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鲁迅给《生死场》写下的序言作为理解问题的起点。尽管作为现实中的作家，萧红早逝非常不幸，但作为文学史上的作家，她终究也算是幸运。处女作一出版便得到同时代最重要文学批评家的认可和推荐。《生死场》由鲁迅作序，胡风作“后记”，这在现代文学史上非常罕见。鲁迅的评价：“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胡风的评价：“这些蚁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就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的前线。蚁子似地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地为生而死了”，都早已成为萧红研究的经典评价。序言与后记与《生死场》如影随形，一直流传到今天。并不夸张地说，鲁迅、胡风的解读确保了萧红在现代文学史上不被忽略。事实上，在讲述东北作家群及左翼文学的时候，现代文学史从来也不会忘记这位女作家。尤其是鲁迅的序言，具有奠基意义，其后虽然研究萧红的文章繁多，但有冲击力的研究并未出现。

　　直到80年代，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出版。而最具颠覆性的评价出现在90年代末期，刘禾的著名论文《重返〈生死场〉》发表。她借用了女性主义理论，从而突破了长期以来对《生死场》“民族国家话语”框架的解读。她注意到《生死场》中金枝的困扰，对比了《生死场》与《八月的乡村》之差异，体察到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以及其对民族国家话语的抵抗，对鲁迅等人的解读表示了不满。在萧红的评价史上，刘禾的解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影响了诸多年轻学者对萧红创作的理解，使我们认识了一个陌生而新鲜的作品和作家。

　　但是，面对此一解读，我也有自己的困惑。比如，鲁迅和胡风为什么会不约而同读到作品中强烈的抗战色彩，彼时他们为什么不另辟蹊径而只以民族国家视角去解读？难道他们真的只是被男性视角遮蔽吗？也许应该回到《生死场》的创作语境去理解。当时东北沦陷，举国震惊。在这样的历史处境里读《生死场》，与我们今天时过境迁后读到的感受当然不同。批评家和作家处于共同的民族国家话语之下，他们和作者及其文本之间产生了奇妙的共振，这是非同时代批评家所不能感受到的。《生死场》使书斋中的他们对东北大地的理解更为痛切，也使他们重新认识东北人民身上“坚强和挣扎的力气”。重回历史语境会发现，鲁迅的看法和评价是恰切的，当然，当年鲁迅对《生死场》的解读也包含了他对沦陷的东北的深切关注和对彼时中国，一个“麻木的”、奴隶的中国与“警醒的”和抵抗的中国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