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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绣罢凭君看,且把金针度与人” ——黄仕忠《书的诱惑》出版
2020年04月23日 13:2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曾江 武勇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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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仕忠著《书的诱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网记者曾江/摄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曾江 武勇) 黄仕忠著《书的诱惑》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书的诱惑》分为“上学记”“访书记”“品书集”“论学集”“怀人集”“序跋集”,收入作者求学、读书、怀人、寻访文献等的随笔、序跋文数十篇。本书所收文章涉及作者求学与探索学术道路上的感悟与思考、对师辈学者的追记,以及在海内外寻访稀见戏曲类文献的经历与整理出版过程、日本学人近代以来在中国搜集寻访文献的故实等,对于中国戏曲史、戏曲文献研究、中日学术交流、近代学术史等领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本书作者黄仕忠教授为浙江诸暨人,1960年出生,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著有《〈琵琶记〉研究》《中国戏曲史研究》《戏曲文献研究丛稿》《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等。黄仕忠教授近二十年来持续“访曲”,从2001年起专注于日藏中国戏曲文献,先后推出《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明清孤本稀见戏曲汇刊》《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藏稀见中国钞本曲本汇刊》《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等系列学术著作,受到海内外相关学界关注和好评。

  黄仕忠认为,“对学者来讲,书要紧的就是要用”。他读书、用书、研究,但是与藏书家不同,他的藏书并不多,书架上主要是自己研究领域的专业书,在研究中尽可能使用图书馆的书。“我的梦想是把全世界所有的戏曲文献全部看完,特别是那些图书馆收藏的孤本、善本全都读过。”

  适逢“4·23世界读书日”,当前新冠疫情也还没结束,黄仕忠表示,趁此闲暇好读书。他说:“所有人都明白,读书,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像我自己,也是因为读书考上了大学,改变了我的人生,也改变了我的生活。”人类之所以有别于动物,就是因为我们有语言,有文字,可以用语言和文字,把人类所发明、创造的遗产记录下来,传授给后人。中华文明非常悠久,延绵不绝,就是因为有汉字记载下来,让古人智慧才华,成为我们的养分,成为我们的宝贵财富,传承下去。阅读,就是传承知识的一种很重要的方式。其实,读书也不单单是可以进行知识的传承,因为读书也是陶冶心情、培植一个人的素养的很重要途径。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明白读书的意义和价值,好好读书,在书里得到更多的体悟,把书和我们的人生结合起来,让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我想,这将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在这个特殊的“读书日”,黄仕忠如是说道。

  《书的诱惑》记录了学者求学、治学、教学的学术成长和传授经历。黄仕忠多次讲,“学问本是冷门事”,“学问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学问更多应是学术同行的认同,是一些真正以学术为标准、以学术为追求的人的认同,学术是荒江野屋二三知己之事。黄仕忠的治学初从于徐朔方先生,再从于王季思先生 、黄天骥先生,他在书中回忆了前辈学者的为人治学、道德文章。黄仕忠在书中写道,记得徐朔方先生20世纪80年代给他们这一届古代文学研究生上专题课,以当时刚发表的《汤显祖与晚明文艺思潮》讲起,学者发表文章是“鸳鸯绣罢凭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而他这是把金针度与人。徐朔方先生当时说道,一篇论文的触发点,也可能是文中很不起眼的一点,而且问题生发的过程,也未必同于论文表述的前后序次。他展示了对这个问题从思考到撰文的全过程,也补叙了并未在文中全部展示的材料与思考,告诉学生必须注意到将材料本身还原到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以及作家们的相互关系中去理解。黄仕忠表示,“当时对我来说,这一课真正可谓是醍醐灌顶,终身享用不尽。”

  《书的诱惑》记录了学者读书、访书、写书中的特别瞬间和学术感悟。在黄仕忠看来,“鼓捣古籍文献,其乐无穷”。

  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是著名书志学家,毕生致力于中国文学及汉籍为中心的书志学(文献学)研究,曾以极大热情搜罗戏曲俗曲曲本,其搜集曲本中有许多后来入藏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等学术机构。另一位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曾系统收罗清人的经学著作,是日本国内无与伦比的搜集。长泽规矩也与仓石武四郎是日本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培养的最杰出的学者之列,两人也有长期的学术交谊,而两人的许多搜集今藏同一书库的同一层。黄仕忠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书库搜寻时感慨,“今观两人精魂所系之书籍,在同一层书库中比邻而居,相互致意,不禁令人思绪悠悠。”

  王国维先生是中国戏曲史研究先驱,他从《曲录》到《宋元戏曲史》的系列著作,为中国戏曲史学科奠定了基础。黄仕忠追寻梳理研究了王国维旧藏词曲书籍去向归属,发现多流徙藏日本,一部分也为国内购藏。黄仕忠回忆感慨道,当时在异国摩挲王国维手迹,见他以谨严的楷书抄写的剧本、曲目,二色三色的批校,因续有所得而增的题识,遥想百年前王国维先生独自致力于戏曲研究的情状,体会他提出的“凡诸材料,皆余所蒐集”的言外之意,所言“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可视为手段而后可”的境界,不禁感慨系之。

  真正的研究,应当建立在全面掌握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黄仕忠曾主持完成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海外藏珍稀戏曲俗曲文献汇萃与研究”,目前正参加黄天骥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全明戏曲》编纂及明代戏曲文献研究”的收尾工作。黄仕忠在《书的诱惑》中表示,以戏曲和俗文学研究为例,当前学界的研究工作是建立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者所梳理的文献资料基础之上的,而由于受到当时客观条件限制,这已不能满足当下学术研究的新要求。每一个学术领域的推进都是以新一轮的资料文献整理为基础,需要有人为新的学术发展做基础性工作。中山大学相关学术团队近年推进对戏曲文献的编集整理影印,包括赓继王季思先生的《全元戏曲》,通过团队的“全明戏曲”项目完成有明一代戏曲文献的编集,开启研究新路;展开海外藏珍稀戏曲俗曲文献的荟萃影印;关注说唱俗文学文献,包括北京“子弟书”,广州府属木鱼书、龙舟歌、南音、粤剧、潮州歌册、闽台歌仔册等等。总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全面系统的文献调查,以此为基础编制总目,然后对文本作校点或影印出版,最后完成研究性工作。这些工作需要五到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积累,需要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总之,通过共同努力,整体性推进戏曲史研究这一领域的基础工作。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黄仕忠先生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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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曾江 武勇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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