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人们都认为 “从夫子游”，是中国读书人所悠然神往的求学从师之道，周一良、孙芸斋二位先生的读书记却在字里行间提示我们：完全可以将“从夫子游”与“从夫子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最近拜读周启锐先生编辑的《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版），该书收录了周一良先生为自己所藏一万多册书写的题记。编者说，他们抄录所有这些内容的“总体想法是，反映他（周一良先生）从私塾到进洋学堂再到‘留洋’的过程，学术有成的读书进程和涉猎范围。同时，从侧面反映出在时代的大变迁中书生大起大落的曲折经历和思想动态”。

　　小小的题记，而有如此大功用，确实令人意外惊喜。细读该书，不就等于间接造访一代学术大家的书房，“现场聆听”他对自己所读书的最精要介绍吗？真是难得的“从学”机会。有些书，如果碰巧自己也读过，或许还能验证一下自己的品位、眼界和胸次与周先生的差距。倘若能够偶尔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时候，岂不立刻要在空白处写上一句“不亦快哉”！

　　说起来真有几分荣幸，在翻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周绍良友朋书札》的次日，我竟然在《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那则题记中看到周一良先生写着下面这段话：“平生最喜阅读手札墨迹。今日会后归来，看一下午翻阅完毕，文史界资料不少，如向先生诸札，尤感亲切”。周氏兄弟先后“莅临指教”，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巧合！不学如我，虽不敢谬托周夫子的同好，但看到“平生最喜”这四个字，确实难掩心有戚戚焉的激动。

　　而这小小的巧合，也让我更留意到，周先生对所读之书所做的区分。比如，《李义山诗集》的题记仅写着“一良读过”；而《观堂集林》的扉页则写着“一良爱读之书”；与之可以对照，《通雅》一书上则写着这样一段话：“方以智特立独行，自沉于惶恐滩以殉末明。此书实开乾嘉朴学之河；夙喜读之”。而那本《世界历史大年表》，周先生虽然没有对之下任何断语，却是在上面留下文字最多的一本书。这当然是先生历史学家的身份所决定的，但也足见先生对该书的看重和阅读次数之多：出国旅行时，他甚至也带的是这本书。而细看其中的文字，则在大历史的缝隙中，既有个人感念也有对苍生社稷的情思。既写着“三十八年五月廿七日以人民券一百二十元买于东安市场”，又写着“真理是时间的儿子”；既写着“此书于一九六七抄家时抄走，十年来读史时手头无年表供翻检，极感不便”，又抄录了顾亭林的话“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临山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论今”。

　　当然，直接标明“爱读”或“夙喜读之”，无疑是带着周先生个人的学术旨趣乃至偏好的，但善于选书，不就是读书人的必要条件吗？请看《世说新语》一书的题记：“一良藏书。朱笔为三十年代读时所写，墨笔为四十年代手迹，铅笔则七十年代重读时所记也。七八年一月二日题”。这应该是说，选准了一本真正值得读的书，是要一读、再读，甚至读上一辈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