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历史发展到中唐阶段，即吐蕃统治时期的786年—848年，进入了一个较前朝完全不同的环境与时代，吐蕃的进入与统治，在敦煌产生了极大影响，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具体而言，在河西瓜沙等统治区施行了包括易服辫发、黥面文身、清查户口、推行部落制、杀阎朝以儆叛心等一系列高压政策，打破了敦煌几百年来以汉文化为主的传统格局。

　　艺术是历史的一面镜子，探讨艺术与历史、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始终是佛教石窟研究的主题之一。历史环境的巨变，必然导致作为此大历史构成要素之佛教石窟小历史的变化。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营建所发生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这一特殊时期对敦煌石窟的“重构”。

　　“重构”可理解为石窟造像之间的重新组合，或敦煌石窟全新意义上的革新与变化，以诸多“原创性”图像或新现象、新因素的出现为基本前提。这些新的内容与现象的出现，正是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之所以产生较大变化，以至于发生了全新意义“重构”现象的主要原因，涉及洞窟方方面面的现象与问题，诸如洞窟形制、洞窟内容、洞窟功德主窟主施主、艺术家、赞助环境、时代信仰、艺术风格、洞窟的功能意义，对前期洞窟的继承与对后期洞窟的影响，等等。简言之，是对特定时代石窟艺术史的全面革新。其核心的原因是吐蕃统治的历史大背景，以及独特社会历史背景下唐蕃文化、艺术和宗教的全方位交流。

　　敦煌洞窟的营建和窟内壁画题材内容的选择，虽然有着清晰的时代特点，总体而言延续和继承是主流，但是到吐蕃时期出现较多的则是带有吐蕃民族、吐蕃统治，或者说受吐蕃民族文化及吐蕃佛教特色影响的图像，如带有浓厚吐蕃世俗装特点的彩塑菩萨造像出现在洞窟的中心佛坛上（莫高窟第161窟），吐蕃样式毗沙门天王像和吐蕃传入的库藏神（榆林窟第15窟）、八大菩萨曼荼罗（榆林窟第25窟）等全新图像的出现，以及吐蕃装供养人形象的大规模出现（莫高窟第359窟），大量和于阗有关的瑞像图史迹画的集中出现（莫高窟第154、231、237窟），弥勒经变婚嫁图中唐装人物和蕃装人物记载的唐蕃联姻的场景（榆林窟第25窟），体现吐蕃告身制度的大虫皮天王像的出现（莫高窟第205窟），等等，这些珍贵的壁画图像，标志着敦煌石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也是吐蕃文化、艺术和宗教图像在汉文化地区大量呈现的历史见证，为了解吐蕃历史、社会、文化与艺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考古形象资料。

　　供养人画像是敦煌石窟艺术中历史信息最为强烈的图像，其中的供养人是发心并出资营建了洞窟的窟主、施主，因此是研究洞窟历史等诸多问题最直接有效的资料。就吐蕃统治时期莫高窟洞窟壁画中供养人画像而言，无论是较前还是较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供养人画像的大大减少、吐蕃装的出现以及吐蕃装与汉装供养人画像同时并存于洞窟、僧人多于世俗人等现象。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第158、359、220、225等窟吐蕃装供养像的出现，时代特性极其明显。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主要实施易服辫发、黥面纹身、推行部落制三个方面的重大举措和改制。吐蕃风俗的推行使得敦煌的汉人不得不穿吐蕃装。同时期东壁门上供养人画像的首次出现，如莫高窟第231窟窟主阴嘉政已故父母阴伯伦和索氏夫妇供养像，经研究表明，是吐蕃统治的产物。而长庆会盟以后舅甥结好、唐蕃一家的时代主题解开了石窟功德主在身份认同与吐蕃着装上的现实困扰和心理纠结，这一条件是着吐蕃装的人物画像大量进入洞窟的前提，以莫高窟第359窟吐蕃装男供养像和唐装妇供养像的集体出现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