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是中国现代喜剧研究的专家。30年间，他对偏冷的喜剧和喜剧学研究一直倾注着巨大的学术热情，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近期出版的《三十年代民国喜剧论稿》不仅是他喜剧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中国现代喜剧研究的最新收获。

　　标志着张健学术生涯起点的《三十年代中国喜剧文学论稿》是海内外第一部研究中国现代喜剧的断代史论著。但是，如果说这部起点很高的著述只是作者关于中国现代喜剧理论与创作的研究论纲，那么该书则是其经过整体审视与系统研究之后的扩展版或升级版，实现了古与今、中与西、宏观与微观、理论研究与作品研究有机融合的学术追求。因此，不能简单认为是旧作的再版或修订，而应视为一种学术思想与研究理路不断拓展、深化和完善后的改写、补写或重写，应视为突破旧作框架和内容的一部“新著”。这种“新”主要表现在：

　　第一，纵横捭阖的理论视野。从本土文化视野看，作者的研究并没有仅仅囿于中国现代喜剧成熟期的20世纪30年代，而是以此为原点，前溯后拓。先秦至宋代儒道思想支配下的前古典时期，中国传统喜剧观念基本形成了主体内向发展，重生命体验和精神愉悦的价值导向；宋元至明代的古典时期，传统喜剧观念关注娱乐性和艺术性，更加执著于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和社会正义的主观期盼；明朝中叶以降的后古典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传统喜剧观念游戏精神的膨胀和对排遣苦闷心理需求的强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喜剧的滥觞期，传统喜剧观念中的消极因素受到了进步思想文化界的严峻挑战，传统喜剧精神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鄙夷和敌视。对此，作者一方面为传统喜剧观念进行了有力辩护：“在对于喜剧的本质理解方面，多数批评者并没有高于传统民族喜剧观念之上的认识高度”，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中国传统喜剧观念的致命内伤：“对于我们民族的喜剧传统，人们应当自觉地扬弃那种极易流为面对现实苦难的一种低调的补偿性的精神满足的倾向”。《论稿》不仅前溯中国喜剧的历史，还将民国喜剧延伸到40年代中国现代喜剧的黄金期。至此，中国喜剧已基本完成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历史转型。同时，作者还将民国喜剧与社会、时代紧密结合，探讨了喜剧发生与发展的外部规律。在这种历时性文化视野的纵向观照中，30年代民国喜剧的观念形态和艺术成就便得以彰显。

　　从西方的文化视野看，中国现代喜剧观念的生成，一方面需要对传统喜剧观念进行扬弃，另一方面也需要西方喜剧理论进行激活。因此，《论稿》认为亚里士多德之后，喜剧是模仿“坏人”与表现“丑恶”便成了西方人理解喜剧本质的一种普遍观念，以讽刺和嘲笑为主的否定性喜剧也成了西方喜剧世界的主角。经过莫里哀和哥尔多尼时代，直至黑格尔、别林斯基开始，西方喜剧理论的思辨深度才有了质的飞跃。作者详细论述了对中国社会及意识形态都产生深刻影响的马克思的喜剧观念，独具慧眼地指出了王国维深受西方生命哲学影响却鲜为人知的喜剧观，即以讽刺和幽默两个关键词为轴心建立起的“痛苦说”。这是王国维对于中国现代喜剧观念最大的理论贡献。王国维之后，林语堂对欧美幽默思想的借鉴、丁西林对英国近现代喜剧的吸收、陈白尘对俄国果戈理喜剧的拿来，等等，都是吸纳西方文化的自觉行为。正是在中国喜剧界面向西方博采众长的横向文化观照中，作者全面展现了民国喜剧繁荣的西方影响源流，使其论述在中西文化的遇合中建立起深厚稳健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