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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文字之穷 ——鲁迅的美术出版历程及思想探究
2018年04月13日 11:58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 作者:卢军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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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鲁迅的美术工作定位在绍介翻印出版工作。他在搜集古今中外版画书刊、名作原拓的基础上,自费编印十余种画册,印行近万册,以供美术工作者参考再造。鲁迅是民族传统艺术的传承者、西方版画艺术的绍介者,也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倡导者。鲁迅美术出版活动的价值取向与其文学启蒙理念是一致的,是为了用文艺来唤起民众的觉醒,改变国人的精神现状,并培育艺术新人。在鲁迅看来,无论是绍介欧美的新作,还是复印中国的古刻,都是“中国的新木刻的羽翼”,希望青年美术工作者们能将文艺遗产和外国先进艺术有机融合,创作出别开生面的新作。鲁迅撰写的书刊广告生动凝练、扣人心弦,是其出版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的前瞻眼光、牺牲精神和不遗余力的努力,推动了版画艺术在中国的发展,践行了他在“五四”时期就倡导的文艺大众化的主张,鲁迅在中国美术出版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关键词:鲁迅;美术出版;启蒙;文艺遗产;外国版画;新兴木刻

  作者简介:卢军,文学博士,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 山东 聊城 25205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2AZW010)

  鲁迅对美术的热爱持续终生,他认为除了审美愉悦、陶冶性情外,作为“人类共通的语言”的图画具有“济文字之穷”的特殊功能。在日本留学期间,为改造国民精神,鲁迅弃医而“治文学和美术”,看重的就是文艺的启蒙工具作用。回国后在教育部任职期间,鲁迅撰写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阐明美术可以“表见文化”、“辅翼道德”、“救援经济”[1],提倡艺术工作者们创作能反映社会生活、国民精神递变、助人向上的作品。该文被研究者视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起点和标志。1927年,鲁迅翻译了日本板垣鹰穗所著《近代美术史潮论》,提出应系统向国人介绍有关世界美术的知识,以开阔民众视野。

  鲁迅的美术工作定位是绍介翻印美术作品,以版画(包括木刻、石版、铜版、插画、装画)为主。鲁迅倡导版画的主要原因是认为其表现形式质朴刚健,适合反映底层大众的生活疾苦和民主革命;此外,制作木刻版画的工具简单易得,成品复制方便,比其他美术作品更易传播普及,“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2]。但当时国内介绍版画艺术的书刊极端匮乏,“中国旧式插画与外国现代插画,青年艺术家知道的极少;尤其奇怪的是美术学校中几乎没有藏书”[3]。为解决这个问题,1929年1月,鲁迅与柔石等以“朝花社”名义编印出版了收录有12幅外国木刻作品的《近代木刻选集(1)》,此后陆续自费编印了《蕗谷虹儿画选》、《近代木刻选集(2)》、《比亚兹莱画选》、《新俄画选》、《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一个人的受难》、《北平笺谱》、《引玉集》、《木刻纪程(1)》、《十竹斋笺谱》、《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死魂灵百图》等十余种画册,印行近万册,“以传给青年艺术学徒和版画的爱好者”[4]。鲁迅曾明确阐述他的出版动机:“虽然材力很小,但要绍介些国外的艺术作品到中国来,也选印中国先前被人忘却的还能复生的图案之类。有时是重提旧时而今日可以利用的遗产,有时是发掘现在中国时行艺术家的在外国的祖坟,有时是引入世界上的灿烂的新作。”[5] 鲁迅的美术出版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传承弘扬民族文艺遗产;引介外国的进步艺术作品;记录中国新兴木刻家的成长足迹。鲁迅美术出版活动的价值取向与其文学启蒙理念是一致的,期盼用美育来潜移默化地改变民众的精神现状,唤起民众的觉醒。正因为鲁迅的不懈努力,推动了版画艺术在中国的发展。

  一、传承弘扬民族文艺遗产

  鲁迅在多篇文章中谈到对待文艺遗产的态度问题。1934年4月10日,鲁迅致信魏猛克,批判了全盘否定旧形式和文艺遗产的偏激错误观点,就艺术的承传问题指出:“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有几位青年以为采用便是投降,那是他们将‘采用’和‘模仿’并为一谈了。中国及日本画入欧洲,被人采取,便发生了‘印象派’,有谁说印象派是中国画的俘虏呢?”[6] 1934年5月,鲁迅作《论“旧形式的采用”》,针对旧形式的采用和绘画遗产的继承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看到中国传统版画日渐衰落、行将绝灭的现状,鲁迅深以为忧。1934年3月17日,鲁迅致信山本初枝,谈到因恐《北平笺谱》这类诗笺怕不久将绝迹,“因此我决心印一些,留下从前的成绩”[7]。1933年2月5日,鲁迅致信郑振铎,商议联手编选一部中国传统彩色木刻集,“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琉璃厂得了一点笺纸,觉得画家与刻印之法,已比《文美斋笺谱》时代更佳,譬如陈师曾、齐白石所作诸笺,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专家之上,但此事恐不久也将销沉了。因思倘有人自备佳纸,向各纸铺择尤(对于各派)各印数十至一百幅,纸为书叶形,采色亦须更加浓厚,上加序目,订成一书,或先约同人,或成后售之好事,实不独为文房清玩,亦中国木刻史上之一大纪念耳”[8]。两人做了分工,由身处北平的郑振铎搜集笺样,鲁迅则负责从五百多种笺样中选择合适的笺纸。此后数月,两人书信往来频繁,研究《北平笺谱》的纸张选取、色泽印工、编订目次、装帧设计等具体问题。既要与美术工作者有参考作用,还要考虑到历史文物价值。1933年10月,鲁迅与郑振铎合编、自费出版的中国传统木刻水印笺纸集《北平笺谱》编成,收录笺纸332幅,分订线装六大册,由北平荣宝斋印刷装订,被当时的出版界视为一大盛事,对传承中国古代木刻版画有不可估量的影响。1934年2月24日,鲁迅致信郑振铎,谈到重行展阅《北平笺谱》“觉得实在不恶,此番成绩,颇在预想之上也”[9],可见鲁迅对《北平笺谱》的编印效果是相当满意的。

  当然,除了传承文化遗产外,鲁迅出版此书也有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的原因。他在给姚克的信中坦言:“我旧习甚多,也爱中国笺纸,当作花纸看,这回辑印了一部笺谱,算是旧法木刻的结账。”[10]《北平笺谱》出版后,鲁迅赠送多册给国外图书馆及苏联木刻家协会、斯诺等外国友人,希望此书能帮助他们了解中国。但有些国家除外,1934年2月9日,鲁迅在给郑振铎的信中谈到向各国图书馆赠送《北平笺谱》一事,“英国亦可送给,以见并无偏心,至于德意,则且待他们法西斯结束之后可耳”[11],说明鲁迅拒绝向德国和意大利赠书的原因是由于痛恨两国实行法西斯专政。考虑到青年美术学生学习资料的缺乏,鲁迅还打算于精印本外,另制一种廉价本,以减轻学生的购买负担并帮助其研究。

  由于《北平笺谱》的顺利开印和大获好评,激发了郑振铎出版中国历代版画的兴趣,获得鲁迅的支持:“新的文化既幼稚,又受压迫,难以发达;旧的又只受着官私两方的漠视,摧残,近来我真觉得文艺界会变成白地,由个人留一点东西给好事者及后人,可喜亦可哀也”[12]。1934年2月15日,鲁迅致信台静农,谈及郑振铎收藏有不少明版图绘书,“明版插画,颇有千篇一律之观,倘非拔尤绍介,易令读者生厌,但究竟胜于无有,所以倘能翻印,亦大佳事,胜于焚书卖血万万矣”[13],希望郑振铎能将其选印翻刻成书,以传播中国古代版画艺术。

  《北平笺谱》出版后,鲁迅与郑振铎再度合作,着手翻印《十竹斋笺谱》,力图再“复活一部旧书”。《十竹斋笺谱》是明末彩色水印木刻笺谱,内容多反映晚明文人雅士生活趣味,也是晚明印刷技艺的集大成者。印行时正值李自成起义军攻陷北京,由于战乱,原版印数和存世量极少。1934年3月18日,鲁迅致信增田涉,谈及翻印《十竹斋笺谱》打算,“因为旧式文人逐渐减少,笺画遂趋衰亡,我为显示其虎头蛇尾,故来表彰末流的笺画家。雕工、印工现在也只剩三四人,大都陷于可怜的境遇中,这班人一死,这套技术也就完了。从今年开始,我与郑君每月聚一点钱以复制明代的《十竹斋笺谱》,预计一年左右可成”[14]。为了翻刻《十竹斋笺谱》,郑振铎设法借得通县王孝慈所收藏的《十竹斋笺谱》母本,委托荣宝斋翻印,鲁迅自愿承担《十竹斋笺谱》的刊刻费用。翻刻过程中,鲁迅与郑振铎反复探讨选用何种颜料印出后“历久不褪色”,用哪种纸张才能耐久,以及制作普及版供青年学习等细节。鲁迅还研究了《十竹斋笺谱》的版权页设计问题,“老成人死后,此种刻印本即不可再得,自当留其姓名。中国现行之版权页,仿自日本,实为彼国维新前呈报于诸侯爪牙之余痕,但如《北平笺谱》,颇已变相,也还看得过去。我想这回不如另出新样,于书之最前面加一页,大写书名,更用小字写明借书人及刻工等事。如所谓‘牌子’之状,亦殊别致也”[15]。这是鲁迅创造的现代刻印木板古书的版权新样式,广受出版界重视并沿用至今。

  1934年12月,《十竹斋笺谱》第一册以“版画丛刊”名义出版。鲁迅虽对翻刻耗时太长颇多微词,但对印刷效果还是满意的,1935年4月10日致信郑振铎,“我虽未见过原本,但看翻刻,成绩的确不坏,清朝已少有此种套版佳书,将来也未必再有此刻工和印手”[16]。因此,鲁迅敦促郑振铎让荣宝斋加快翻刻《博古叶子》和其余三册《十竹斋笺谱》。《博古叶子》是鲁迅非常欣赏的明末清初画家陈老莲的木刻人物画集。陈老莲长期与刻工合作,为明代版画技艺的提高做出了很大贡献。自1934年起,鲁迅为翻印此书同郑振铎洽商多次,又请许寿裳出面向持有明刻本的周子竞商借,并试印了样纸,还登出了售书广告。然而,由于日军进逼华北,时局动荡,再加之资金困难,以致翻刻中辍。

  二、大力绍介外国版画艺术

  纵观鲁迅的美术出版活动,他投入精力最多的是编选绍介外国美术作品。1928年11月,鲁迅与柔石等青年成立朝花社,“目的是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17]。他在广泛收集外国版画书刊画集、名作原拓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近代木刻选集》、《新俄画选》、《引玉集》、《士敏土之图》、《死魂灵百图》等画册,大力推介外国版画艺术。缘由大致有两个:一是为美术工作者提供参考学习资料。鲁迅曾在《论翻印木刻》一文中写到:“而翻印木刻,也较易近真,有益于观者。我常常想,最不幸的是在中国的青年艺术学徒了,学外国文学可看原书,学西洋画却总看不到原画。……我只因为想供给艺术学徒以较可靠的木刻翻本,就用原画来制玻璃版。”[18]二是试图纠正当时美术界普遍存在的一些错误倾向。1934年6月2日,鲁迅致信郑振铎,批评了当时画坛的资产阶级艺术创作和革命美术初期的错误倾向:“盖中国艺术家,一向喜欢绍介欧洲十九世纪末之怪画,一怪,即便于胡为,于是畸形怪相,遂弥漫于画苑。而别一派,则以为凡革命艺术,都应该大刀阔斧,乱砍乱劈,凶眼睛,大拳头,不然,即是贵族”[19]。鲁迅多次表达了对美术作品中塑造的工农形象的不满,1934年4月6日,在复李雾城的信中就指出,“刻劳动者而头小臂粗,务须十分留心,勿使看者有‘畸形’之感,一有,便成为讽刺他只有暴力而无知识了”[20]。指出将工农高举的拳头画得比头还大或者吹胡子瞪眼,并非就是无产阶级艺术,正象在文学创作方面描写工农开口骂人或满脸泥污一样是错误的,是不符合事实的。希望美术青年应认真解决歪曲工农形象的问题。鲁迅绍介西方先进艺术,就是为了来针砭中国艺坛的病态。

  《士敏土之图》是德国青年版画家凯尔•梅斐尔德为苏联作家革拉特珂夫小说《士敏土》所作的插图,共10幅。1930年9月12日,鲁迅收到徐诗荃由德国寄来的《士敏土之图》,欣赏有加,赞扬梅斐尔德“在德国是一个最革命的画家”,“这十幅木刻,即表现着工业的从寂灭中而复兴。由散漫而有组织,因组织而得恢复,自恢复而至盛大。也可以略见人类心理的顺遂的变形”[21]。鲁迅立刻筹划该画集的翻印。1930年9月底《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出版,是鲁迅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印刷的第一本精印复制品。翻印这套版画,主要是为木刻青年提供参考学习资料。为达到理想的翻印效果,鲁迅为印刷工艺问题反复考量,他曾在《论翻印木刻》一文中提到此事:“倘为艺术学徒设想,锌板的翻印也还不够。太细的线,锌板上是容易消失的,即使是粗线,也能因强水浸蚀的久暂而不同,少浸太粗,久浸就太细,中国还很少制板适得其宜的名工。要认真,就只好来用玻璃板,我翻印的《士敏土之图》二百五十本,在中国便是首先的试验”[22]。这样精印外国木刻作品,在中国还属于首创。在《鲁迅日记》中,记载着他先后赠送《士敏土之图》给韦素园、钱君匋,徐诗荃、胡愈之、许钦文、许寿裳、古安华、费慎祥、康嗣群、德国友人汉堡嘉夫人等多人。

  鲁迅认为用图画来叙事对读者大有裨益,“书籍的插画,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种宣传画。这种画的幅数极多的时候,即能只靠图像,悟到文字的内容,和文字一分开,也就成了独立的连环图画”[23]。1933年9月,鲁迅编辑的比利时画家麦绥莱勒木刻连环画册《一个人的受难》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发行。鲁迅在序言中介绍麦绥莱勒善用图画来表现故事,但作品浪漫、奇诡的居多,“独有这《一个人的受难》乃是写实之作,和别的图画故事都不同”[24]。还为书中图画一一作了寓意深刻的说明,从而增强了这套连环画的思想性。1933年10月8日,鲁迅致信赵家璧,谈及《一个人的受难》:“M氏的木刻黑白分明,然而最难学,不过可参考之处很多,我想,于学木刻的学生,一定很有益处。但普通的读者,恐怕是不见得欢迎的。我希望二千部能于一年之内卖完,这才是木刻万岁也”[25]。这部画集中的几幅代表性的画曾被作为进步书籍报刊的标记发行,影响深远。

  为出版长篇小说《铁流》的木刻插图单行本,鲁迅委托在苏联任教的曹靖华帮助搜集插图,不料制版待印之时,1932年1月28日,日军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承印此书的商务印书馆化为灰烬。书虽未出成,但鲁迅并未停止系统搜集苏联版画原作的工作。曹靖华告知鲁迅:苏联木刻家愿意用中国宣纸交换木刻作品。鲁迅遂开始寄赠宣纸,曹靖华先后从苏联木刻家手中搜寻木刻作品118幅寄与鲁迅。1933年11月3日鲁迅致信郑西谛,谈到出版《引玉集》的打算:“我有苏联原版木刻,东洋颇少见,想用珂罗版绍介于中国”[26]。1934年1月9日,鲁迅致信苏联版画家希仁斯基、亚历克舍夫等人,信中叙述了创作木刻在中国的传播和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木刻青年的事,同时请他们为编印的《引玉集》写简历。1934年3月,鲁迅从一百多幅原版的木刻画中选出11位苏联版画家的59幅木刻作品,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印行出版《引玉集》。《引玉集》是供给学艺术的青年参考用的,因此鲁迅对印工要求极高。为确保印刷质量,《引玉集》是在上海排版、打好纸型后,送到日本东京洪洋社印刷的。鲁迅还亲自设计封面,白色的封面与黑色的封底相映衬,凸显了黑白木刻的特点。《引玉集》是鲁迅编选的中国第一部苏联版画集,所收录作品均为珍贵的苏联原版木刻画。按原拓片复制,保持了原作的神采,是一部具有特殊参考价值的版画集。不仅为国内艺术界人士称道,而且在国外亦负盛名。初版300部在当年年底就销售一空。

  1935年11月6日,鲁迅致信孟十还,托他代买俄国A·阿庚作画、培尔那尔德斯基镌刻的《死魂灵百图》原书,准备介绍给中国读者。1936年1月,鲁迅开始筹划《死魂灵百图》的印刷出版等事项。5月,《死魂灵百图》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收录图103幅。该书的封面和扉页是按照鲁迅画的毛样设计的,分有绸面烫金精装和硬纸版面平装两种版本。是鲁迅自费出版的画册中最大的一部文学书籍插图画册,竟比俄国出版的插图本还齐全,是文学作品插图画册中的珍品。

  1936年6月,鲁迅编选的《苏联版画集》由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印行,收录苏联版画艺术家法复尔斯基、索各洛夫等184幅作品,是鲁迅主持出版的第三部苏联版画集。为了这本画集的出版,鲁迅不顾病魔缠身,曾多次亲自到印刷公司编辑部,从二百多幅作品中进行了严谨的挑选。并抱病作《序》,“我希望这集子的出世对中国的读者有好的影响,不但可见苏联的艺术成绩而已”[27]。

  德国著名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创作题材以反映民众的贫病与疾苦为主,整体基调是悲哀、愤怒的。珂勒惠支的反抗精神向来为鲁迅所称许。1932年6月,当鲁迅得知从事革命美术活动的木刻家江丰被捕入狱后,托人给江丰送去珂勒惠支画集一册,鼓励他别气馁,度过难关继续战斗。鲁迅最喜欢珂勒惠支的铜版画《农民战争》,曾写信请珂勒惠支创作一套反映太平天国运动的组画,但因珂勒惠支对中国历史和生活缺乏了解而未能如愿。为纪念珂勒惠支诞辰七十岁和缅怀柔石牺牲五周年,拓展青年美术工作者的艺术视野,鲁迅从1935年4月起,在自己收藏的珂勒惠支的数十幅版画中选取21幅,送交北平故宫博物院印刷厂制版印刷,1936年7月,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出版了六大开本《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画集一出版,就销售一空。由于读者的需要,鲁迅授权文化生活出版社改版重印了该书的简装缩印本,在鲁迅逝世前三天翻印出版,这是鲁迅生前经营出版的最后一本书。

  由上述出版活动,可见鲁迅对以珂勒惠支、梅斐尔德、麦绥莱勒和一批苏联现实主义画家为代表的欧洲进步版画艺术的欣赏。他推崇这些作品中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对民众命运的真实展示,以及其中蕴含的大胆反抗精神。希望从内容到技艺上都能供中国美术工作者们学习借鉴。

作者简介

姓名:卢军 工作单位:聊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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