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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故宫修文物》为何打动人心?
2017年01月12日 09:51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张悦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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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1月6日,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上映21天收获票房620万元,这是“铁杆”观众用一张张电影票换来的,至今不少影院仍有上午或下午一场的排片,包括豆瓣7.6的评分,这都令导演萧寒特别感激,他说“我是幸运的”。2015年,萧寒与梁君健联合执导的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登顶大银幕,同样获得很高的关注度,还成为《人民日报》推荐的年度五部电影之一。最近在电影热映的同时,《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同名图书也趁热出版问世,导演萧寒、撰稿绿妖也走到了众多观众面前,谈谈被粉丝称为“修文物”的纪录片的背后事。

  镜头终于架在了师傅们的工作台前

  一年前,2016年1月初,电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不声不响中火了,这部3集纪录片用年轻的视角走进古老的故宫,第一次系统梳理了故宫文物修复的历史源流和修复技艺。“这一切都是机缘,”萧寒说,“因为故宫博物院90周年院庆的缘故,我们拍摄的申请得到批准,镜头终于架在了师傅们的工作台前。”

  早在2010年,萧寒他们就有这样一个心愿,希望将一直深藏在故宫幽深角落、不为人知的修复师,展现在镜头前,有机会让大众知晓。于是从那时开始,萧寒的合作伙伴、《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制片人雷建军便带领他的学生们多次深入故宫调研,编写了近10万字的田野调查报告。一边准备,一边等待,眼看着一些师傅退休又返聘,萧寒他们的镜头也迟迟未能靠近他们,直到故宫博物院院庆90周年要进行一些文物集中修复展出的信息传来,萧寒得知了可以拍摄的消息,“我都有些觉得突然”。

  让大家为这部纪录片“燃”起来

  萧寒他们的拍摄和后期历时不到一年时间,那些隐在故宫青铜器、宫廷钟表、木器、书画、织绣、漆器等珍奇文物背后的修复师,第一次向公众展现了内心世界和日常生活。 2016年年初,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于央视九套纪录频道首播,随后爆红网络,获得近亿次点击量,豆瓣评分更是高达“逆天”的9.4分。“数以万计的鼓励和赞许以及数不清的各方评论都让我们又惊又喜,自然也有一点点惶恐。”萧寒也自问:究竟是什么打动了那么多人的心,让大家一起为这部纪录片“燃”起来?

  特别鲜活的例证是55岁的故宫钟表修复师王津不经意地成为“男神”“网红”。绿妖讲到,早上7点钟,103路公交车上,突然有一位年轻姑娘穿过车厢走到最后一排座位前面:您是王老师吗?我看您半天了,实在憋不住,我马上就要下车了,能不能跟您合个影?这样的情形不胜枚举。绿妖说,在骤然降临的声誉面前,王津师傅异常淡定,仍然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遇到合影就坦然接受,这份定力是40年故宫修复生涯带给他的,也是许多“90后”喜欢他的原因。

  不要急匆匆地去看一部说着“慢”的电影

  “对于故宫这个题材来讲,它是值得被呈现在大银幕上的。”萧寒认为人们应该在巨大的电影银幕上安安静静地观看一部纪录片,而不是急匆匆地去看一部说着“慢”的电影。这部影片也正是因为传递出的那种“择一事、终一生”的态度以及令人怀念的、浓浓的人情味而打动人心。在那些陈旧而冰冷的古董、几百上千岁的文物背后,那些生动的故事鲜活地流淌在银幕上——像去串门一样随口来一句“我去寿康宫打个水”;在小院里懒洋洋地逗逗“御猫”的后代;又或者在午休时分骑着电动车到城门外抽根烟……正是这些逗趣的日常生活,让这群身怀绝技的人鲜活起来。

  看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观众对西三所的平房小院一定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个杂居的四合院,也是文保科技部的文物修复师们上班的地方。“拥有一种狼烟滚滚的外面的人没有的悠长的节奏。”绿妖说,“这里上班的人们之间关系很好,那种放松和温暖有一种异于现代社会的人情味,这大概也是接了地气的缘故。”而就在2016年底,故宫的文保科技部已搬离小院,迁到一栋被称为“文物医院”的新盖楼中,这里拥有更利于文物保存的环境和更理想的修复空间。《我在故宫修文物》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这个小院最后一段鲜活的时光,“一个时代结束了,代之以另一个时代的开启,故宫也将注入更多新鲜血液。”

  工匠思维就是立足于地的老老实实

  令绿妖最为感慨的是在故宫采访修复师时,经常听到的一个字:“随”。“把颜色跟两边随、把眼睛随上,意思是说修补的部分要跟原有部分颜色上找齐,随上,便是浑然一体,便是分不清哪是原件,哪些地方是后补的。修旧如旧,才显技艺高深。还比如书画修复的关键是揭纸,稍有不慎就会毁掉文物,需要靠手指轻搓慢捻,捻成极细小的条取下来,一幅画要揭一个月,过程十分枯燥,只能拼耐心。”在银幕上修复师们说,“反正干我们这行别想偷懒,你干得越少越不行,就得多干,没悟性的必须多干,才能找出感觉来”,这些简朴的大白话,让匠人的世界呈现于观众眼前。绿妖是记者出身,曾采访台湾农业,也曾长达几年深入西藏,采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村落和传承人,这次对文物修复师们的采访令她特别感慨,“相比于跳跃发散、讲求创意的艺术家思维,工匠思维就是立足于地的老老实实,是在意每一件物品的手感,是面对文物如履薄冰的谨小慎微,也就是职业性的敬畏与谦恭。”

  萧寒提到,侯孝贤导演曾拍过一部台北“故宫”的纪录片,名为《盛世里的工匠技艺》。同样是关注“工”,导演没有用逐个讲述的手法来展示那些珍品,而是选取了三件乾隆时期无名工匠的作品,并围绕着它们展开细致刻画和丰富联想,用这些无名工匠的不朽作品,来领会盛世工匠的用心和千年文化的厚度。萧寒高兴地表示,《我在故宫修文物》有幸成为2017年在台湾院线上映的影片之一,也希望能够引发台湾同胞们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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