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意图,无非力求激活关于历史的想象,以展开更大的景观,让这一“瞬间”生动而丰富。或许你永远不能用你的手直接触及“真相”,但相信有“真相”在,力图接近它,这种努力就值得尊敬。 

　　我做与史学有关的题目,由专业背景的角度看,是“客串”,却又不是“玩票”。由1980年代末至今,已有20多年,几乎是全力以赴的。进入“明清之际”的当时,“跨界”并非时尚,我自己也不曾设此目标。在别人以为“跨界”的地方,没有刻意地“跨”,也没有“转型”的有意,不过用我的方式面对别的时段、别种现象、别的论题。其间有微调:适应对象、论题改换方式,调整角度,却没有所谓的“华丽的转身”。那种“改换”与“调整”更像是匠艺,说“转型”,有夸张的成分。 

　　进入“明清之际”,几乎全没有相关的学术储备,这一点也像最初的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如果硬要搜寻,只有“文革”中“评法批儒”,读了一点李贽。当时我在教中学语文,那学校跟风,让老师自报题目,我报了李贽——李被归入“法家”。那次尝试非但没有引起我对明代的兴趣,还让我倒了胃口。我由李卓吾那里隐约地读出了佛、老,与“法家”似全无关系,有上当之感。即使到了一些年后,也再没有兴趣碰李贽,或许就是那次“评法”的后遗症。 

　　进入“明清之际”后最初的选题,确属“遭遇”:有感觉,有触动。我的学术工作,是赖于感觉与触动的,因此有“点”而不成“线”,更无论“面”。“点”除了明清之际,还有明初(“建文逊国”),嘉、隆之际(唐顺之、归有光等)。《想象与叙述》讨论的不限于明清之际,还有元明之际。不是任一“改朝换代”都有重要性,但上述“之际”的重要,是不待论证的。有“大历史”,“长时段”,“改朝换代”更属于政治史的范围,是相对于“长时段”的“历史瞬间”。但我关心的更是人,人物,人的遭遇、命运。上述“改朝换代”不止是政治事件,它决定了、改变了、重写了许多人的命运——不限于知识人,还有庶民(我曾在演讲中涉及了“民女”,讲题为《动荡时世的女性》)。无论明清之际还是元明之际,政权更迭都影响既广泛又深刻,不但是政治事件,还是社会、文化事件。对此,即使“大历史”的视野,“长时段”的尺度,也不能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