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美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成果凸显了电子媒介和数码媒介对文化生态空前强烈的影响和塑造作用。当代媒介文化生态的剧变客观上使再现型的传统文艺美学范式遭到非再现的虚拟美学范式的冲击。如果说历史上美学形态曾发生过几度变换，产生过古代世界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伦理教化型美学、现代性文化的审美自律型美学，那么，数字媒介转型正在促成一种艺术—传媒化合型的新型美学形态。数字美学、网络美学、虚拟美学有可能成为21世纪文艺和审美中富有朝气的新形态。多元并存、立体伸展的媒介融合集成的“全媒体”格局和文艺跨媒体运营的实践经验为当代文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域，开启了新的问题意识。当代文艺学需要因应时势，积极转型，从传统文艺学的语言学思维模式转换到数字媒介学文论研究模式。

　　作者简介：何志钧，男，1971年生，文学博士，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山东省首批签约评论家、鲁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委员会副主任、中文系主任，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文艺学方向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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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学”（Ecology）一词由德国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 l）在1866年率先提出，他所谓的“生态学”（Ecology）更多关注的是生物圈、生物环境。“即自然环境里诸元素的互动，他特别强调这样的互动如何产生一个平衡而健全的环境。”[1] 恩斯特·海克尔所谓的“生态学”仅仅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种“生态学” 显然是针对生物界、自然界的学科门类和范畴，关于这一点，比利时生态学教授P.迪维诺在其《生态学概论》中也曾做过较系统的界说，他指出“从理论上而言，生态学就是研究生物的聚居地，也就是研究生物的生境。”“然而实际上人们却将生态学看成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科学；由于生物与其环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此生态学可以说是一门研究具有复杂功能的生物系统的科学；这些复杂的生物系统就被叫做‘生态系统’；此外，生态学还包括各种生物本身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2] 长期以来，生态、生态学基本上局限于生物学研究领域。但P.迪维诺的论析已经显示出了一种新的可能，那就是生态学也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如此一来，人类社会生态、精神文化生态、文艺生态也就势必成为生态学研究中新的生长点，文化生态势必成为生态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此，文化生态绝不仅仅是一种比附性、隐喻性的说法，这是因为精神文化也是整个宇宙生态系统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精神文化生态系统与宇宙生态系统具有着种属关系。自然生态环境、生态系统各要素的内在关联和相互作用对人类的精神文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人类的精神文化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反作用于整个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巴特森在其《走向精神生态学》一书中就曾指出人类既往关于人类本性和人与自然环境的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传统价值观乃是导致地球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精神生态与宇宙生态密切相关，因此建设一种理性、稳态的价值体系和“高级”文明对于改善生态环境至关重要。[3] 20世纪以来的北美媒介生态学家们，诸如芒福德、麦克卢汉、尼尔·波斯曼、詹姆斯·凯利、保罗·利文森、梅洛维茨、兰斯·斯特雷特等人则更自觉地关注文化生态，他们认为人既生活在自然生态环境中，更生活在文化环境中。媒介、技术等既构成了当代自然生态环境的一部分，也深刻影响着自然生态，创造着一种新的文化生态。尼尔·波斯曼还从词源学角度作了分析，他指出亚里士多德使用“生态”的本原意义是“家庭”或“家居环境”（household）。意在让我们的家庭保持精神上的安稳，强调精神安稳的重要性。19世纪德国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则赋予了“生态”现代生物学的意义。尼尔·波斯曼主张把生态一词的古代意义和现代意义联系起来，他更强调的是文化的象征性平衡。[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