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艺术学 >> 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民间手工技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东昌府木版年画保护为例
2021年08月09日 16:18 来源:《东方论坛》2021年第4期 作者:张兆林 束华娜 字号
2021年08月09日 16:18
来源:《东方论坛》2021年第4期 作者:张兆林 束华娜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摘要:传承人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部分民间手工艺存续及传承的核心。当前,学术界关于传承人的研究多停留在主观的理论保护想象上,未能从其主体地位、社会角色与手艺人的日常生活等方面来反映传承人群体内部的声音,未能将其置于乡村生活的大舞台中进行研究。本文试图从乡村手艺人的视角审视其自身传承的民间手工技艺及其在当今的境遇,努力知晓传承人如何看待其自身、传承的项目及其他,通过被保护者的视角审视我们的保护工作和部分民间手工技艺的境遇。这对我们反思业已开展和规划今后一个时期的保护工作是极为有利的。

  关键词: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东昌府木版年画

  作者简介:张兆林,男,山东济宁人,文学博士,聊城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羡林学者培育工程”入选学者,主要从事文化遗产、民俗学研究。束华娜,女,山东济宁人,聊城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学、文化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委托项目:艺术人类学视角下的移民社会与木版年画变迁研究(2019-GME-004);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东昌府木版年画研究”(17BWYJ02)阶段性研究成果;山东省民间美术资源保护与研发文化科技重点实验室资助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青岛传统村落文化记忆与基层社会治理”(18CWYJ06)的阶段性成果。

  乡村手艺人是我国诸多民间手工艺的主要创造者和承载者,其在农忙之余所生产的民间手工艺产品体现了区域民众的集体智慧和技艺工巧,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广大民众的精神需求和生活需求,使得乡村手艺人也成为农耕社会中掌握一定技艺并可以此改善生计的民众群体。在当今社会,国家为了推进文化保护与社会建设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乡村手艺人所承载的部分民间技艺及艺术形式被赋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新称谓,乡村手艺人群体中部分坚定的维护者和优秀的继承人也被遴选为项目传承人,并给予他们新的身份标签及国家相关部门的资金、培训等多方面的支持。

  学术界对于传承人与其所传承项目之间关系的认知是一致的,即传承人是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主体,没有离开传承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没有离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二者不可分割。但是,我们目前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都是通过基层文化单位先普查辖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继而积极鼓励并帮助个人或文化团体自主申报,然后组织专家组(或委员会)按照一定的标准遴选认定一定数量且分属不同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最后再根据遴选确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这是按项目寻人(以物寻人)的思维逻辑开展保护工作,并未能突出传承人的核心地位,忽略了众多乡间手艺人在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在实施过程中,只是特别重视并突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本体的重要性,容易造成人依附于物的错觉,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传承人之于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价值,有违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1]。就长远保护而言,传承人的生境及其如何看待自身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我们当前保护工作应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否则我们可能会犯舍本逐末的低级错误。

  本文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东昌府木版年画为例(聊城木版年画的重要组成部分)[2],以栾喜魁、栾占海两代传承人为核心,通过审视传承人及其对自身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认知,以期对我们当前的保护工作有所推进。目前学术界对东昌府木版年画的研究或是对东昌府木版年画实物的收集展示,或是围绕年画艺人口述史资料的整理,或是对年画艺人群体内部师承关系的探讨,或是与他地年画的对比研究,或是关于年画艺术特征的分析,但对传承人视角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东昌府木版年画则着墨甚少。本文在借鉴其它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从传承人视角出发审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东昌府木版年画,以求呈现民间艺人视域下民间手工艺的当代生境。

  本文选取栾喜魁、栾占海[3]为东昌府木版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主要有以下原因:栾氏是当地木版年画刻版世家,传承七代有余,且未间断;栾喜魁、栾占海二人已经进入政府主导的传承人保护体系,且在东昌府木版年画传承中处于重要的位置;栾氏所在许堤口村曾是当地有名的刻版村,具有一定的标本性价值。如栾喜魁已是东昌府木版年画国家级传承人,栾占海是东昌府木版年画市级传承人,其父子二人已经成为当地木版年画传承人群体中的代表性人物。当地木版年画的传承主要涵盖年画木版的刻制及年画成品的印制两个生产环节,而年画木版的刻制传承更是难于其成品的印制传承,且当前的刻版艺人如栾氏能够印制一些简单的年画,而在印制年画的艺人群体中鲜有掌握木版刻制技艺者,故本研究选择栾喜魁、栾占海二人即可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聊城地域范围内木版刻制及年画印制两个环节的传承人群体。

  一、主动与被动:东昌府木版年画的保护

  在多数传承人看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上级文化部门组织开展的工作,评审认定的政策标准等也应该是文化部门制定执行,传承人只要干好自己的工作,然后听从文化部门的安排就可以。正如年画刻版艺人栾喜魁所提及的是当地学者最早告诉他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还有时任堂邑镇文化站长的孙树贵、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王涛等人为其撰写各级传承人的申报材料、填写表格等,说明作为生活在偏远乡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的传承人对自身传承的手工技艺从最初的“混碗饭吃”到“要弄好它”是一个渐变的认识过程,而这一过程的转变正是在基层文化部门、文化学者等外力的帮助下实现的。

  栾喜魁、栾占海两位传承人均认为东昌府木版年画的保护是被动的保护,“原来光知道刻木版,指望这个混两个钱补贴家用,人家上边来人说我刻的这个木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才知道干的这个事这么要紧”,“最早知道年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大学的一个教授告诉的。”“文化站的孙站长来家给说,你干这个活是市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要干好,上边要保护,要扶持。”[4]对于东昌府木版年画刻版技艺的国家级传承人为什么是栾喜魁,“还不是因为会刻的人少了,岁数大的人要么拿不起刻刀了,要么都没了,年轻的不学这个,现在村里就俺一家会刻,十里八乡的也基本上没有人会刻了”,“现在村里上岁数的就俺爹他自己会干了,年轻的就数着我了。”[5]

  其实,不只是东昌府木版年画的传承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对自身所传承的民间手工技艺的认识,也是得益于部分致力于田野考察的专家学者和细致认真的基层文化工作者,否则其对于自身掌握的民间手工艺还是停留在谋生之道或农闲之乐的浅显认识,没有将其作为一种重要文化事象来传承与保护。由此可见,多渠道的宣传教育工作和扎实的基层文化工作是我们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宣传教育工作不到位,如果基层文化普查工作不到位,那么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很难取得今天的成就。正如时任堂邑镇文化站长孙树贵所言,“我们干基层文化工作的,就得用篦子把辖区的艺术形式都过一遍,看看到底有多少种,看看都是什么水平,看看哪些是濒危的,是需要先保护的,然后该争取政策扶持的要全力争取,该给荣誉的要给荣誉,得把他们扶持起来,让他们愿意传承,并且帮助他们传承好。”[6]

  二、卖方与买方:东昌府木版年画的交易

  木版年画自宋代出现以来就是通过买卖的形式用来交换的商品,买卖是维持木版年画有关技艺传承的重要一环。东昌府木版年画也正是经由年复一年的买卖,由明朝初年的三家年画店,发展到鼎盛时期的数十余家年画店,且远销我国北方的多数地区,并促进了自身的传承发展与扩大了自身的影响。

  年画本身就是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是老百姓将自己对生活的美好希冀用自己熟知并认可的艺术语言和技巧表现出来的载体,并且主要在春节这一特殊的节日应用在民众的生活之中,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年画本身就是关于年的艺术符号。“原来一进腊月,集市上就有卖年画的,一个摊连着一个摊,都连成片了。靠墙的就在墙上订几个钉子,系上绳,把年画搭上面,一层一层的。不靠墙的,就在地上铺个塑料纸,把年画摆上面。”“年画店把年画批给本地或者外地集市上卖年画的商人,也可以安排自己的学徒赶集逢市去卖,还有去十里八乡的村里去卖的。老辈里多有外省的人来买,都是河北、河南、东北的人来批发”。[7]原本是由农民刻、农民印、农民卖、农民买的木版年画现在反而远离了农民的生活,而是成了收藏者、研究者的专宠,无形之中将年画的生存空间极大地压缩了,这对于其传承而言是个极大的威胁。“现在不行了,基本没有人买了,卖的人也少多了。没人买,谁还去卖,混不着钱,也就没人干了。”[8]其他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基本是面临如此的生境,如讲民间故事的场景中没有了与之休戚相关的听众,一些祭祀的音乐因祭祀仪式的消亡而无法重现,情歌对唱因求偶方式的改变而日渐消亡等等,这就造成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链条中的某一个环节出现了断裂,甚至是无法弥补的断裂。

  原本属于民间大众的艺术形式开始变为了属于小众的艺术收藏品,使得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涵载的特定文化价值等出现了消亡。因为时代的变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的某些环节出现一些问题在所难免,但是作为承载民族文化基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在面临如此困难时传承下去,如何尽量实现原汁原味地传承等将不再仅仅是传承人自身所面临的问题,而是我们理论研究者和保护实践者都必须正视的问题。需求推动生产是亘古不变的道理[9],反之亦然,买方市场极大的缩小,导致木版年画生产动力不足是其技艺传承面临的现实问题。如果没有相当规模的买方市场存在,那么木版年画的刻版技艺传承也就慢慢无从谈起。若要实现木版年画的复兴或以此为生计,年画艺人作为卖方之一必须及时适应市场变化,知晓买方的实际需求,及早从自身的变革做起,在保有自我核心技艺的同时,不断创造出满足民众在新时代审美需求的年画作品,才是获得自我新生的关键。如河南滑县木版年画传承人陈义文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将现代城市的元素与江南园林的审美相结合,创作了《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等世博主题的产品,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滑县木版年画的新探索。

  三、年与年画:东昌府木版年画的命运

  年画属于年节之物,年画不断强化和巩固着人们关于年的所有美好记忆,离开了年画的年也就似乎越来越没有了年味。年让年画从众多的艺术形式中独立出来成为中国传统民间绘画的一个独立画种,年画融合了文学、信仰、民俗、艺术与审美等,为民众喜闻乐见,是年节的必备物,是民众习以为常的节日生活内容[10],成为表达人们美好情感的盛大节日装饰品或寄托哀思的祭祀品,也使其成为诸多民俗文化的有形载体。但是,在当下社会中买木版年画的人少了很多,贴年画的家庭更是屈指可数,作为东昌府木版年画刻版技艺传承人的栾喜魁和栾占海又是如何看待:

  以前农村的房子都是土坯垒起来的,也比现在的房子矮,窗户还小,屋里黑拉乎的。过年的时候屋里贴几张年画,颜色又鲜亮,显得屋里亮堂,也好看。现在,房子都盖得又高又大,墙白窗户大,屋里亮堂堂的,也没人舍得往那白墙上贴年画。

  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喜欢大红大紫的,认为年画不时兴了,墙上最多也就是挂个大幅的照片。[11]

  年画成本高,春联加上门神一套怎么也得五六块钱,人家买胶印的春联年画用不了两块钱就能解决了,谁还愿意多花钱去买木版年画?

  小时候玩的东西少,又没有电视,晚上没事就看看贴在墙上的年画,年画里都是故事,老人也给讲讲。那时候,很多故事都是通过看年画知道的,靠着年画长不少知识呢。[12]

  木版年画是我国农业社会出现且兴盛的一种艺术形式,并且主要为农耕地域的民众所喜爱,甚至唐宋以来及至民国出现了无门不贴年画的盛况。但是,现在木版年画似乎离年越来越远,农民贴的年画也早已换成了胶印年画春联等,木版年画正在淡出民众在年这个特殊时刻的狂欢仪式,原因有很多,“凡是昔日曾满足过昔日人们的需要的器物和行为方式,而不能满足当前人们的需要时,也就会被人们所抛弃,成为死历史了”[13]。生活设施变好了,不再需要靠张贴年画来美化居住环境;时代发展了,人们的审美观发生了变化,且有更多的艺术资源和娱乐形式可供民众选择,年画对于民众的教育作用与娱乐价值变小了;木版年画的成本比胶印年画高,其市场被较便宜的胶印年画所蚕食等。其实不仅木版年画如此,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在不断改变人们审美观念的同时,也带给人们更多的甚至海量的艺术资源和艺术形式,即使再偏远的乡村也早已被诸多的艺术形式所覆盖,原本属于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生存场域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其他文化形式甚至他国的文化形式所侵占,使得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偏安朝夕不保的一隅。为了扭转日渐消亡的颓势,承载了海量文化信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维持艰难传承的同时,传承人在技艺呈现与传承形式方面必须有所创新,必须不断增益带有时代信息的文化因子,适应民众生活需求,从而吸引并保有一定规模的受众,重新获得勃勃生机。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艺人就适势采取了目标式生产,产品分为两类,“主要面向低端市场的传统单张(有光纸)年画和采用现代印刷技术的单张机印年画,与主要面向中高端市场、以画册、画轴、画框为主要品种的高档(宣纸)年画和以手绘为主的年画”[14],在维护原有农村市场的同时,也争取到了一定份额的城市旅游市场,扩大了木版年画的目标受众。尤其在节日期间,现在的年画融合了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年画的市场和受众也更好地体现了节日文化和节日经济的耦合发展[15]。聊城端木传统点心制作技艺则采取了不同平台传承发展的方式。年长的传承人端木宪杰从传统点心的制作,销售对象多是十里八乡的民众。年轻的传承人端木庆亚、端木庆雪在市区开设了糕点店、烘焙坊,在销售传统点心的同时也从事了新式糕点的制作,销售对象广为宽泛。这或许可以为聊城木版年画的传承提供借鉴。

  我国政府系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有十余年,为今后更好地开展保护工作探索了一些好的做法,也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效,总结了一些好的经验。但是,分析东昌府木版年画传承人究竟如何评价政府有关部门的保护工作,思考其为何给予如此的评价及被保护的传承主体期望何样的保护措施等,将为我们更好地开展保护与研究工作提供一个新的参考视角。

  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发挥的作用应该交由被其保护的对象来评判,应该由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重任的传承人来评判。在现实保护实践中,传承人提出和关心的问题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传承人看问题的角度也可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工作视角。至于政府怎么样的保护才是真正有效的保护,才能帮助传承人切实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下去等问题,参与具体项目保护工作的传承人是最有发言权的。

  关键是要有徒弟。要是没有徒弟,就没法保护。要是政府能组织一帮年轻人来学,就能传下去。我愿意带徒弟,只要有人愿意学就行,我也不要人家学费。别管是谁,只要你愿意学,我就愿意教。老辈里还指望徒弟给烧水、做饭、扫院子、看孩子,我不稀罕这个。现在别说要学费了,就是免费教都没有人愿意学。[16]

  关键还是要有市场,有人买,这样才有刻版的活,活多了,收入就上来了。只要刻版的人收入高了,愿意学的年轻人自然而然就多了,刻版技术自然也就能传下去。传承人光认识到年画刻版技艺重要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能养家,能有口好饭吃。政府不能只在宣传上下功夫,还得再拿出一些更管用的措施来。[17]

  笔者在田野考察中发现,当地学习木版年画刻印技艺的人并不以此为业,而多是作为一种艺术爱好。如2019年1月30日,栾喜魁新收的6名徒弟中,既有大学教师、美术爱好者、铁路工人,也有民间年画刻版艺人,但均不以此为业。

  没有合适的后继传承人或者没有主动愿意学的后来人是困扰多数民间手工技艺传承的现实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政府要创设一个适宜的环境,为传承人对徒弟的传帮带提供切实扶持措施,让他们安心学,并乐于学。如基层文化工作者所言,“如果政府能够给每一个愿意学木版年画刻版技艺的人提供每个月1500元的补助,解决其个人的温饱问题,就会有人安心去学,毕竟是门手艺。”[18]这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可,如安学斌认为要大力支持文化传承人进行有偿传承活动,帮助文化传承人解决好生计问题,抓好年轻一代传承人的培养,使整个民族文化的传承永续进行[19]。

  虽然东昌府木版年画已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各级文化保护部门也采取了一些保护的措施,但是现在当地能够刻制年画木版的人还是寥寥无几,刻版技艺水平比较高的艺人更是屈指可数。若长此以往,东昌府木版年画还能传承下去吗,其未来在哪里?

  国家组织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能不能帮助被保护项目如东昌府木版年画的有关技艺传承下去,参与其中的各方保护力量对此并没有十足的信心。在此情形下,作为承担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对于自己传承状况是否有信心则是至关重要的。

  部分传承人出于对这门手艺的热爱,期盼并坚信能传下去,“旁人,我管不了。我这一家得传下去,想办法也得传下去。”他们更期盼当下的文化保护工作能保障人们温饱的前提下,将木版年画的手艺传承下去,“小时候跟自家老人学,也是为了混碗饭吃,要不是为了有碗饭吃,可能也不去学了。现在年轻人也要有碗饭吃,只要木版年画保护工作能给他们一碗饭吃,就能传下去。要是能吃得好点,那就传得更好。”[20]“国家下这么大力气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应该能传下去,能传承什么样,还得看小辈们怎么学了。政府都保护好几年了,会刻木版的人还是不多,很多年龄大的更是拿不起刀了,俺爹应该是能拿起刀的年龄最大的人了。”[2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保护的对象是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项目和传承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传承项目的关键就在于有优秀的传承人,并有源源不断的后继传承人[22]。栾喜魁虽然对传承东昌府木版年画刻版技艺信心满满,但是我们从其言谈中不难发现,其对他人能否有效参与木版年画的传承并没有信心,对于自己的后人从事传承还是抱有很高的希望,但是这种希望是建立在对家长制权威的盲信之上,其实效尚既是未知,更是难以预测。当然,栾喜魁认为传承木版年画刻版技艺,就要“给他们一碗饭吃,要是吃得好点,那就传得更好。”栾占海则认为年画能否传下去,关键在于是否有市场,市场是支撑年画技艺传承的原始动力和现实价值。栾占海认为还要让后代对木版年画保持高度的兴趣,这也是他们可能参与木版年画刻版技艺传承的重要因素。在田野考察中,笔者也发现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尤其是未列入各级保护名录项目的传承人对能否将自身掌握的技艺传承下去还是持有很保守的态度,甚至有些传承人对自身传承的技艺持有的是艰守的态度,而不是社会大众所期盼的坚守态度,原因就在于“年龄大了,出不了大力,只能干点这个手艺活,混俩钱花,也是没法”,“要是有点别的法,能出去多挣俩钱,也就不干这个了。”[23]

  四、诉说与倾听:传承人话语与文化保护

  传承人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核心,给予他们一个恰当的方式和途径发出自己的声音,深入聆听传承人对自身传承项目和国家保护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对于目前的保护工作是非常有益的,毕竟浩如星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还是要靠他们来传承。但是,我们目前的研究恰恰忽视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话语,而多是建立在无保护实践基础之上的理论假设,既没有系统考察被保护的对象,更没有真正听取被保护对象的意见,貌似理论逻辑严密,但却经不起实践的推敲,这是在犯缘木求鱼的低级错误。“政府和专家倾听传承人的心声,进行适时引导和帮助,是目前非遗保护和传承发展的良好思路。”[24]我们的保护工作已经开展了十余年,理论研究者应该多走入田野,并创设机会让传承人走向前台,因为除了传承人之外,没有任何一方力量能够代言或者代表他们。学者尤其要有这种自觉的担当意识,不能只去挽救那些正在消逝的文化形式,而应走近所有那些需要关怀的艺人群体,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倾听他们的心声,理解他们的情感,协助他们在现实社会与传承文化的协商中获得应有的话语权。

  当然,倾听并尊重传承人的话语,并不是单向地接受甚至盲信,而是试图通过与其无碍的交流,知晓更多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乡土知识,摸索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规律,探寻更适合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话语权,根本目的是从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汲取有助于现代文化建设的营养,将有助于现代文化建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融入到当今社会,使其在当今社会寻得适合自己的角色,实现其作为特定文化载体在当今社会的价值。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者,其本身是我们民族部分文化的传承者与创造者,我们尊重其话语,也是希望其能够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能够创新发展传统文化,能够参与到新文化的创造中,创造出符合新时代需要和民众需求的艺术品,丰富我们民族的艺术之林。

  倾听传承人的话语,并不是排斥其他参与保护力量的声音。不可否认,社会上的诸多力量从不同方面通过不同形式参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笔者曾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力量分为主导力量、主脑力量、主体力量与参与力量四大类,其中政府是主导力量,专家学者是主脑力量,传承人是主体力量,新闻媒体、社会资本、外来资本、民间组织等是参与力量。政府凭借强大的行政资源、经济实力、话语权等居于我们保护工作的主导位置,专家学者凭借其学术良知和理论指导居于我们保护工作的主脑位置,传承人靠其掌握的独特技能和行业信仰居于我们保护工作的主体位置,新闻媒体、社会资本、外来资本、民间组织等在不同侧面促进了我们的保护工作。但是,“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导地位随着保护实践的深入和政府职能的调整,尤其是‘小政府大社会'改革模式的探索,会有不同程度的收缩,由现在管理面较宽逐渐变窄,由现在的位于前台的直接保护变为处于后台的宏观调控,由显在的指挥变为隐性的保护。各种社会组织将取代政府的前台位置,出现在保护实践的一线,其功能发挥得更为明显,保护工作将更加表现为全民性的文化自觉,更加体现大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格局。”[25]

  但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本体而言,我们毕竟都是外来者。我们所能做的也无非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创造一个良好的外在环境,剩下的也只能寄希望于散布乡野田间的传承人,因为唯有他们才是决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能否传承的核心力量。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的保护工作可能就要大打折扣了。

    注释:

  [1]新发展理念是以人为中心的,重视张扬人的价值,强调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参见王红霞:《新发展理念方法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90—92页。

  [2]关于聊城木版年画与东昌府木版年画的关系,笔者认为东昌府木版年画是聊城木版年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原东昌府范围内的木版年画生产占据区域的较大份额,且现有的年画生产及年画传承人主要集中在东昌府区,故选取东昌府木版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作为聊城木版年画的传承人也在情理之中。关于聊城木版年画的组成及传承概况可参见本人《集体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保护研究--以聊城木版年画为核心》(《文化遗产》2019年第1期)、《从碎片到完整:聊城木版年画研究的转向》(《聊城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等文章。

  [3]栾喜魁,1939年生人,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堂邑镇许堤口村人,幼年时曾随其父栾秀崑到邯郸等地刻书,16岁随父亲学习刻版,20岁左右就能独立刻版,曾担任生产队的记分员、小队会计、民办教师等。目前,栾喜魁主要承接有关文化单位、年画商店、文化爱好者的刻版业务,刻版收入不稳定,但在当地刻版艺人群体中属于收入较高者。栾占海,1963年生人,栾喜魁之子。栾占海15岁开始跟随其父亲栾喜魁学习年画刻版,20岁左右能够独立刻版,其年轻时曾在莘县等地从事机器刻印和手工刻章工作,目前主要在家从事家禽养殖。近年来,栾占海闲暇时与栾喜魁老人一起刻版,其刻版的收入在家庭年收入中的比重较低。

  [4] 访谈对象:栾喜魁;访谈人:张兆林;访谈时间:2016年1月24日;访谈地点:栾占海家。

  [5] 访谈对象:栾占海;访谈人:张兆林;访谈时间:2016年1月24日;访谈地点:栾占海家。

  [6] 访谈对象:孙树贵;访谈人:张兆林;访谈时间:2016年1月10日;访谈地点:孙树贵办公室。

  [7] 访谈对象:栾喜魁;访谈人:张兆林;访谈时间:2016年1月9日;访谈地点:栾占海家。

  [8] 访谈对象:栾占海;访谈人:张兆林;访谈时间:2016年1月24日;访谈地点:栾占海家。

  [9] 邹文兵:《由“非遗”资源到文化产业--泉州提线木偶戏产业化发展路径探析》,《浙江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10] 董德英:《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与早期民俗学发展》,《民俗研究》2021年第2期。

  [11] 访谈对象:栾喜魁;访谈人:张兆林;访谈时间:2016年1月24日;访谈地点:栾占海家。

  [12] 访谈对象:栾占海;访谈人:张兆林;访谈时间:2016年1月24日;访谈地点:栾占海家。

  [13] 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14] 王媖娴:《时移俗易与雅俗共赏---当代社会中杨家埠年画的发展现状》,《民族艺术研究》2014年第4期。

  [15] 董德英:《采百草逛药市:端午节日文化与节日经济耦合发展》,《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16]访谈对象:栾喜魁;访谈人:张兆林;访谈时间:2016年1月24日;访谈地点:栾占海家。

  [17]访谈对象:栾占海;访谈人:张兆林;访谈时间:2016年1月24日;访谈地点:栾占海家。

  [18]访谈对象:孙树贵;访谈人:张兆林;访谈时间:2016年1月10日;访谈地点:孙树贵办公室。

  [19]安学斌:《民族文化传承人的历史价值与当代生境》,《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20]访谈对象:栾喜魁;访谈人:张兆林;访谈时间:2016年1月24日;访谈地点:栾占海家。

  [21]访谈对象:栾占海;访谈人:张兆林;访谈时间:2016年1月24日;访谈地点:栾占海家。

  [22]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究》,《厦门理工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23]访谈对象:陈庆生;访谈人:张兆林; 访谈时间:2016年5月27日;访谈地点:陈庆生家。

  [24]马知遥、刘智英、刘垚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几个关键性问题》,《民俗研究》2019年第6期。

  [25]张兆林、束华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量功能与角色》,《人民论坛》,2015年第3期。

作者简介

姓名:张兆林 束华娜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胡子轩)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回到频道首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