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览李凖的所有作品，惟有《黄河东流去》带来的阅读热情和艺术震撼不曾减弱，这既缘于其在我童年经历中留下的深刻记忆，同时也由于其浑厚苍劲、大气磅礴的美学力量。在我与“四圈”以及其他“河南侉子”的不断重逢中，阅读、欣赏、玩味逐渐含纳为沉郁的情感共振和沧桑的人生体验。黄河向东流，难民往西逃。每当在陕西的西安、咸阳等地听到高亢硬直、慷慨酣畅的豫剧唱腔，我都不由得会想起那幅悲壮遒劲、令人“血气为之动荡”的“流民图”——《黄河东流去》。

　　逐渐了解了李凖，他强烈的自省精神、自我解剖的无畏勇气所表现出的道德境界和人格光辉，更令人尊敬、钦慕。《黄河东流去》正是在这样的精神视镜里“涅槃”重生的佳构杰作。他在《黄河东流去·开头的话》中写道：“……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在一场浩劫之后，大家都在思考了：思考我们这个国家的过去和未来，思考我们为之付出的带着血迹的学费，思考浸着汗水和眼泪的经验。我作为一个作者，思考不比别人更少，这两年来有多少不眠之夜啊！”他的 “思考”，不是清算某些个体在历史中的责任，而是“造成这些浩劫的根源”，即“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的生命力和因袭的沉重包袱。”(《黄河东流去·代后记》)李凖以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和难得的道德勇气，严肃甚至严苛地审视和反思自己前期的写作，同时也是在以个体为经验，翻检一个时代的文学。他发现，包括自己在内的不少作家，在为时代“鼓与呼”的同时，丧失了独立思考的权利。他说，“作家必须独立思考，没有独立思考就不要当作家了”，这是几十年来的惨痛经验。“我欠了很多账。这个账就是我50年代写了一些不真实的作品。当时我是满腔热情，太幼稚，只知紧跟形势，配合运动，没有独立思考。我在合作化期间写的反对‘小脚女人”，批判‘右倾保守’的作品，今天都拿不出来了。为什么？就是不真实。这是我要永远记取的教训：粉饰生活的虚假的东西好写，但是短命；反映生活真实的作品难写，但有生命力。”(《在黄山笔会上的发言》)这种披肝沥胆的自我反思，痛陈弊病，带有李凖豪爽质朴、快人快语的个人风格。这种理性思考的意义不会局促于他的创作，必然牵涉到一批作家，涉及到一个时代作品的重新估量，因而引起不少人的不快甚至批评。李凖并没有因此停息，直到1997年，他还在反思自己的作品，担忧自己的作品“甜、少、速朽”(孙荪：《怀念李凖》)。

　　回顾李凖的小说写作，从《不能走那条路》到《李双双小传》到电影《大河奔流》，他的作品清新、朴实、浑厚、幽默，“洗练鲜明，平易流畅，有行云流水之势，无描头画脚之态”(茅盾语)，洋溢着喜剧气氛，但几乎都是观念先行，机械化、简单化地反映生活。他在与时代的“共鸣”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同时也失去了独立的思考。《不能走那条路》反映的主题固然重大，但不是作者提出来的，基本上是对政策、路线的文学性阐释，没有作者的深刻思考，更谈不上对文化、伦理、人性等的挖掘和表现。《李双双小传》相对则比较成功，人物性格鲜明、生活气息浓郁，歌颂了敢想敢为、关心集体、大公无私的精神，批评了基层干部自私自利的行为。不过，李双双的形象渲染过度，完美而不真实。她学技术、搞改革，养猪、办食堂，干一样，成一样，几乎没有丝毫缺点；她方向明确，意志坚定，思想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反复，村支书对她也是言听计从……这些都过于简单。作者停留在生活的表层，回避了现实生活中的严峻矛盾，乐观地表现了农民对“大跃进”的认同，体现出浪漫主义精神，缺乏现实主义力量。他也曾偏离主流意识形态预设的轨道，但很快就被拉了回来。当然，这不是李凖或某个作家的个体问题，而是时代规约下的普遍限制。夸过其理，名实两乖。“运动文学”是没有生命力的，李凖对此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通过全面的反思和自省，回到了对现实和历史思考的自觉状态。他要写一部不朽的大书，这就是《黄河东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