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精神叙事贯穿于作家的创作之中，却很少有人细细端详它、分析它。大家更多关注的是创作中的现实，比如社会发展、日常生活，内心冲突、精神命题被掩盖在现实之下，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聚焦精神叙事的作品，似乎也不属于创作的主流。然而令人欣喜的是，青年一代的作家、评论家已经关注到这一问题，并做出了属于自己的探索和努力。

　　7月21日，由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文艺报社和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主办的第三次青年批评家论坛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何向阳主持，梁鸿鹰、陈福民、李建军、张莉、计文君、杨庆祥、马小淘、石一枫、丛治辰、李宏伟、季亚娅、文珍、岳雯等以弋舟作品为例，围绕“内在性与精神叙事”的主题展开讨论。

　　当下精神叙事的“缺席”

　　“内在性与精神叙事的话题之所以难谈，是因为它已经被闲置太久。”评论家陈福民说，这种“闲置”并不是某一位作者、评论家刻意所为，而是源于20世纪以来的时代背景和种种变革。他举古代为例，说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样的先人文字中，“精神”和“商业”基本属于二元对立状态，但如果把这种古典的精神叙事方式照搬到当下套用，就会显得非常“不靠谱”。当下的写作者面对精神叙事，不能片面依靠意识形态和历史知识，而必须要考虑到人类精神所表征出的各种文化的后果，其中就包括庞大的商业伦理和商业精神——不能将其一股脑儿扔到对立面去讨论，而是要将其融入到自己精神世界之中，诸如此类的问题，构成了精神叙事“难谈”的原因。

　　有些作家的创作十分突出思想意味，但却往往没有办法在他所要求和期望的精神层面，把自己的人物、作品往前推进。所有精神性的构建，最后都归于形而下，诸如主人公赚不到钱、生活失败等等，缺乏精神性的对话和精神性的解决之道。评论家杨庆祥认为，这要归因于近百年来现代写作的精神资源一直缺乏更悠远的传统。有作家怀念上世纪80年代，回到那里寻找精神资源，他觉得行不通。“这可能不是作家本身的问题，是我们整体的文化生态都出现了问题。怎样去重建传统，这才是我们真正去思考的问题。”

　　作家计文君也秉持相似的观点。她说，面对今天的文化生态，可能真的需要完成一次变异，一次净化，在21世纪的文化空间，树立起有生命力的传统。在这样的生态中，才会产生更多能够“活下去”的作品，“否则我们将和文体一起变成博物馆里的化石标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