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怀超像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男孩儿，带着透明的纯洁，带着江苏某个村落的淳朴民风，来到鲁迅文学院，与我成了同学。每见他涩涩一笑，又白又嫩的脸上，总会一左一右同时现出两个酒窝，若带着假发，那定是百分之百的“娇媚娘”。可他走起路来，手像是终日不愿离开裤袋，一副故作老成的样子。不论何时，手插在裤兜里，便成了他的标志和特点。生活中傻乎乎的他，在文学上却是聪明的，一篇《苍耳：消失或重现》就足见他将生活中的聪明劲儿都挪到了文学思考上，他将中国传统诗学里的比兴手法借用到散文中，以物喻人，借物抒情。“他们就像四处觅食的鸟儿，离开乡村的枝头，在城市的水泥马路上捡拾遗弃的果实。他们时刻担心自己迷路……更为触及疼痛的是城市的眼睛，冷漠、怀疑、鄙视甚至厌恶，他们是流动的毒瘤，每到一处，就是铜墙铁壁般的戒备。”“在那熟悉的场景里，我仿佛看到村庄的生死、内心的荒芜……猛然间，你会发现村庄里多是些苍老的身影，伴随着落寞的愁容，恰似一株株肥头大耳的苍耳，填补这废弃的村子。”

　　《苍耳：消失或重现》看似写苍耳之孤独，实际上暗喻自己之孤独，更是在写一个群体的孤独，从知识分子到农民工，从农民工到留守老人，从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人生在世，哪个没有过被人忽略、蔑视或不被人理解的孤独感呢？

　　或许一篇4000来字的散文写出有关“孤独”的思考并不奇怪，可是这种思考有没有写“滋润”？思考的背后有没有人？是干摆理，还是通过艺术的手法让思考滋滋润润地镶在文中再生动地“妙喷”出来？是单写自己，还是写出一种广度和共鸣？是将孤独感滞留在文本中，还是从文本之中生动地延绵到文本之外？这便是文学内在层次的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