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越来越强有力地影响着人类政治文明进程，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对中国政治传播实践的关注。有学者表示，学界应以创新话语体系和完善知识体系为支撑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体系，推动政治宣传向政治传播转变。

　　建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

　　作为政治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目前已进入新阶段，以往那种靠翻译、解析西方政治传播理论的“关门论道”式研究，已无法满足学术需要。近日，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政治传播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第一届政治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上，与会学者表示，总结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政治传播体系势在必行。

　　“建构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政治传播战略，对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荆学民认为，建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可以向全世界有效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与我国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和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相比，我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影响力仍然较弱，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只有加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才能改变这种局面，进而彰显我国在构建和谐世界中的积极作用。”荆学民表示，我国的政治传播观念和手段相对于时代发展来说较为落后，开展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改进落后传播观念和手段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学者认为，开展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对于反驳“文明冲突论”与“历史终结论”的文化霸权主义，提倡与“和谐世界”相匹配的“文明融合”文化理念，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具有积极意义。

　　创新政治传播话语体系

　　“在互联网时代，应当转变政治传播的话语方式，由过去追求价值转向追求魅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表示，当前政治传播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其语言和内容往往缺少吸引人、影响人的魅力，很难把有价值的东西转变为老百姓愿意接受和能够掌握的传播力量。

　　有温度的政治传播话语才能入耳、入脑、入心。“政治传播要讲理性，更要讲感情。”喻国明表示，仅用空洞的逻辑、道理去沟通、引导、说服公众，很难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建立在关系认同、情感认同、立场认同基础上的传播，才有可能得到郑重对待和认可。在新媒体催生的“熟人社会”中，人们接触信息的渠道具有圈子化特征。政府要积极转变话语方式，避免单向度的大众传播，并有效嵌入圈子，充分考虑传播对象的生活、心情和社群状态，增加传播话语的亲和力、吸引力。

　　网民并非游离于政治传播之外的主体，要理性地参与政治传播话语的建构。微博微信在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方面有重要作用，但基于此平台的讨论不一定能达成理性的社会共识。人民网副总编辑祝华新说，“网络平台上的‘新意见阶层’要积极发挥在公共治理、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营造理性平和、积极务实的舆论氛围，以期实现更加畅通的传播效果。”

　　完善政治传播知识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高钢认为，当今的中国社会，政治格局和传播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学术界要承担起构建符合传播规律的政治传播知识体系的重任。

　　“构建中国政治传播理论，在知识上不应自足或孤立，要与国际传播进行互动，从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汲取有用的理论与方法。”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主任李金铨呼吁以韦伯式现象学路径为基础，重建国际传播的知识论和方法论，先从“在地经验”着手，然后逐渐上升到抽象层次，同时与更大经验和文献互动，最后充分诠释层层在地经验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建立既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视野”。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政治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何晶说，传播学学科架构下的“政治传播研究”在国内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尤其是在如何处理相对成熟的西方学术话语和中国政治传播实践的关系上，以及在如何建立对中国政治传播实践具有解释力的传播学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上，都有大量亟待探索的问题。

　　中国政治传播话语体系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实践。荆学民提出，要通过拓展知识存量体系促进学术话语体系的中国转向，尤其要全面总结与梳理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及时跟踪研究新媒体发展以及社会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吸收前沿研究成果，使理论研究真正契合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发展的需要。此外，要防止陷入西方政治传播理论的殖民化，不断增强我国政治传播理论的学术创造力、传播力与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