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短篇我是新手。

　　不不，准确一点说，是多年生疏之后寻摸着重新入门的那样一种人。

　　回想40年前，跟大多数年轻写作者一样，我也曾是从短篇起步进入文坛的。上世纪80年代有几年，打开“报刊小说选目”，同一个月的目录里能见到我的三四处名字，可见年轻时也是个勤奋的女孩儿。可惜写来写去写不好，总在潮流之外转悠，也入不了评论家的法眼，自己觉得很无趣，遂放弃短篇，专攻中篇，后来又迷恋上了长篇，再后来更是一头扎进了儿童文学。反正就是，三心二意没个长性，什么都试试，什么都没做到最好。

　　转眼已到退休年龄，老眼昏花，读长篇巨著实在太费劲，什么都不读又难受，干脆把家里的短篇小说集找出来读。读着读着有了感觉，心里面那只打盹儿的小老鼠忽然抬了头，蠢蠢欲动起来。大约从前年开始吧，试巴试巴，我又学着写起短篇来了。写了两个，一个给《中国作家》，一个给《北京文学》。还真是幸运，两个短篇居然都得了奖：前一个叫《宠物满房》，是《中国作家》的年度奖；后一个叫《万家亲友团》，是《小说选刊》的年度奖，后来又得了北京市政府三年一度的“北京文学奖”。成绩还不错，大长我信心。再接再厉，一气儿又写了几个，在各家刊物陆续发表出来，纷纷获得选刊转载。如今又承蒙北岳文艺出版社慧眼抬爱，结集成这本小书《珞珈路》。

　　2016年底，在第九次作代会上碰到安忆，她说刚看了我的一篇《布里小镇》，乐死了，问我是不是写了我自己的遭遇。我说不是。还幸好不是，如若我先生是小说里的那个苏明，估计我们两个就过不到今天了。契合之处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的确作为“陪读家属”在英国的某个大学城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且我先生是学工科的，工科生的偏执、一根筋、钻牛角尖，我多多少少从他和他的朋友们身上有过领教。

　　生活是琐碎的，琐碎的生活写出来往往就是荒诞的。年轻人对这样的荒诞未必能够心领神会，要上到年纪，活到风轻云淡的时候，读着这些家长里短的碎碎屑屑，才能如安忆这般乐不可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