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美学研究以“求同”为主体诉求，在充分承认和尊重各国家和民族美学的特殊性、差异性的基础上，通过沟通和对话使美学具备更强的普遍性和人类性。然而每一种美学理论知识都难以彻底摆脱其具体文化属性,并且都承担着一定的文化功能，表达着某种文化价值，在通往费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道路上，跨文化传播只有借助实际的审美载体才能得以实现。作为影视节目中文化含量高、美学特色鲜明的类型，纪录片在穿越空间、打通文化屏障方面无疑承载着构建“文化版图”的重要使命。

　　与一些极具中国本土特征的新闻报道和电视剧相比，纪录片具有国际通用的特征而更加国际化，所以比较容易被海外观众接受，作为国际文化传播便利载体的纪录片已成为外国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近十多年来，中国纪录片通过采取国际合作拍摄、影视节目交易交流、以进带出等多种方式，走出国门并受到主流播出机构的欢迎。例如《故宫》被译成26种语言销往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流媒体，《美丽中国》在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近90个媒体机构播映。凭借着这些真实影像作品的力量，中国纪录片人在文化自觉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在探寻以中国价值观为内核、多元普遍的审美共识方面主要进行了有益的美学尝试。

　　中国传统生态美学的现实关照

　　从《华氏911》、《海豚湾》到《海洋》、《亚马逊的眼泪》，纵观国际上成功的纪录片作品，都是在精神层面尽量挖掘不同文化中共通的东西，表现出能够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而在传导到中国观众的过程中，纪录片导演梁碧波认为，关键在于这些作品以共通的人性为桥梁，透过表面的观看，深入到人类本质层面，从人性的深度激起了中国观众的共鸣。中国纪录片制作人也在从宣传功能向传播功能转化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希望在跨文化审美共识的基础上着力于增进世界受众的彼此欣赏，提高以纪录片为载体的本国文化国际贡献度，使我们积极主流的审美价值观念在更大范围内获得认同，在这方面，蕴含中国生态美学思想的纪录片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自然类纪录片《美丽中国》（Wild China）和《森林之歌》就是将和谐视为美学最高形态的样本，作品中所体现的生态美学和谐不只是中国古典美学所说的精神上的和谐，而首先是现实的和谐。2003年投拍的国内首部大型系列自然纪录片《森林之歌》不仅拍摄了秦岭自然保护区和全国各植被生长带的神奇与美丽，还探讨了人、动物、森林和谐共生的关系。中英合拍的大型纪录片《美丽中国》“大量展现了云南的元阳梯田、使用鱼鹰捕猎的渔民、手擎大雕的猎户、观察燕子行为确定耕种节气等场景，通过这些极富中国特色的人文景观和生活方式，探讨中国人与自然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复杂关系，让西方观众在节目中潜移默化地感受到了中国千年以来‘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观念”①。正因为这一核心理念在跨文化传播中具有很高的认可度，所以该片目前已在全球近90个电视频道先后播出，并且在第30届艾美奖新闻与纪录片大奖颁奖典礼上获得多项大奖。

　　这些优秀纪录片不仅有对跨文化现象中文化的“自识”与“他识”，更有对全球化语境中审美关系的反省与思考，特别是在人类面临的危机趋于全球化的当下，传递这些普适的价值观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在人类中心主义惯性思维方式的驱使下，人类和自然的二元对立格局愈演愈烈，以生态美学为精神内核的中国纪录片向世界讲述人与环境的统一，以影视载体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的生态美学智慧，让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视听感受中进行审美观的比较，探寻人类在审美观上存在的共识。

　　文化交融客体成为被关注对象

　　从古至今，中华文化同化和吸收其他民族文化艺术的进程从未停滞，全球交往和东西方艺术交融的产物和艺术形式比比皆是,当代中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成为一种跨文化的文化，“跨文化研究的提出是基于以下前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应该找到一种对话的途径，应该承认以现代话语阐释中国古代美学传统的合法性；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也应该找到一种对话的途径，同时承认东方与西方各具特殊性的美学价值。以西方、现代贬低东方、传统，或者以东方、传统拒斥西方、现代，都不是我们跨文化美学研究所应遵循的原则”②。中国纪录片人也遵循跨文化研究的视角，把目光投向了历史上文化交融的美学客体，制作出了《大国崛起》、《敦煌》等纪录片作品。

　　12集电视系列片《大国崛起》解读的是15世纪以来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其历史背景正是15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原先割裂的世界开始真正意义上连成了一个整体，彼此隔膜的世界各国开始相互认识和了解，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近现代以来的世界舞台上，继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9个在历史“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之后出现，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国家先后登场，讲述了文化相互碰撞、交织、融汇的故事。这部由中国人观察梳理世界性大国强国历史的大型电视纪录片，不仅在节目中体现出各国鲜明的不可重复的时代特征和民族个性，同时也探讨了强国发展相通的规律。

　　中国是有着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过程中就一直进行着跨文化的交流，特殊历史地位使得展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题材纪录片也在国际市场上具备先天优势。如纪录片《敦煌》就是因为准确抓取了在中西方交通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的“文化融合”这一主题，使得海外营销大获成功。敦煌地处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既是古代中国人进入西域地区的门户，也是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中间站，曾经在世界历史的中心舞台上扮演着引人注目的角色。特别是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敦煌文书被发现，这里的中古文物为研究同时期的中国、西域地区乃至整个欧亚大陆各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数量惊人的文献和实物证据。敦煌的石窟雕塑、壁画、建筑，深深烙有外国文化影响的印记和中外文化碰撞、交融的痕迹。百年来，对敦煌尤其是敦煌文书的研究，已经形成一门世界性的学科——敦煌学。正如该片顾问、已故大师季羡林先生所说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关注这个沙漠中的美术馆、图书馆和博物馆，选取以敦煌莫高窟为载体的历史题材纪录片无疑更容易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认同感。

　　最现代的语言体现最传统的文化

　　在电视节目日益丰富的今天，各种节目形态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这使得纪录片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逐步转移，纪实美学也不断为戏剧美学让位，强调戏剧冲突和视听效果已成为纪录片的创作潮流，情景再现、动画制作等已成为纪录片创作中普遍使用的手段。在传播作用大于研究作用的今天，纪录片的表现形式更具可观性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历史和现实的改变，话语系统也应该随之而改变，这成为美学创新的题中之意。根据现实优先、历史优先的原则，检验审美表现形式好坏的标准在于它能否有效地阐释现实与历史，是否能够有效地促进人们的学术交往，而不在于采用什么样的话语方式。纪录片《敦煌》在电视化艺术表现方面也做了大量有益尝试。敦煌地处偏远荒漠，可以视觉呈现的只有莫高窟和其中的壁画彩塑，如何将历史事件、文化元素通过文物载体讲述给观众，特别是西方观众，是创作者面临的最大困难。为了使节目在保持文化内涵的同时更能贴近观众，增强观赏性和趣味性，纪录片采用了国际通行的真实电影叙事方式，将故事片的一些成功元素有效地融合进来，重新解读和讲述敦煌的历史，带领观众穿越回到古丝绸之路。而对于敦煌文化，将历史事件用人物串联，也攻克了莫高窟视觉呈现单一的现实难点。

　　《敦煌》选择了10个普通人来贯穿纪录片始终，每一集都有一个典型的人物和故事，用他们的人生折射出敦煌历史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拍摄这些人物故事的时候，有些有史可依，有些则是按照历史的合理推断，将历史附着于一个虚拟人物身上，然后通过戏剧的表现形式将其展现。为了保证该片的艺术质量，主创团队不仅由日本资深摄影师、被称为“再现鬼才”的赤平勉担任主摄影，使用高清SR摄影机拍摄，由水晶石技术团队提供三维动画制作，还邀请著名音乐人张楚、何勇担任音乐制作，歌手许巍演唱主题曲《悠远的天空》。正是由于其新颖的叙事方式，唯美的画面表现，精良的技术制作，该片2010年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综合频道、财经频道、高清频道集中推出后，迅速成为当期的纪录片收视热点。该片还在第十届四川电视节上获得了“金熊猫”奖国际纪录片评选单元中的“人文类评委会特别奖”。

　　通过对上述优秀的中国纪录片作品的样本研究可以看出，在错综复杂的世界文化图景中，中国只有参与到全球化语境的跨文化交流之中,对自身文化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反省，与全世界其他文化一道经过自主的适应，形成具有普适价值判断的审美守则，才能获得真正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更新契机。

　　这些年来，随着以纪录片为代表的中国影视作品越来越多地向外国公众展现中国，我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在不断增强。对于纪录片制作人来说，中国纪录片要想真正走向世界，就要更多地了解外国观众的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中国纪录片制作人只有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中一脉相承的“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念，一方面立足于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中，确立现代中国的世界观、文化观、审美观，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弘扬中国古代的美学智慧；另一方面，要自觉地把这种文化意识建立在全球文化语境基础之上，以宽广的胸怀迎接西方美学话语的挑战，通过纪录片等影视作品呈现出我们民族的特色，为世界美学的发展做出真正有益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大型纪录片《美丽中国》中方制片人、《敦煌》总制片人）

　　①陈晓夏：《提升中国纪录片对外传播能力的思考》，《现代传播》2011年第3期。

　　②李庆本：《走向跨文化研究的美学》，《文艺研究》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