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从观念到工具很多东西都是源于西方的,所以整个现代生产过程就似乎总摆脱不了一个巨大的异化怪圈,即,我们越生产,我们就越缺乏;我们越创造,就越没有创造的能力
□如果说,学习西方的目的是成为现代人,那么,承续传统的主旨则在于发展为现代中国人。重建中国诗性文化,既是“为往圣继绝学”,也是“返本开新”
思想者小传
刘士林 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导,上海交通大学斐讯智慧城市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文化战略、城市科学研究。兼任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国际化试验区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负责人、《中国城市群发展年度报告》主编、《中国城市科学》集刊主编、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副会长等。
最近一段时间,中华诗词在当代的命运成为公众十分关切的话题。这正说明了,美轮美奂的中国古典诗词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所特有的内在密切关系。
联想到近代以来,以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坚船利炮”为代表的物质文明为先导,以20世纪初期西方“德先生”、“赛先生”为代表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为中坚,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后现代文化”为代表的理论与文化思潮为殿军,一种“以西方之标准为标准,以西方之是非为是非”的心态由表及里、由外而内的现象并不鲜见。这让人不由感到,当下对中国诗性文化的传承与演绎,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教育、传播领域。不无夸张地说,这是一个需要与国家文化自觉联系到一起进行深入思考与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