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国内外对于媒介消费信息传播的研究,多以消费文化理论为逻辑起点,“场域分析”的新进路提供了一种连结宏观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观层面上的媒介组织消费信息生产分析、以及微观层面上的解释社群和文本分析的关联性动态思考空间,这是对消费文化路径下相对单一、静态和平面化的研究面向的超越。

　　关 键 词：媒介 消费信息传播；场域；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

　　作者简介：周娟(1978—),女,湖南邵阳人,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传播理论.

　　目前国内外对于媒介消费信息传播的研究,多以消费文化为逻辑起点和思考进路,研究传媒在消费文化传播中的角色。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媒介消费信息传播的研究大多遵循西方的批判研究传统,具体来说,呈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是研究对象上,主要呈现为针对单一媒体或媒体文本的研究,尤其集中在针对广告、时尚杂志的信息文化意涵,即消费文化传播研究上,如邰小丽的《白领时尚消费文化——试论时尚杂志的价值经营哲学》、周春玲的《时尚杂志与大众文化》、汪潇的《广告与消费主义文化》、刘柯兰的《时尚杂志与消费主义文化研究》等。二是研究思路和方法上,遵循文化研究或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关注微观层次上媒体消费文化对情感快乐及梦想与欲望的呈现,或是从宏观层面上,关注传媒资本逐利性对消费主义文化①的操纵问题,对其进行现象学阐释与批判。理论视角上,多倾向于运用西方消费文化的理论话语来剖析传媒现象。如肖显静的《消费主义文化的符号学解读》、杨魁、董雅丽的《消费主义文化的符号化解读》、秦志希的《新闻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蔡骐、刘维红的《论媒介化社会中媒介与消费主义的共谋》等研究。

　　从现有研究来看,中国对于媒介消费信息传播的研究多以批判研究的相关理论为支撑,以单一媒介及其文本为研究对象,对其消费主义倾向进行批评。本文认为,这种研究路径揭示了当前中国媒介消费信息传播的某些文化意涵面向,但媒介化生存是当前人们的现实生存状态,对于单一媒介及其文本的研究已无法全面、真实地体现当前人们消费信息的接收状态。葛罗斯伯格(Grossberg)在《媒介制造》(MediaMaking)一书中指出,媒体的“区隔”使我们看不到媒体之间及媒体与社会文化互动所构成的整体性。此外,研究承袭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对消费快感的消极评价,凸显了消费主义文化的问题,但西方理论话语中对消费主义严苛的批判取向遮蔽了对于传媒消费信息传播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之间联系的更理性思考。中国媒介消费信息的传播,并非简单的负面或正面概念,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应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对其进行细致分析。

　　一 媒介消费信息传播研究的新进路:“场域”分析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非常适用于研究更为机构化层面的信息产制、传播与消费活动,对未来的媒介研究而言,是个颇具前途的概念,但目前对其理解与运用尚处于拓荒阶段。场域分析将媒介消费信息传播置于与更大的权力场域的关联中,解释外部力量与场域内部逻辑的竞争和协商过程。

　　(一)“场域”与“资本”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理论家之一,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哈贝马斯、吉登斯齐名。场域是布尔迪厄社会学中的一个关键的空间隐喻,布尔迪厄将其视为一个“开放的概念” [1](P138) ,它既为行动者的具体实践提供客观的制约条件,也仰赖行动者的整个实践过程。布尔迪厄把场域定义为:

　　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图式。这些位置的存在、它们加诸于其占据者、行动者以及机构之上的决定作用都是通过其在各种权力(或资本)的分布结构中的现在和潜在的情境客观地界定的,也是通过其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统治、从属、同一)而得到界定的。 [1](P136)

　　布尔迪厄的场域是一个某种类型的资本的特定分布结构,这些资本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布尔迪厄经常将后两种资本统称为象征资本。布尔迪厄也指出,社会资本往往是一种知识和解释,因此它实质上也就是一种文化资本。 [2](P821-823) 戴维·斯沃茨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一书中,就将布尔迪厄的资本类型统括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布尔迪厄认为,经济资本是“等级结构占主导地位的原则”,而文化资本是“等级结构的从属原则”,经济资本是最有力的形式,它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文化资本也可能转换为经济资本,不过,这种转换过程要困难些。 [3](P147,157)

　　场域的静态面是一个由客观权力的位置关系所构成的网络形构,它以关系性的理论模式为基础,用以修正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权力,在布尔迪厄那里,是作为一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而表现出来的”,它不局限于政治领域,凡是有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的地方,就有权力。 [3](P846) 场域的动态面是斗争的空间,它既是统治的场所也是抵抗的场所,而不是戈夫曼的“总体化的机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或福柯的“规训秩序”。在这个场域当中,行动者为了控制有价值的资源而进行斗争,他们在此过程中也为界定什么是场域中最有价值的资源而进行斗争,也就是说,场域是争夺合法性,夺取对“符号暴力”的垄断性权力的领域。行动者所具备的资本数量和类型决定了他在场域内的位置。场域具有同构性,相同的等级与冲突模式从一个场域到另一个场域得到再生产。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以资本的总量和结构来界定权力,它对经济与文化资本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考察,为我们摆脱经济资本追逐的单一视角,分析媒介信息的产制提供了更具社会学意义的思考框架。

　　(二)场域的双重分析:“他律”极和“自主”极

　　布尔迪厄将社会视为一系列不同的,受其自身特定规则支配的半自主场域。在这些场域当中,外部的影响总是被转译为场域的内在逻辑,外部影响来源总是以场域的结构与动力作为中介。艺术家的阶级出身并不直接影响他的作品,而是与艺术家所处的场域位置相互作用。[4](P148)布尔迪厄场域的相对自主性,界定了场域之间的边界,展现了场域与外在因素之间既联系又独立的特性,而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交叉结构发挥着布尔迪厄场域分析的基石作用,它既是场域之间也是场域内部的组织原则。

　　 图中纵向虚线测量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总量,横向虚线测量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比例,“+”表示资本量增加,“-”表示资本量减少。方框1为社会空间或社会阶级场域,2为权力场域方框,3为文化艺术场域。 [4](P158)　　 

　　权力场域(方框2)位于横轴上方,拥有最大量的资本,艺术场域(方框3)位于权力场域内文化资本量较大的一极。而这些场域自身又依据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两极而内在分化。

　　罗德尼·本森将媒介场域内外不同类型资本的竞争态势分为“他律”极(HeteronomyPole)和“自主”极(AutonomyPole)进行分析,从而为场域理论的运用提供了一个更具操作性的分析架构。“他律”极代表经济和政治资本,是场域的外力,“自主”极代表特定场域的资本,如艺术的、科学的,或其他的文化资本类型。 [5](P2-23) 在媒介场域的“自主”极分析层面,罗德尼·本森指出,场域理论和S·霍尔、T·吉特林以及D·哈林的霸权取向理论一样,都注重考量媒介权力的宏观结构如何与机构的日常运作以及记者的实际工作相联系。在媒介场域中,社会层面的冲突并没有被简单地复制,而是根据特定的逻辑和新闻专业工作者特定的兴趣被反射。 [6](P2-23) 可见,媒介场域呈现的态势首先是媒介场域自身竞争的结果,有其不能化约为外部冲突的自身矛盾,这就有必要近距离检视媒介场域中的各类行动者,考量媒介组织的资本积累行为,媒介从业者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教育、工作轨迹以及受众在媒介场域中的权力位置等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