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立场、你的观点严重影响你的判断能力。如果从一个比较狭隘的立场出发，对事物的判断就容易出现偏差；如果抱着大公无私的立场，对形势的判断就能够比较准确。”

　　晚近以来，口述史撰述的理论与实践受到社会各界持续关注。然而，林林总总的口述类文本中，确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兼具学术与社会价值者并非易得。正是在该类文本略嫌单调的总体态势下，《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令人耳目一新。

　　深度参与中国当代历史进程

　　虽然关乎口述史撰述的规范或标准言人人殊，但笔者认为，一部能够助益学术、引人沉思的口述史作，需要具备某些共性元素，际会某种特殊机缘。

　　李敦白的人生经历可谓跌宕起伏，波诡云谲。他早年加入美国共产党，抗战期间以军人身份来华服务，日本投降后与昆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并设法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视察员的身份留在中国。1946年秋，几经辗转进入延安，并在此后长达35年的时间里，全身心地投入到沧桑巨变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其间他曾两度入狱，狱中生活达16年之久。“文革”初期，他十分吊诡地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洋人造反派，一度被“中央文革小组”任命为广播事业局的三人领导小组召集人。改革开放后，他在失落和怅然中返回美国定居，热心为中美经济文化交流牵线搭桥，于花甲之年重新开创了自己的事业。惟其如此，该书封底才留下这样的点睛之笔：“一个深度参与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的美国人，以独特的视角、罕有的诚实与宽广的胸怀，讲述他一生执着追求理想、跌宕起伏乃至惊心动魄的命运历程，并直白表达他深入的思考和见解。”

　　作为现代中国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李敦白对往事的回溯理性客观。他在书中坦言：“你的立场、你的观点严重影响你的判断能力。如果从一个比较狭隘的立场出发，对事物的判断就容易出现偏差；如果抱着大公无私的立场，对形势的判断就能够比较准确。”

　　注释与文献一并呈现

　　美国学者唐纳德·里奇认为，口述史撰述的质量高低或成功失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人际关系，需要双方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而且他们均有记录和保存过往记忆的强烈愿望。该书访谈人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善于激发口述者的谈话兴趣。口述方法搜集的史料，需要与文献史料进行互证、核实和辨伪。访谈者和口述对象应该有深层次的精神交流，既要有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坦诚，也要有你来我往的批评订正和互相质疑。而要达到如此境界，访谈者和撰写者必须善于沟通和训练有素。对此，访谈者本人有着清醒认识：“李先生所叙述的历史，有些涉及重大问题，而且缺少旁证。在此情况下，作为历史学著作的‘口述历史’，要求口述者尽可能详细地回忆现场情节和周边情况，确保记忆准确，访问人则需要查考档案文献，研究背景材料，使口述内容与历史背景有机融合。”职此之故，她在口述者耐心配合下反复提问核实，追踪细枝末节。

　　对李敦白追述的许多重要历史问题，如中共中央委托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翻译《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带给东欧各国及法国、意大利共产党领袖，以及“宣化店告密”、“斯特朗间谍案”等，撰写者均与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了比对和考订。得到李敦白认同或补充的背景性资料，被不着痕迹地融入口述中，而那些未能得到文献确证，但李敦白坚持己见的，则以注释方式进一步引证相关资料，并将撰述者的意见一并呈现。该书注释显示，访问人介绍了周恩来一首未刊小诗的写作背景，借以印证周恩来和陈毅之间亦师亦友的融洽关系。

　　“小心自己给自己编故事”

　　该书价值体现在诸多方面，限于篇幅，在此仅举三端。首先，有益于澄清一些不为人知或知之浅少的历史事实。比如，阳早等人所写的那张大字报，后来宏大范式的解读是：表达了当事人参加“文革”的强烈愿望和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但同为外国专家的李敦白所了解的事实却是：他们对把外国专家与政治隔离的做法不满，认为这种隔离会将外国人“推上修正主义的道路”。至于李敦白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主观认识和理性思考所述及的数十位重要历史人物，更为世人多维度观察当时的社会政治，提供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视角。

　　其次，该书跳出传统的精神病理分析窠臼，明确将信念、意志等因素纳入心理调适和治疗体系中。书中所述“智慧疗法”，对于长期身处逆境乃至绝望无助之人心理疾患的自我预防和调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李敦白亲身体验到，“引起情绪波动往往是自己给自己编的故事，而不是事实。这样，我就总结出了一条经验：小心自己给自己编故事。”

　　最后，全书以真实可信的个案，促使人们思考一个终极问题：理想信念与生命质量究竟应该如何安置？无论从何种角度观察，李敦白对社会改造和人生价值的探索均是真诚的。他无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虽然造化弄人，致使他两度蒙受不白奇冤而身陷囹圄，他所持守的理想信念，也曾使其遭受常人难以承受的身心巨创，但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在经历跌宕起伏后的垂暮之年，他既没有因为无端的冤屈和伤痛而心生怨怼，更未因为自己曾经的选择而心生悔意。他矢志不渝地认为，“选择中国，选择中国革命，选择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生的幸运。”

　　在回顾了坎坷人生并反思了不堪回首的盲从之后，李敦白认为，每个人均有与生俱来明辨是非的能力，然而，个人的偏见和私欲往往蒙蔽了人们的朴素认知能力，以致盲目跟随外在的那个“更大的声音”，陷入一种可怕的集体无意识。在他看来，为了悲剧不再重演，人们在更多情况下应该相信常识，倾听良知和理性的声音。这也是他在经历无数挫折、坎坷和千转百回后，贡献给世人至为宝贵的血泪箴言。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