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审美趣味和能力的差异，批评家对于作家作品误判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当下批评主要的误判不是批判错了，而是表扬错了。

　　关于如何批评以及如何引导批评，太多急于找出真理的探讨反而可能导致迷失“本心”，我的态度是：顺其自然，不必焦虑。

　　当文学创作可以进行定量定性的技术分析，文学批评可以进行火候时长的测量控制的时候，其实文学创作和批评已经被消解了。所以，面对技术当道的评论话语，我不能不发问：当我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我们在关注什么？

　　文学首先是感性的通往心灵的东西，舍此，它和哲学和文化有什么区别？一部作品出现了，它或多或少打到了你内心的某个点，你对它有感觉，你对它有话说，才能形成批评。没有这一基本前提，批评家的技术再精湛，都是不适用因而无效的。迷恋看似很专业的文学理论术语操练的文学批评，可能懂得的只是文学理论，而不懂文学本身。文学批评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并没有那么多道理可讲；首先具备读者的审美水准，再来着眼复杂深奥的批评。如果没有前者却强行切入后者，那就好比不会走还想跑。真不能想当然地断定批评家都具备了一个合格读者的水准，有的或许懂文学，但转头去写评论又是另一回事，好像一个死魂灵附体，所操持的话语体系令其离文学骤然远去。这样的批评和批评家是没有灵魂且毫无魅力的，甚至蹩脚或自欺欺人，很难与作品和作家形成声气相通或彼此激发的良性互动。文学创作是灵动的，文学批评也不该是一张死硬的驴皮。文学批评之于文学，可以是春水泱泱的审美，也可以是火花四溅的锻打，惟独不该是干巴巴的“驴皮记”。那些拿着鞭子抽打着作家的评论家，或许以为自己在促使中国文学的车轮滚滚向前，但谁知道你抽错了没有呢？人情练达即文章，评论家自身懂得人心和人性、具备文学的审美和评判能力，是真正好的批评产生的前提。

　　我不认为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有那么重要的作用。这两个行当，其实经常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批评远远当不了创作的家。有时甚至是鸡同鸭讲，那就不如不讲。有哪个作家是看着批评的风向标去写作的呢？那他可能不是一个好作家。中国文学的高峰，都不是由于批评的先遣而出现的。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甚至还不明确小说是个什么东西。吊诡之处就在于：中国小说的最高峰，出现在不知小说为何物时，小说理论和评论更是没影儿的事。只要看看这个反常合道的例子，就会明白那些自以为逻辑上固若金汤、道义上天降大任的文学批评，有时候是多么鸡肋。当然，鸡肋也有存在的理由，毕竟闻之有味嘛，怕的是有些批评连味儿都没有，其存在只在于存在本身。其存在意义就是：作为一种反弹，确证了创作的存在，比如，作家可以自豪：我或者我的作品被评论了。文学创作是寂寞的，也许文学批评的某种意义，就是为文坛制造一点响声，以免作家们有走夜路的感觉。走过夜路的人会有这样的体验：有人声害怕，无人声更害怕。无论是激活还是陪跑，批评的存在与创作都是一对互文，都应该彼此感激“有你而不寂寞”。这样的状况，我想是长久甚至永久的。至于更多的上升到生死存亡的意义，可以不去强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