中迸发出来，成长起来。“《白毛女》这个剧本的产生和演出……标志着悲剧的解放。这是人民解放胜利的凯歌或凯歌的前奏曲。”茅盾写于1948年的《赞颂〈白毛女〉》一文则强调了《白毛女》是一种新的人民文艺，但是它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形式，因为原来说到民间文艺，好像是面对底层人的，是一种比较低级、粗俗的状态，走不进文艺的殿堂里边，《白毛女》出来后让人看到了这种状况的改变，用邵荃麟的话说，是从普及到提高的一个标志性成就。郭沫若、茅盾等人的评论代表了同时代人的“时论”，这些评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颇具启发意义。

　　《白毛女》是一部深嵌在时代变化中的大作品，《白毛女》的舞台呈现和评价，也与时代的风潮变化休戚相关。正如整个当代文学跌宕起伏的过程一样，关于《白毛女》的舞台呈现和评价，也深刻地内在于时代的变化之中，成为当代文艺乃至时代变化的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