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治高校建设过程中，大学章程是现代大学制度、教育法制精神、教育治理场景等诸多因素的结合，也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规范办学行为最为重要的举措。我国于2015年底基本上实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中所提出的大学“一校一章程”的建设目标，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体系建设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形式基础。可以说，在我国法治高校的发展进程中，大学章程建设已经进入了“后章程”时代，其更为关注制定后的实施与执行。为了避免大学章程在执行过程中流于形式，切实提升其实质性影响，我们应该以评估来促进章程的实施，通过评估的形式来描绘出大学章程实施“厚度”与“质量”的“数据集”。然而，从当前大学章程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来看，其尚处于萌芽期的探索阶段，所以为了使大学章程评估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就需要对大学章程评估中的一些核心问题予以明确，从而真正形成政府依章程管学校、学校依章程办学、社会依章程监督的多方共治的办学格局，建立起法治高校发展的良性机制。

　　明确大学章程评估的内涵是进行评估工作的基本前提。从当前的大学章程评估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来看，我们认为大学章程评估是章程评估主体依据一定的标准与程序，对章程系统、过程及结果的质量、效果、效益等方面进行判断或评价的一系列活动，其目的是进一步改善章程系统，提高章程的执行质量，保证章程目标的实现，进而推动法治高校建设。评估体系与评估过程是大学章程评估的两个核心要素，从其功能来看，评估体系发挥着基础和载体的作用，评估过程是依据评估体系对大学章程进行评估的一系列活动，评估体系与过程统一于章程评估的实践之中。

　　厘清大学章程评估的焦点是进行评估工作的方向性要求。大学章程评估需要我们明确在评估过程中的关注点是什么。从当前高等教育领域的评估活动来看，此类问题往往容易被评估者所忽视。很多高等教育评估往往关注一个项目耗费了多少资金，服务的范围是哪些，项目是如何管理、组织和运作的。然而，此类项目是否真正发挥作用，发挥的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作用，项目成本与教育收益之间的关系如何等问题在以往的项目评估中往往很少涉及。即此类高等教育评估更为关注过去做了哪些工作，而忽视了项目所带来的实际影响。回到我们大学章程评估领域来看，这里面就会涉及章程影响（Charter impact）与章程输出（Charter output）之间的关系。章程输出这一概念会使评估者更为关注物质层面的内容，如大学章程是否印发、是否组织大学章程学习、是否出台了相关制度文件等等。通常来说，章程输出在评估的过程中较为容易进行统计与加总分析。通过这种章程输出评估，似乎能够表明在章程执行的过程中很多事项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然而，正如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威廉·戈姆利所言“评估不是数豆子的游戏”，所以大学章程评估不仅仅是其预设目标的评估或物质层面的评估，因为受现实环境的影响，章程目标的实现可能会不同程度受到“特斯拉效应”或“振动效应”的影响。我们在大学章程评估过程中，不能仅仅局限于章程输出，更应该关注章程制定后的所有后果，即章程影响。这种章程影响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具体可以包括章程对目标群体内外产生的影响，对当前及未来产生的影响，对章程执行中的成本影响，符号影响（象征意义的）与物质（有形的）影响等方面，所以章程评估的焦点是我们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把握大学章程评估的理性基础是进行评估工作的价值体现。我们对理性的通常性理解是指概念、推理、判断等思维形式要能够依据事物的自然进化与发展规律来处理和考虑问题。那么，在大学章程评估的过程中，同样不可忽视理性的存在。具体来说，大学章程评估的理性基础包括技术理性、法律理性、经济理性和实质理性。技术理性也可以称为“工具理性”，其主要体现为一种工具系统和技术规则。从大学章程评估工作来看，技术理性更为关注目标的价值性与结果的有效性，也就是关注大学章程执行过程中做正确事情的能力。法律理性是法治高校建设中正当程序原则的具体表现，也就是通过基本的法律要求来实现大学治理等相关程序的理性化与正当化。经济理性则更为关注大学章程评估过程中的效率问题，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看大学章程的效果与影响。实质理性是相对于形式理性而言的，它更为重视按照不同事件进行差异性的分析和判断，而非以相同的标准为依据。这就需要我们在大学章程评估过程中不能局限于一致性标准，而应该进行综合分析比较，对不同情境下的章程问题作出差异性的、最为合适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