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在文脉渊深的齐鲁大地，女作家的创作素来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这块土地曾养育了古典文学史上几乎惟一被允为经典女性作家的词人李清照，而现代以来，众多鲁籍女作家以她们纤敏又顽韧的创作成为“文学鲁军”的重要组成。一个最近的明证便是，山东省作协签约的几批作家中，女作家不但名额占了半壁江山，创作水准也丝毫不逊色于男性同行，她们中的代表人物在全国范围内也有着较大的影响力。本文拟结合山东省作协第四批签约作家中东紫、常芳、艾玛、杨袭、刘爱玲、郝炜华等六位女性小说家的近作，做一简单述评，以期呈现她们写作的别样光彩。

　　以“涔水镇”系列小说成名的艾玛，其创作在走出“涔水镇”后愈发显露大气而富有思辨的气相，在“70后”一辈的女作家中，她对小说之“理”和人性之罪的勘探相当深入，也相当独特。在创作谈中她曾经提到，她非常喜欢阅读维特根斯坦。也许正是这种哲学性的阅读启发，赋予她一种从平庸的日常生活里提纯出有关人的生存困境的本质问题的能力，就像有人说的那样，“哲学差不多就是把我们最隐晦的灵魂和最明晰的逻辑连在一起的努力”。同样可以将“隐晦的灵魂”和“明晰的逻辑”连在一起的另一行当应该是法学——法官或者律师必须要以后者去揭示或照亮前者，呈现罪与罚的症结抑或真相。而在成为一名小说家之前，艾玛恰恰是一名法学博士，并曾打算以律师为业。不知道这是否构成她偏爱维特根斯坦的缘由，但可以确定的是，法学背景又赋予她的小说某种特别的质地或者说是辨识度，无论是素材本身还是处理素材的方式，都深深印刻下法律的印迹，《一只叫得顺的狗》《小强的六月天》《初雪》等名篇都是如此。艾玛在去年年底发表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四季录》，小说从一桩被误判的案件写起，以多线索的交织呈现出一个时代的罪感，并烛照人性的荒芜，体现出当下写作难得的严正的知识分子立场。

　　和艾玛类似，东紫药剂师的职业出身也让她的小说有独特的面向，她为数不少的小说人物身份是医生，为数不少的人物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医学病症，如《显微镜》里印小青的洁癖，《老白杨树村的老四》里老四的异装癖，《北京来人了》里主人公的心理偏执，又如《被复习的爱情》《左左右右》《乐乐》等以医生面目出现的各色人物。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曾提出，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患最自然最健康的方法是尽可能摒弃“隐喻性思考”，但是她也承认，“要居住在由阴森恐怖的隐喻构成道道风景的疾病王国而不蒙受隐喻之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桑塔格的结论和担忧反过来提醒我们，疾病，无论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内在的还是外在的，社会和医学赋予它的种种附加性的心理解释和道德说教往往对应人类存在的断裂体验或类似的窘迫困境，把疾病去隐喻化的还原过程何尝不是索解疾病的象征深度和可阐释性得以形成的过程？笔者以为，正是在这一点上，东紫对病痛、伤害与耻辱等消极人生经验的积极展示获得了其意义，疾病与治疗的辩证关系是其写作的重要策略。她的新作《红领巾》从一个孩子对“红领巾是烈士的献血染成的”这一象征说法的恐惧写起，同样隐含着一个病症与疗治的关系结构，小说以高度情景化的方式反思历史教育、家庭教育和被规训的孩子的天性，看似即兴的生活场景却因此具有了相当的纵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