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新书《床畔》首发式前晚在北大举行，主题确定为“我为什么写作”。为了壮大声势，出版社特意按照严歌苓的要求（刘震云语），选择了“男的”、“必须是在一个出版社出版作品的”、“在北大必须具有极大的号召力”的刘震云作为对谈者。两个重量级作者、一个严肃的主题，按说对谈应该奔着高大上方向前进了，不过全场听下来却发现，两人谈话基本不在一个频率上——严歌苓主要负责现实、严肃，刘震云则自动承担起了负责天马行空和搞笑的责任。为了让读者的思维不至于过于分裂，我们只能把对谈割裂，分头叙述对于《床畔》，他们究竟谈了什么？

　　护士爱上“植物人” 读者直呼“不理解”

　　严歌苓：我不明白什么叫接地气

　　《床畔》的故事要从1976年的西南小城讲起。19岁的万红，护校刚毕业就来到川贵深山间的一个野战医院。她的使命是护理铁道兵张谷雨这位“活烈士”——他是个植物人。严歌苓说，这部小说是一名年轻的军队女护士和她护理的一个英雄铁道兵的爱情故事。严歌苓十分“极致”地描述了护士和植物人病人之间长达几十年的感情，万红甚至为了这个素昧平生、没有言语交流过的病人多次拒绝了爱情和婚姻。但这样的尝试也让读者感到“难以接受”，甚至有读者觉得女主人公“不接地气”、“生活中不可能有这种人”。面对质疑，严歌苓云淡风轻地称自己是个特别固执的人，“我就是执迷不悟，喜欢什么就会一直做下去，文学就是这样的”。“我不明白什么叫接地气。这本书是象征主义写法，不是写实主义，不是经验主义。如果完全写实，卡夫卡的《变形记》就不存在了。”

　　尽管并非写实主义，但是这部作品却丝毫不缺少细节。严歌苓遵守着自己实地调查采写作品的原则，详细查阅了有关植物人的资料，还住在医院二十天来观察护理细节，“我一个最好的朋友在医院当护士，有几十年经验，我写作时曾详细问过她很多细节。”

　　严歌苓脱下军装多年，但她依然认为从军生涯对她影响至深。“我在部队呆了13年，写军队对我来说是一种怀旧。”她说，军队生涯让她提纯出万红的故事，这对自己的青春也算是有一个交代。她介绍，《床畔》从构思到完成长达20年，整整写了三遍。对于小说的名字《床畔》，严歌苓也是几经斟酌，最开始发表在文学期刊时名叫《护士万红》，出版成书又改名《床畔》。对此，不仅很多读者表示更喜欢《护士万红》这个名字，连严歌苓自己也有些懊悔，曾经想在最后一刻将名字改过来，但当时书名已上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为时已晚。

　　几乎每年都能看到严歌苓的文字作品面世，而经由她担任编剧的影视作品也不间断。不过她介绍，《床畔》不会与张艺谋合作，“在改第二稿时，张艺谋已经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