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笔下，有动荡历史里的人生悲歌；她的笔下，有战争岁月中的阴差阳错；她的笔下，也有当今社会的悲欢离合——严歌苓长篇小说新作《舞男》近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刚卸任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的她，昨天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谈一谈文学，聊一聊电影。

　　为了写小说学跳舞

　　严歌苓与上海，关系匪浅。她说自己家里往上五辈，都是上海人，骨子里流的都是上海的血液。家人沟通的主要语言，是上海话，因为奶奶只说上海话，然而她自己，在四川居住了十几年，在北京住了八年，“我是来自上海的基因，跑了五洲四海，回到上海看上海”。　　《舞男》里的主线，是舞场里的舞先生杨东邂逅了中年精英张蓓蓓，地位悬殊、文化背景悬殊、年龄悬殊，这两个男女，上演了一场曲折生姿的情感大戏。小说穿插了游荡在舞场里的上海老克勒石乃瑛的灵魂的叙述，这条副线，是主角情感世界的参照系，也烘托出摇曳的上海味道。

　　给了严歌苓第一颗创作种子的，是她的表姐。单听表姐的介绍，还不够，为了写《舞男》，严歌苓还特意去学跳舞，“我本身是跳舞的，但这种舞我不会跳，所以想学，至少对气氛有所感受，才能把这当中的感觉写出来。”一开始去了大的舞场，后来改在一个区文化馆，原因是，“那个地方要便宜一点”。严歌苓说，自己为每本小说做经验累积都要花很多钱，所以希望成本不要太高。但她认为，小说的细节是很难编造的，一定要经过自己非常细心的观察，在脑子里存档。但无论是为了小说去学跳舞，还是搜集准备资料，对于她来说，都是件很开心的事情，“都是一种自我充实”。

　　我有一个故事抽屉

　　《舞男》里，杨东受不了张蓓蓓的操控，一度离家出走，和一个女孩在小镇上同居。这个情节来自严歌苓听来的故事。“有一个文工团跳舞的演员，后来不跳舞了，改行做化妆师，给各种大型演出化妆，很赚钱。他的先生很老实，两个人原本非常般配。但是这个女人的经济地位的提升，造成了丈夫没法平衡，两个人的关系变化了。有一天，这个非常老实的丈夫不见了，后来他在一个偏僻的镇子上使用了信用卡才被找到，原来他是跟一个年轻的卖烧饼的姑娘私奔了。”

　　严歌苓说，她很喜欢积攒故事，她有一个“故事抽屉”，每次听到这样觉得可能发展的故事，就会留在这个抽屉里。“我觉得我是一个安静的人，看和听比较多，哇啦哇啦讲的比较少。我是一个非常能在生活中发现故事的人，我喜欢听人家讲故事，哪怕是在公共汽车上，在美国的轮渡上，听到人家在讲话，我都会抓到一两句很有意思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