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无论在艺术性上，还是在思想性上，小说《红王妃》在文学界都获得了很高的赞誉。不过，在赞誉的光环之下，其深层次隐含的文化霸权和东方主义却不容忽视。由于作者在不同场合多次声明自己奉行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并且在小说中也不时地加以昭示，所以人们容易被蒙蔽，而作者选择朝鲜历史上的王妃洪玉英的亡灵作为叙述者，使得来自自我东方化的新东方主义策略更具欺骗性，因而，读者对此类作品更应提高警惕，不可失却批判的声音。

　　【关 键 词】《红王妃》/文化霸权/东方主义

　　【作者简介】刘国清，男，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英国当代文学。

　　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在2004年创作的《红王妃》是作者在读完《王妃回忆录》(韩国称为《恨中录》，亦称《闲中录》)受到强烈震撼而创作的一部跨时代、跨地域、跨文化的力作。因《红王妃》在体裁上有别于作者原来的创作模式，大胆地进行了艺术创新，即“跨越了自传、传记和小说的文类界限”[1](79)而获得了文学界的很高赞誉。《红王妃》分为古代篇、现代篇和后现代篇。古代篇讲述了在朝鲜历史上家喻户晓并颇受尊崇的献敬王妃洪玉英，在朝鲜民间称为“洪夫人”的宫廷生活和悲剧人生，由王妃离世二百余年的阴魂以第一人称向世人倾诉。现代篇是王妃的亡灵以第三人称讲述她选中的替身、一位叫芭芭拉·霍利威尔的英国当代女学者的悲剧性婚姻及其在韩国的一段浪漫经历。后现代篇沿用现代篇使用的王妃亡灵以第三人称叙事，该篇采用开放性的结尾，讲述现代篇中的主人公芭芭拉·霍利威尔为完成在首尔邂逅的荷兰情人、人类学家占·范乔斯特的遗愿，与占的遗孀维维卡一起养育一个中国孤儿陈建依的故事。

　　从《红王妃》的结构设计上看，德拉布尔可谓是煞费苦心。古代篇主体上是离开人世的红王妃对自己所生活时代的历史文化与宫廷生活所做的回顾，而且不时地以一种穿透古今的鬼魂叙事对在世时发生的事件和当今发生的事件进行评点，从而将过去与现在、朝鲜与西方巧妙地连接起来。现代篇则实现了由伦敦到首尔在空间上的移转。虽然该篇主体上在展示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但也不时地加入全球化时代的韩国文化，甚至还有中国文化；既有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同质化的现代文化，也有东西方对彼此文化的不解与困惑，包括已在另一个世界的红王妃对英国文化的不解和本篇中两位主人公对东方文化的困惑。后现代篇虽然很短，但无疑是对实现东西方文化相互理解、交流融合所做的一次尝试。从中国孤儿院领养的中国小女孩陈建依在两位西方妈妈维维卡和芭芭拉的共同呵护下在异国他乡健康成长，她身上肩负着沟通与融合东西方文化的重任。从表层上看，《红王妃》的古代篇和现代篇展示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恰恰是为了增进彼此间的了解，而后现代篇承载着作者沟通与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美好愿望。在接受韩国学者李良玉采访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道出了《红王妃》的创作意图：“我想谈的是文化理解与误解的问题”，“我们生存在文化相对主义的时代，彼此理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生活的世界需要彼此理解，至少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不能彼此理解对方。这就要求我们跨越文化并且明白文化之间有接触的可能，这就是小说所要表达的内容。”[2](161～162)《红王妃》中既有东西方文化间的误解与困惑，也有彼此间的沟通与理解。显然，作者在小说中写文化上的误解与困惑的目的，就是为了凸显东西方文化间沟通与理解的重要性。于是，《红王妃》便被认为是具有全球视野、“代表东西方之间相互沟通与相互理解的未来及希望”。[3](65)遗憾的是，评论界却对于小说中隐藏于表层之下的文化霸权和东方主义缺少认识。不管《红王妃》的鬼魂叙事多么别有创意，也不管作者想传达的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流(并达到相互理解和文化融合)的理念多么诱人，对于读者，尤其是东方读者，不要轻易被这些表面现象所蒙蔽，对于隐藏于文本中的文化霸权和东方主义的内涵需要细心挖掘并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可忽视，更不该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