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祖尧是文学创作的多面手。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戏剧……样样都有出色的篇章。作为文学晋军的第二代领军人物，他不但以骄人的创作实绩为三晋文学增添了新光彩，而且做了大量组织工作。不论是活跃基层文化活动、培养本省文学新人，还是在为文学事业建言献策等方面，他都认认真真地投入大量精力，做了大量工作。

　　作为学机械制造的江苏人，祖尧一走出校门，就被分配到煤都大同。他的作品题材广泛，而写得最多，一辈子都使他魂牵梦绕的，是煤矿工人的生活。人们习惯于把许多山西作家称为“山药蛋派”，祖尧从赵树理、马烽、西戎、孙谦等老作家身上继承了许多优良传统，如深入生活、乡土风味、雅俗共赏，等等。但我以为，不必把他归入“山药蛋派”。他算什么派？正如他自己说的，他坚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阐明的文艺方向和道路，一辈子毫不动摇地身体力行之。从生活中吸取素材，发现问题，发现人物，真实地再现生活，把实际生活典型化，这是他一辈子的艺术追求。祖尧是一位鲜有摇摆性的作家。一辈子写煤矿生活，一辈子走现实主义道路。他的读者，他的影响面，当然不止于煤矿，也不止于工人，但他无疑是我国写煤矿生活的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家。如果说他属什么派，我以为他自成一体，是个执著的现实主义者。

　　18年前，我有幸参加在北京举行的《黄河落天走山西》座谈会。这是我有生以来参加的惟一一次焦祖尧作品研讨会。那是一部笔墨细腻、气魄宏伟的长篇报告文学。把握生活的深入细致、人物刻画的鲜明生动、时代风云的大开大阖，都使我惊叹不已，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学识的广博。最近，细读《跋涉者》，再度使我感慨丛生。

　　不少评论家认为，《跋涉者》批判了经济建设中“左”的路线，作者自己也这么表白过。我以为《跋涉者》诚然批判了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莽冲莽撞的“左”的错误，但其意义决不限于展示了“路线斗争”。老作家王汶石在给焦祖尧的信中说，《跋涉者》的“主要贡献，是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杨昭远这样一个难得的典型”。我赞同王老的意见。我以为，《跋涉者》成功塑造了新中国干部队伍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典型，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

　　邵一锋和吴冲是同一类型的干部，只不过前者更含蓄内敛、更工于心计；后者更嚣张放肆、更善于赤膊上阵。对于邵一锋这样的干部来讲，最重要的是个人的地位、升迁，什么人民的利益、人民的事业，只是挂在嘴边，在心目中是没有任何位置的。这样的干部往往特别善于揣摩领导的意图、观察政治风向，千方百计讨上级欢心。中央有什么新的部署，他们肯定会做出大力贯彻的样子，但只会耍花拳绣腿、搞形式主义、甚至把正确的方针层层加码、推向极端，以至完全变了味。大跃进年代，邵一锋等人努力贯彻“左”的方针，不顾客观条件，不顾工人安危，一味追求高指标，以至造成严重的工伤事故。粉碎“四人帮”后，他积习难改，和吴冲等人不惜违反科学规章，拿工人的生命安全当赌注，继续搞他的“政绩工程”。这种人不是哪条政治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他们没有坚定的政治信念，有的只是无限膨胀的私欲。为了谋取私利，可以不择手段。“左”风盛行的时候，他们可以比谁都“左”。“右”风盛行的时候，他们也可能“右”得出奇。这种人物不但存在于煤炭战线，也存在于各行各业；可能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也可能出现在今天或明天。如今，违反群众意愿，违反科学常识，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政绩工程”这样的事情不是仍然在发生吗！作者写出了人物的所作所为，也写出了行为背后的灵魂隐秘。所以，这样的人物形象具有很高的警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