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家杜威曾经这样赞誉北京大学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人。”的确，蔡元培校长和北京大学对我们国家民族的深远影响，在世界教育史上堪称无出其右，具体事例很多，五四运动前夕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一、新闻学研究会诞生在九十年前的北京大学决非偶然

　　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学教育诞生自1918年的北大，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首先蔡元培校长功不可没。他富有办报经验，曾先后编撰和创办《苏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旅欧杂志》等报刊，并为《民主报》、《新青年》等写过许多文章；对新闻的重要意义及新闻人才的缺乏和需求，有更深刻的认识。到北京大学以后，更是鼓励新闻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将自己新闻事业的观点渗透于教育事业中去。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在此之前北大的校风很差，可以说乌烟瘴气。很多人劝蔡元培不要接这个烂摊子，以免让北京大学的不良声誉沾污了他的好名声，蔡元培是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来到北大 。他在《整顿北京大学经过》一文中认定“欲使国家振兴舍教育无他”。随即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坚决辞退不称职的教员，充实教师阵容，广纳进步学者。本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使得当时具有真才实学的大师和学者云集一校。“德”“赛”的辩论、智慧的汇聚、西学的引进，促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流砥柱，并以教授和学生所办数种报刊为载体，广泛传播开来，惊醒了旧梦沉沉中的中国大地。

　　1917年初，陈独秀接受蔡元培邀请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其创办的《新青年》亦随之从上海迁至北大出版。主办人的文科学长身份，充裕的资金支持，群星灿烂的学术环境，使得北移中国最高学府后《新青年》地位与声誉有了显著变化。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李大钊、沈尹默、鲁迅、周作人、高一涵、陈大齐、张申府……这些足以影响中国文坛学界的名字，尽被《新青年》编辑与作者的名单囊入。左中右三方面知识分子，以此刊为堡垒，协力建起了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随后，《每周评论》、《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等刊物，亦由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等协助校长蔡元培创立。

　　同时，不甘沉寂的还有接受了新思想洗礼的北大青年学子们，他们怀抱救国图强的一腔热血，组织各种社团，创办一批学生刊物，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国民》和《新潮》。对此，以蔡元培为首的校方给予了足够的鼓励和支持：“（蔡元培）批准每月由北大四万元的经费中拨出两千元来给他们办杂志，并决定由学校负责印刷发行……李大钊还将图书馆一间房子拨给杂志社使用，胡适则充任顾问。”（周天度《蔡元培传》）猎猎新文化风中，北京的《晨报》、《京报》、《国民公报》，上海的《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这些京沪报刊亦顺应历史潮流，走进宣传新文化运动的报刊统一战线，结束了《新青年》孤军奋战的局面。

　　先有术后有学，报人已积累起丰富经验，西方的新闻理论已传入中国，北大以及京沪两地轰轰烈烈的办刊运动，共同酝酿了新闻学研究的诞生时机。五四运动前夕，北大许多学生或课外在各报兼职、或自办刊物，他们都呼唤着新闻学业务知识的学习和新闻理论的指导。这一强烈的社会需要由当时的最高学府———北大提供了解决的可能。一个校长，两个导师，一门新课，一本著作，一个研究学会———正式开启了我国新闻学研究与新闻学教育的先河。

　　二、为新闻学研究会开路拓荒的蔡元培

　　蔡元培是北京大学的再造者，也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奠基人，我们查阅一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前后的活动时间表，不难发现最关键的人物就是蔡元培校长，他身体力行，直接参与，为研究会倾注大量心血，专门解决关键性问题。

　　是蔡校长，一到北京大学以后，就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特别对新闻学重要性的认识高于他人，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前就有增设新闻演讲会的计划。

　　是蔡校长，善于发现人才，破格加以录用，请来了从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经济学和新闻学归国不久的23岁的徐宝璜，把他聘为教授，而且是当时北大80多位教授中最年轻的一个，兼校长室秘书一职也说明蔡校长对徐宝璜的器重。

　　是蔡校长，决定了在北大开设新闻学课程，介绍欧美新闻概况及理论。

　　是蔡校长，很快批准了两位听新闻学课的学生罗璈阶（章龙）、谭鸣谦（平山）希望校内能组织课余研究新闻团体的建议。

　　是蔡校长，在收到《京报》社长邵飘萍倡议北大设立研究新闻学的研究会的信后，很快回信，并立即聘请邵飘萍为研究会导师，这样，蔡、徐、邵三位核心构架成形，为研究会的成立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是蔡校长，亲自起草新闻研究会简章，确立研究会的宗旨。

　　还是蔡校长，在《北京大学日刊》第208、209、211、212、214号上又连续五次以“校长布告”形式刊载招生消息：“本校为增进新闻智识起见将设立一新闻研究会，凡愿入会者于本月内向日刊处报名可也。”

　　在蔡元培校长的大力支持和直接参与下，“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于1918年10月14日正式成立。到会会员数十人。这是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并集体研究新闻学的团体，被称为中国“报业教育的发端”（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蔡校长亲自出任会长，积极参与研究会的各项活动。会上蔡元培校长致开会词———“凡事皆有术而后有学。外国之新闻学，起于新闻发展以后。我国自有新闻以来，不过数十年，则至今日而始从事于新闻学，固无足怪。”

　　徐宝璜担任研究会主任，并在成立会上作了《新闻纸之职务及尽职之方法的》讲演。此后，每逢星期一、三、五晚上，会员聚集听课，或议事，或研究，或练习。半月以后，邵飘萍到会讲课，讲题为《新闻社之组织》。自此，研究会每星期日上午又增加两小时活动时间。

　　1919年2月19日，“新闻研究会”改组为“新闻学研究会”，又增加了新会员约40人。这次改组大会有几项成果：其一，研究会的宗旨由“输灌新闻智识培养新闻人才”改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显示出研究会会员们的高瞻远瞩；其二，研究会的名称从“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改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突出了研究会作为一个理论性社团的特色；其三，新简章对会内组织、活动、会费等作了新规定，使得研究会的各项活动有章可循，通过制度化保障研究会的持续顺利发展；其四，在改组大会上，蔡元培校长和徐宝璜教授分别被推选为正、副会长，曹杰、陈公博为干事，组织机构的健全为研究会进一步开展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9年4月20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会刊《新闻周刊》出版。这份采用横排的报纸，是中国第一本、也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本传播新闻学知识的业务刊物。该刊也得到蔡校长的大力支持。

　　1919年10月16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次研究期满，会长蔡元培发表了训词，说：“本校之有新闻研究，于中国亦实为第一次。故今兹结束，是可谓中国新闻研究之第一次结束。”会上还亲自为会员颁发了听讲证书。

　　1919年12月6日，经过4次修改，徐宝璜所开设选修课《新闻学大意》的讲稿正式出版并更名为《新闻学》。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国人自撰的新闻学理论专著。蔡元培亲自校阅书稿并作序说，作者“根据往日所得之学理，而证以近今所见之事实，参稽互证，为此《新闻学》一篇，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

　　蔡校长慧眼识金，他聘请的徐宝璜和邵飘萍分别从理论和实践这两方面，为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学教育开辟了最初的道路，成为中国新闻学教育的两位开山宗师。邵飘萍在新闻研究会的讲稿与他在后来平民大学的讲稿，综编为1923年出版的《实际应用新闻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新闻采访工作的专著。

　　1920年末，蔡元培不满军阀政府对学生运动的镇压而出走；邵飘萍因在《京报》上揭露军阀卖国罪行被反动军警追捕，被迫逃亡日本；徐宝璜就任民国大学校长，离开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活动随之急剧减少，大约在1920年12月中旬完全停止。

　　三、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影响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主要活动的时间是1918年10月到1920年12月，其间发生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其后刚过半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个时间表足以说新闻学研究会在中国新闻事业史和中国现代史上，具有承前启后、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深远的影响：

　　第一，新闻学研究会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新闻学教育篇章。

　　蔡元培、徐宝璜、邵飘萍把新闻学教育的火种在北大点燃。特别是作为校长的蔡元培对研究会如此重视，给当时和后世的大学教育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他在1919年10月16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次研究期满式上提出将新闻学设为大学课程的构想，徐宝璜还曾“积极筹备在北大创办新闻系”（方汉奇《新闻史的奇情壮彩》）必然被当时的有识之士重视和效仿，启发和促进了许多大学随后开设新闻学课程和新闻学系。1920年圣约翰大学设立报学专业，1924年成立报学系，1923年平民大学创立报学系，1924年燕京大学创立报学系。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学教育的起点。

　　“近代化的新闻事业首先从西方发展起来，到20世纪初，已有近300年的历史。但是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发展，则相对滞后……美国的大学直到1869年才开设新闻学方面的课程，1903年才设立了第一个新闻系。北大的上述活动，在时间上，和西方国家十分贴近，并没有太大的距离。”（方汉奇《新闻史的奇情壮彩》）新闻学研究会实现了教学和科研的有机结合，“虽然它是一个研究组织，……但却培养出了应时的急需人才，甚至开启了一代伟人的新闻学之门…….”（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北大人的新闻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也自此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系史上有这样的记载：“1920年1月，国文系添设‘新闻学’一门，由徐宝璜担任，每周一授课2小时，规定各系学生均可选习。”（马越《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这说明，在1920年，新闻学的课程始终在继续。

　　第二，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在教学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树立了良好的开端。研究会立足中国现实的社会状况，在教学内容上，既引入欧美的新闻理论，又重视中国报业的自身特点，吸收优秀报人的经验，理论联系实际；在教学方法上，不仅仅是单独的讲授，而且有研究讨论、实践参观相配合，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一优良学风也为后来的新闻教育所继承和发扬。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后，中国新闻研究团体和新闻教育蓬勃发展起来。从1918年到1937年，有十个新闻学研究团体相继成立，如1922年成立了中国新闻学会等。

　　第三，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新闻学研究会的许多会员投身到办报实践中，给新闻事业带来勃勃生机，也带来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新探索。而且，在数年中，新闻界受研究会的影响也进行了各种改革，如对“采访之注意，编辑之改良，印刷之进步”等等。

　　第四，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新闻事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导师邵飘萍是中共早期秘密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曾应聘来研究会讲演。研究会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他们大都是进步学生，其中有的成长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据罗章龙回忆在发给证书的55名会员中，毛泽东、罗璈阶、陈公博、区声白、谭植棠、谭鸣谦、易道尊、高尚德、舒启元先后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国共产党与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参加亢幕义斋各项活动。处于时代变化转折点上的北大新闻学会，符合社会进步的方向，培养了一代社会活动家，功不可没。大批会员把从研究会所学到的新闻理论和实践方法，应用于新闻活动中，后来不少人成为有才能的记者和编辑。他们办报刊、写文章，为宣传民主与科学思想，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主张，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例如，高尚德（君宇）先后担任《国民》、《新潮》、《先驱》、《政治生活》、《工人周刊》、《向导》的编辑和记者，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革命活动家，也是著名的报刊编辑记者。谭鸣谦、谭植棠是当时《政衡》等鼓吹进步、倡言民主与科学的报刊的积极撰稿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毛泽东正是从1918年10月任职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他报名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并取得了听讲半年的证书，在其中深受熏陶。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卓越的报刊新闻和政论作家，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缔造者。

　　新闻学研究会在北大的这第一把熊熊烈火，可以说是蔡元培适应了中国社会的需求，抓住了各项有利时机和条件，办成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业绩，此后一直温暖着新闻人的胸怀，谱写了90年间新闻学薪火相传的传奇。

　　（作者为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