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郭红松

　　1944年一个寒冷的冬夜，父亲刚刚把筹到的粮食挑回家，外面就传来了“嗵嗵嗵”的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是区上的通讯员，父亲知道他肯定有急事，忙拉他进屋说话。对方从怀里掏出一纸信笺，说道：“区长让你务必在三天内把军粮送到临川去。”说罢匆匆去了。

　　插上门，父亲又把信看了一遍，半天不吭声。

　　“临川多远呀，插上翅膀，三天也飞不去。”我娘在一旁说。

　　“你话咋这么多？”父亲瞪了她一眼，“这是给咱抗日政府送粮呢。”

　　我娘便不再吱声，张罗着端饭，一锅玉米面糊糊，一碟咸菜。父亲盛了一碗，太稀，用筷子捞稠的东西，没夹起，是映在碗里的鼻子。他抬眼看我娘，“存粮不多了？”我娘叹口气，“还能将就几天吧。”父亲迟疑了一下，“你抽空回趟娘家，看能不能再挪借点。”我娘背过身去，良久无语，再转过来时，眼睛早潮湿了。父亲看着我娘，“挺过这个冬天就好了。”稀里哗啦喝了两碗，便要出门。

　　“又出去？”我娘问。

　　“开个会，议议明天谁去。”父亲淡淡地说。

　　我娘追出几步，“让九孩去吧，他比你身子骨壮。”

　　一直到大半夜，父亲才回来。我娘从被窝里探出头，“九孩答应去了？”

　　“想想还是我去吧。”父亲瓮声瓮气地说，“灾年筹这点粮不容易，别人去了我心里不踏实。”

　　“你去了我心里就踏实？”我娘一生气埋住了头。

　　据我父亲后来讲，那天晚上他说了几箩筐好话，连赶走日本鬼子后可能过上的好日子都憧憬了，这才把我娘哄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