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来的民族现象和各民族的互动关系，为我们解读人类社会的民族现象及其规律性运动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志资料，这是一个极为丰厚并有待深入发掘的学术资源。记者了解到，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学、新疆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的学者组成课题组，已投入到这一丰厚资源的整理和研究中，博采旁搜，研读磨勘，力图使研究成果成为可供学界利用的基础性学术宝库。

　　“我们正努力对中国古代多语种民族志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推出有关中国古代民族志文献的研究题解，为国内外学术界提供一个全面、科学、可靠的资料基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正寅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将文献整理与民族史研究相结合

　　民族志文献是民族史研究的基础，专家介绍说，以往民族史研究中虽也对民族志文献资料有所利用，但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由于民族志文献资料比较零散，缺乏必要的整理、研究，而且受语言条件的限制，以往有关民族志文献资料的利用与研究多偏重汉文文献资料，对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的关注和利用非常不足，这些都影响了我国民族史学的发展。

　　而刘正寅等承担的重大项目是对我国古代民族志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其研究对象既包括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汉文文献，也包括大量的古代少数民族语言文献，如蒙古语文献、藏语文献、维吾尔语文献（包括古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文献）等，还包括波斯语、阿拉伯语等域外语言文献。

　　民族志文献研究不仅是民族史研究创新的基础，而且影响甚至决定着民族史学发展的前沿，与当前民族史学的热点、难点问题密切相关，其研究不但具有重大的基础理论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整理与研究两者不应偏废。项目组成员、复旦大学教授姚大力认为，“要将属于少数民族历史文献整理领域之内的相关成果与民族历史研究更直接、更完美地结合起来，我们似乎还需要付出更多更持久的苦功与努力。”针对这一情况，刘正寅介绍说，“本项目在文本整理的基础上进行多语种民族志文献的比较研究，并选择一批关键文献进行专题研究，以期揭示出历史上各民族发展与互动的客观真实，以及反映在文献书写中的认同意识”，项目最终的学术成果为《汉语文民族志文献题解》、《边疆民族语文民族志文献题解》、《穆斯林语文民族志文献题解》、《多语种民族志文献比较研究》等。

　　阿拉伯文、波斯文文献史料价值突出

　　我国民族志文献有许多是非汉语文献，涉及许多语种，对于多种文字史料的比较研究，绝非仅通某一种特定民族语言或民族历史文化的专家所能独力解决，而是需要各相关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协作。记者了解到，参加该项目的学者各有研究专长，课题组具有较强的语言优势。同时，项目组多次赴国外搜集和整理资料，今年以来就先后赴德国、法国、日本等国搜集相关研究文献，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项研究中涉及波斯语、阿拉伯语文献。刘正寅介绍说，波斯语、阿拉伯语虽然不是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但历史上被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用作书写语言，产生了大量的民族志文献，同时，域外阿拉伯文、波斯文文献中也保存了有关我国古代民族的数量可观的描述，这些文献都具有非常宝贵的史料价值。“可以说，对于中古以降的民族史而言，波斯语、阿拉伯语文献是仅次于汉文文献的重要资料库，但以前受语言条件所限，我国民族史学界长期以来很少有人能直接使用这些文献进行学术研究。”

　　对此，南京大学教授华涛也认为，“中国史学界总体上对波斯语、阿拉伯语文献资料的认识和利用非常欠缺，对史料的总体状况没有认识，利用也很零碎。”因此，波斯语、阿拉伯语民族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成为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波斯语文献《史集·部族志》为例，刘正寅介绍说，该著记述了辽金元时期蒙古高原上各民族各部落的情况，是研究中古时期北方民族形成、分化、发展历程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史料之一，弥补了汉文史料对10—13世纪这一地区记载的匮乏，是古代民族志书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项目组成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一丹说，“早在17—18世纪西方学者就注意到阿拉伯语、波斯语文献对东方民族史研究的意义，之后随着对波斯文史料的重视和发掘，《史集》的整理和翻译也于19世纪30年代在欧洲逐渐发展起来。”但直到现在，中国学者对这一重要文献的利用主要还是通过俄译本和由俄译本转译过来的汉译本。因此，项目立项以来，课题组就搜集了该文献的多种波斯文版本，并组织了“波斯语民族志文献研读班”，在京项目组成员于每周一次的研讨班上，对该著作进行整理与研究。该项研究已将其中部分重要部族的篇章首次由波斯文直接译为汉文，纠正了以往翻译中的一些错误；同时勘比蒙、汉文资料，对文中涉及的民族、地理、人物、事件等有关问题做了研究，为北方民族史和边疆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