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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人类学学科基础与研究范式
2019年11月21日 13:30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李清华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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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设计人类学的学科基础深深扎根于传统人类学丰富的物质文化研究和设计民族志的卓越实践中。在对传统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实践和设计民族志实践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设计人类学还应秉承传统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和深厚的人文精神,在学科实践中逐步培育出一个从研究方法、研究路径再到理论形态上都相对完善和成熟的学科范式。由于我们身处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状况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设计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也将处于不断的调整与转换过程中。从这一层面看,其学科建构将永远在路上。

  关 键 词:设计人类学/学科基础/研究范式

  作者简介:李清华(1972- ),男,云南禄丰人,博士,浙江传媒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浙江 杭州 310018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工匠体系及其传承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6ZD105),浙江传媒学院人才引进科研启动项目“人类学与中国当代设计批评”(项目编号Z301B15504)的阶段性成果。

  作为最重要的创造实践之一,设计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可以说,设计创造实践本身就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创造实践。作为学科形态,设计人类学是人类学家、设计师或设计研究者秉持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对设计这一人类文化创造行为进行系统研究所形成的一门学问。具体来看,其研究成果要么作为纯粹的理论形态,丰富和拓展了人类学或设计学的研究领域;要么作为实践形态,被运用到了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开发或市场的全球拓展领域,在改善人类生存状况的同时也为商家赢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设计人类学是设计学与人类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全新的跨学科研究与实践领域。

  作为学科形态和实践领域,尽管设计人类学的历史极为短暂,但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从其诞生之初①就表现出蓬蓬勃勃的发展势头。在实践层面,设计师与人类学家之间的合作从学科创立伊始便拉开了序幕。伴随着20世纪初开始的跨国公司设计产品与服务市场的全球扩张历程,“设计民族志”(Design Ethnography)成为设计师和人类学家们手中掌握的一件利器,为设计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开拓与全球扩张不断攻城略地。在当下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人机交互设计和用户体验设计领域,设计师与人类学家之间的合作更是表现得异常活跃。在理论层面,设计人类学同样表现出极为活跃的姿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众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拓展研究领域,纷纷设立设计人类学课程和研究方向;②其次是一些人类学研究机构开始举办有关设计人类学的国际研讨会。③第三是开始出现了一些以设计人类学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④第四是开始出现一系列有关设计人类学的研究专著。⑤

  种种状况表明,作为一个独立、日渐成熟的实践领域和学科形态,设计人类学正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不但如此,作为一个重要的知识生产部门和实践领域,设计人类学在当今世界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背景之下,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以一种更为宏阔的视野来审视,那么设计人类学的这种蓬勃发展势头,一方面正是顺应了当前世界发展的全球化趋势,另一方面也是体验经济时代⑥人本设计和体验设计潮流共同推动的结果。因此,设计人类学学科建构的系统开展和实践的深入推进,必将对当下和未来的设计研究与设计创造实践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然而,与学科实践这一蓬勃发展势头不相称的,是设计人类学的学科建构仍处于较为滞后的水平。尽管近年来西方国家(尤其是斯堪迪维亚国家)一些杰出学者出于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对设计人类学的学科构建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对于学科研究基础和研究范式等根本问题的思考仍停留在一个较为粗浅的层次。鉴于此,本文将在对现有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做一次初步的探讨。

  一、设计人类学的出现及学科发展和现状

  作为设计学与人类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设计人类学发端于设计师与人类学家之间在实践层面上的合作。这种合作正如前文所言,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霍桑研究”(Hawthorne Study)计划。在该计划中,设计师、人类学家和管理学者之间开始了密切合作,共同致力于西电公司工人生产效率提升等实际问题的解决。紧跟着这一成功实践的,是20世纪40至50年代,管理研究学者和设计师再次与人类学家进行合作,共同致力于工业组织中的商业管理研究,“这类研究聚焦于工人的行为和心理方面,或飞行员对于机械的操控,以防止意外事件,并且研发出各种工业产品和设备”[1](p.5)。此后,在欧美国家,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主要为人类学家)参与到了工业设计和商业管理实践中,在工业设计和商业管理中扮演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重要角色。时间到了20世纪80年代,施乐公司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技术组与人类学家合作,通过在工作场所中对围绕计算机的人类行为展开民族志研究,从而参与到了软件设计的过程中。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在之后的人机交互领域以及当下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体验设计中,社会科学家(主要是人类学家)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以上简要回顾表明,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设计人类学的出现,正是设计师与人类学家之间开展的诸多创造性合作实践共同推动的结果。毫无疑问,这正是设计人类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形态和重要的知识生产部门,其生存和发展不可动摇的根基之所在。但显而易见,任何一门学科的存在与发展,光有实践层面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它还必须同时进行卓有成效和坚实有力的理论建构。

  众所周知,设计是人类最重要的创造实践之一,其目标在于凭借可靠的技术手段,对现实进行有效干预,有计划、有目的地实现预期目标或解决特定问题,从而服务于人类生产与生活实践。文化人类学作为重要的知识生产部门,尽管也诉诸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实践,但其最终目标却并非着眼于特定社会或文化群体中诸多社会和现实问题的解决,而是致力于通过民族志描述,实现人类学家对于特定社会和文化的理解与阐释。从这一层面看,借用相关学者的话说,设计就是一门“干预”的科学,而人类学则是一门“静观”的科学。⑦

  事实上,从设计人类学学科的当下状况来看,设计学与人类学之间在实践层面上的合作,并非总是一种“平等”(或者说“对等”)的合作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作为设计师与人类学家之间合作重要成果之一的“设计民族志”,正是跨国公司设计产品和服务的全球扩张过程中曾经一度攻城略地、叱咤风云,并立下了赫赫战功的元勋。人类学家在长期职业实践中历练和发展出的精湛的民族志技艺,被充分运用到了跨国公司设计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全球扩张过程中。尽管社会人类学家在这一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但这在“正统的”、“严肃的”和“以知识生产为己任”的社会人类学家看来,这反而恰恰成了人类学研究的“末路”而非“阳关大道”。

  造成这种看法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显然有正统人类学研究学者观念固化与狭隘的因素。另一方面的事实同样显而易见:设计师与人类学家之间这种在实践层面上的合作,尽管是设计人类学学科建构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并非学科发展全部或主流。尤其是在后工业时代,在人类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危机、在体验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主流的时代大背景之下,设计师与人类学家之间更深层次的合作毫无疑问就应该被提上议事日程。正如有国外学者指出的:“设计人类学致力于构建起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部分关联。……设计人类学对人类学和设计都能提供一种关键性的贡献。”[2]这种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正体现在作为设计人类学根基并且与人类学一脉相承的、深广的人文关怀精神以及其强大文化批评传统。而要做到这一点,设计人类学首先就必须突破人类学过去时代固化和狭隘的学科观念,从设计学和人类学深厚的学科传统和丰富的学科实践中广泛汲取养料,并把它们运用于自身学科实践的创造性发展和学科理论的科学建构过程中。

  二、设计人类学的学科基础

  作为设计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领域,设计人类学的学科基础深深扎根于这两门学科之中。

  回顾人类学发展的百年历程,对特定情境中人类设计行为和造物文化的研究,从人类学学科创立伊始就已经由人类学家们系统地展开了。人类学之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就以进化论的视角,系统考察了人类文明发展几个阶段——从蒙昧社会到野蛮社会再到文明社会的技术体系和物质文化。摩尔根凭借手中掌握的丰富的资料,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对人类原始文化发展的几个阶段,从工具制造、食物获取、纺织、制陶再到房屋建造的整个技术体系、设计实践和物质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最终描绘出了人类原始文明的进化历程和整体风貌。马林诺夫斯基更是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对特罗布里恩德人的独木舟设计和建造技艺进行了深度描述,系统阐述了其在地方文化系统中的重要位置。这样的例子在人类学大量的经典民族志作品中可以说数不胜数。

  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人类学的出现与近代殖民进程中西方人对非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的关注和深度探究实践密不可分。这种探究实践逐步形成了西方人对于非西方社会和文化进行系统研究与描述的强大的民族志传统。与此同时,对非西方社会和文化的系统研究与描述,也促发了西方人对于自身文化的批判与反思,并逐步在人类学研究实践中形成了强大的文化批评与反思传统。这种批评和反思又进而推动了人类学家把探究的焦点转移到西方人自身的社会和文化上来,创立了诸如都市人类学、商业人类学、工业人类学等诸多的人类学分支学科,对都市中众多的亚文化群体、商业企业组织、民间团体甚至各种科学研究机构展开深度的田野调查与民族志研究。

  人类学研究的这一转向,显然也为人类学家与设计师之间的合作开辟了道路。随着设计师职业化趋势的发展,也伴随着工业企业设计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全球扩张,企业的管理者和设计师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社会人类学家之间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在设计实践领域,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者和设计师开始尝试与人类学家之间展开深度合作,把人类学家精湛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技艺运用到设计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全球开发与扩张进程中,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⑧

  可见,设计学与人类学之间的结缘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有着深广的历史和现实基础。这可以具体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从人类学方面看,从学科创立伊始,人类学家们就秉持一种文化整体观(holism),把人类的设计创造行为和造物实践纳入人类文化系统,作为学科考察的重要对象,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阐释与描述。其次,从设计学方面看,设计师和设计学研究者们也深刻地认识到,作为人类重要的创造实践,设计与造物行为总是深深地植根于每一社会具体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与人类其他政治、经济、技术、文化、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的种种实践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在职业和研究实践中,他们往往感觉到引入民族志方法和抱持人类学文化整体观的重要意义和价值。第三,运用人类学是伴随着人类学学科创立之初就发展起来的一门人类学分支学科,而设计实践领域恰恰为运用人类学家们提供了可以大显身手的广阔空间,这也成为两个学科之间结盟的重要基础。

  正是有了以上三方面的契机,设计人类学从其创立伊始便以蓬勃发展的势头,在诸多的设计实践和设计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正成长为一门极富活力的新兴学科。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尽管设计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与设计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其相互之间的融合以及学科建构有着诸多历史和现实的有利契机,但要真正实现学科的深度融合并取得学科建构和发展的关键性突破,却仍需克服诸多的内在困难。这其中的困难之一(正在于前文所提到的),就是要努力弥合人类学参与观察的学科实践与设计学对现实直接干预的学科实践之间的那条鸿沟。

  显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也是一门典型的实践科学,但这种实践是一种建立在人类学家长期亲历性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参与观察实践。实践的根本目标,在于通过对研究对象长期亲历性的观察与体验,抱持一种文化的整体观,把众多的文化现象纳入其自身所在文化系统中,并进行系统的理解、阐释和描述。人类学家由于长期亲历性地沉浸于异文化世界中,因此对于该文化中的诸多文化现象,也就能获得比其他人(甚至比土著民族自己)更为全面、深刻的理解。但是,这种参与观察实践的目的,仅仅在于理解、阐释和描述,而非对身处其中的诸多社会、文化和现实问题进行直接干预。在人类学史上,这种人类学家对于身处其中并从事参与观察实践的社会、文化和现实问题的无能为力,广泛充斥于人类学家的民族志描述和反思性作品中,最终积淀为人类学家职业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⑨而熟悉人类学学科发展史的人也都知道,尽管从学科从创立之初就有了旨在对现实进行直接干预的实用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存在,但它与那个以“科学”自居、以知识生产和文化反思为己任的人类学“正统”却总是格格不入。与人类学田野调查亲历性的参与观察实践不同,设计实践的目标在于凭借可靠的技术手段,对现实进行卓有成效地干预,从而解决科学技术、生产生活实践中种种“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从这一层面看,在人类学家的参与观察与设计师对现实的有效干预这两种实践之间,确实存在着一条不容忽视鸿沟。在这一点上,前文提到的那位研究者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以更广阔的学科视野来进行审视就会发现,弥合这一鸿沟的方法却绝非仅仅只有设计民族志一种。

  换个角度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审视就能发现,无论是人类学家通过长期亲历性田野调查开展的参与观察实践还是设计师凭借可靠的技术手段对现实进行有效干预的、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实践,都是诉诸体验的一种人类创造实践。正是依靠这种体验,人类学家最终建构起了对于异文化的深层次理解、阐释与描述,其表现形式通常为有着卓越的科学认知价值的民族志;而依靠设计体验,设计师和消费者则最终实现了设计产品自身的卓越功能,具体表现为有着卓越性能并且能满足消费者诸多需求的设计产品。进一步分析可知,无论是人类学家的参与观察实践还是设计师和消费者的创造性实践,又都毫无例外地是一个体验过程、一个意义创造和交流的过程。人类学家通过这种创造性实践和体验,创造出了他自己对于异文化的深刻理解,并诉诸民族志,用自身文化特有的语言表达出来,从而最终实现了不同文化系统中意义跨文化的深层次交流(这本身也是一种高层次的创造实践和创造技艺)。设计师的设计构想和设计实践同样要诉诸其自身在长期职业经验中熟练掌握的各种丰富技能,进而再凭借可靠的技术手段并依托种种材料媒介,才能最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设计产品。这一设计产品在进入使用和流通环节之后,又需要诉诸消费者的体验,通过对消费者身体经济学结构和动力学特征的有效调节和干预,才能最终实现了其卓越的功能。[3]

  对人类学家来说,这种体验正是人类学知识生产的重要手段,人类学的深刻反思精神和强大的文化批评传统,正是建立在人类学家长期参与观察实践与体验的基础之上。而对于设计实践来说,无论是设计师运用行之有效而丰富多彩的设计语言,并且凭借可靠的技术手段和特定的物质或非物质材料媒介才最终得以完成的设计产品的创造实践,还是消费者诉诸体验的消费实践,其本身也同样是一个意义创造与交流的、复杂的体验过程。这一复杂过程的背后,不但有着一门身体动力学在起作用,更有着一门强大且影响力无处不在的文化动力学在发挥着作用。[4]而对于这门身体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在设计创造实践和消费过程中发生机制的深入研究,也正是设计人类学的重要课题。不但如此,这也正是弥合人类学和设计学之间那条鸿沟的最重要方法和路径之一。循着这条路径,在人类学深刻的文化反思精神和强大的文化批评传统与设计体验和设计批评之间,正显露出一片设计人类学研究可以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⑩

  三、设计人类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一词源自古希腊语,原意指“模范”或“范型”。柏拉图把它运用于自身哲学思想的建构。在柏拉图那里,范式的内涵与“形式”大致相同,是指那些特殊对象得以被创造出来的模型或范型。柏拉图认为,人们审视范式的目的正是为了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知识。比如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就认为所谓的理想国正是建立在天国的一种理想的国家范式或范型;[5]而在《蒂迈欧篇》,他又认为形式即是范式,是具有神性的工匠得以凭借它而建立起整个感觉世界的那个范型。[6]二十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对范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库恩的思想中,范式是指由诸多概念、假设和方法构造而成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之内,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们从事着他们各自的研究工作,而当这一范式由于新的科学发现而需要变化或转型时,就会引发所谓的范式革命。

  我们在此使用范式这一概念,正是库恩意义上的着眼于设计人类学学科赖以被建构起来的一整套由诸多概念、假设和研究方法所构造而成的那个学科框架和学科形态。显然,范式的形成和相对稳定,也正是设计人类学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但要弄清设计人类学的研究范式,我们首先就必须对设计人类学的学科研究对象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

图1 我们研究什么

  对于设计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的“文化·材料&设计”专业(culture·materials & design)(11)所列出的学科研究范围,正可以给我们提供极富价值的借鉴和启发(图表1:我们研究什么)。在图表1中,处于核心位置的“文化语境”(CULTURAL CONTEXTS)由家居文化(Homes)、景观文化(Landscapes)、工作场所文化(Workplaces)、遗产与博物馆文化(Heritage & museums)、身体文化(Bodies)、公共空间文化(Public spaces)等部分构成。围绕“文化语境”层的则是“材料”层,它们是人类设计创造实践得以展开的材料媒介,包括营造材料(Construction materials)、穿戴材料(Wearable materials)、塑料&塑形材料(Plastic & mutable materials)、信息材料(Information materials)、包装&粘合材料(Packaging & bonding materials)等。处于最外围的,是人类以材料为媒介并依托可靠的技术手段所展开的一系列设计创造实践和行为。它们包括交通设计(Design for communication)、环境与可持续设计(Design for environmantal sustainabiligy)、卫生与福利设计(Design for health wellbeing)、商业与发明设计(Design for commerce and innovation)、作为文化批评的设计(Design as cultural commentary)、社会与政治参与设计(Design for social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等等。

  这一图表指出,处于核心层面的人类文化语境,总是源源不断地向外辐射出其自身强大的影响力量,才使得人类一切设计实践和设计行为,其风格和整体风貌归根结底总要受到位于核心层面的文化语境层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与制约。显然,设计人类学的研究,正应该围绕这三个不同的层面展开。但是归根结底,设计人类学研究的最终旨归,还是要指向对于核心文化语境层的系统理解、呈现、描述和阐发。这也正是设计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态应该承担起来的最重要的知识生产任务。

  另外,这一图表还指出,设计人类学研究还应该成为广义文化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设计人类学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从文化人类学既深且广的人文关怀、文化反思精神以及文化批评传统中广泛汲取养料,并创造性地运用于设计批评实践中,毫无疑问正是设计人类学一个有着巨大潜力并且极富活力的研究领域。这样的文化批评,由于拥有全人类文化的广阔视野和深厚的人文关怀,因此必将对人类当下和未来的设计实践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并且也将指导人类设计创造实践走向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这样,通过对范式概念内涵的考察以及学科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的系统梳理,我们对于设计人类学学科研究的问题域和学科范式也就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设计人类学学科历史的系统梳理。具体来说,这又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从源头上对设计人类学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如前所述,人类学在长期艰苦卓绝而又成就斐然的研究实践中,积累了异常丰富的对于人类设计实践和物质文化研究的经验与思想。这是设计人类学的强大“武库”与“源泉”。因此从源头上对这一“武库”和“源泉”进行系统梳理,对于设计人类学的学科建构来说,就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价值。这种类型的系统梳理工作,能够呈现出人类学家在这些问题上各自不同的理论旨趣和方法论路径,并尽可能全面地呈现出这一由人类学开启的设计实践和物质文化研究的诸多面相与丰富景观。设计人类学学科的概念体系、研究方法和理论形态,正有望从这一丰富“武库”和“资源”中汲取到充分的灵感和养料,从而推动自身的蓬勃发展。

  二是对设计学研究领域的设计人类学思想进行系统梳理。设计学洋洋大观的研究实践也表明,许多杰出的设计学研究者,尽管并未给自身的研究冠以设计人类学的名号,但在其研究实践中,已经非常自觉地引入了人类学文化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在这类研究实践中,经由强大的商业文化影响、推动和发展起来的设计民族志毫无疑问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这部分研究已经在实践层面上把人类学的民族志实践与设计实践充分结合起来,利用设计研究与人类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关联,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民族志手段与设计实践中设计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商业运作模式巧妙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了有着自身鲜明特色而又卓有成效的设计民族志。它对于设计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全球扩张并进而在消费经济领域获取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设计人类学想要实现自身的健康发展和学科形态的不断完善,秉持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和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来对这些研究和实践领域的思想和经验进行系统梳理、批评和总结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是把人类学强大的文化反思精神和批评传统与设计批评理论和实践进行深度融合,开创设计人类学研究新领域。

  人类学从其创立之初就怀揣着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培育出强烈的文化反思意识和强大的文化批评传统。我们知道,设计批评在设计师的产品设计实践和设计学研究领域占据着举足轻重而又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从这一层面看,设计批评完全可以从人类学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强大的文化反思意识和高度自觉的批评传统这一“武库”与“资源”中,寻找到自身发展的灵感与方向,把人类学的人文精神、文化反思与批评理论、思想和方法,广泛地运用于设计批评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中。设计人类学研究者,正可以在对人类学这一强大传统进行细致梳理的基础上,对设计批评与人类学的人文关怀精神、文化反思意识与批评传统之间的深层次关联进行深入探讨,从而最终开创出设计人类学研究一个重要而全新的方向和领域。[1](P.13)可以预见,这种研究也将极大推动设计批评理论与设计实践的发展。

  再次是对技术与身体文化展开深度研究。

  图表1指出,“文化语境”是设计人类学研究的根本旨归,它又具体包括家居文化、景观文化、工作场所文化、遗产与博物馆文化、身体文化、公共空间文化等等。但我们也应认识到,在所有这些共同构筑起的核心“文化语境”要素中,还有一个至关重要“隐性要素”并没有在图表1中被标示出来。这一至关重要的“隐性要素”即技术文化。设计实践表明,技术文化事实上“融贯”和“隐藏”于所有这些层面的核心“文化语境”要素之中。而归根结底,所有这些层面的文化要素,在设计实践中也都是需要诉诸体验的一种意义创造和交流行为。只有诉诸体验,它们才最终得以在人类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以“文化”的形态被彰显出来。从这一层面上看,广义上的技术文化和身体文化,就处于所有这些文化的灵魂与核心位置,因而显然也应当成为设计人类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

  实践表明,设计总要诉诸人类体验,而设计产品的功能实现又都毫无例外地要诉诸特定类型的、可靠的技术手段,并且设计师的设计行为也都是以人类需求的满足为出发点和根本归宿。从这一层面看,设计中的体验就是一种极其活跃而又无所不在的意义创造和交流过程。不但如此,在人类设计史上,人类设计行为总在特定文化语境中发生。因此任何类型的设计,从最原始的砍砸器到最先进的智能可穿戴移动终端,其背后都有着一门身体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在时刻发挥着自身重要作用和影响力量。因此,对于身体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作用机制的深刻揭示与阐发,也正是设计人类学的一项重要使命。设计人类学研究正可以充分发挥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巨大优势,来展开对于技术文化和身体文化与人类设计实践之间深层次关联的深入探讨,不断开拓设计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

  作为独立的学科形态,也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部门,任何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正在于它能对人类当下生存中的诸多现实问题做出自身积极、有效回应,并进而致力于改善人类生存状况。正如有国外学者指出的那样,评判设计人类学家是否成功的一个全新标准,正在于他能作为人类理想未来的共同创造者而开展的合作与做出的回应,从而使他们自己成为能改造现实之知识的和有意义之实践的推动者。可以预见,设计人类学学科建构所最终发展起来的较为成熟的学科形态和研究范式,正可以凭借其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反思的超凡的广度和深度,促发我们对人类当下设计实践展开深层次的研究、批判与反思,并最终为人类摆脱当下的生存危机寻找到一条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因此,在体验经济时代、在一个设计无处不在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时代,设计人类学的发展正有着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与空间。

  这样,通过对设计人类学学科基础、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域的描述与勾勒,我们对于设计人类学的学科范式,便有了一个大致清晰的轮廓。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距离学科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以及学科理论、方法的成熟仍然有相当的距离。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设计人类学的发展和成熟仍然需要各个领域研究者相互之间的通力合作并付出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并且,由于我们身处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状况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从这一角度看,设计人类学的学科建构将永远在路上,其研究范式也将永远处于不断的调整与转换之中,每一位研究者也应当时刻准备好重新出发。

  注释:

  ①有国外学者把20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霍桑研究(Hawthorne Study)中,在管理学者、设计师和人类学家之间开展密切合作的事实作为人类学家和设计师合作的起点,同时也作为设计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开端。当然,在这一问题上允许有不同的观点,但无论如何,设计师与人类学家之间的合作却是当代人类创造性实践的一个重要领域。参看Design Anthropology:Theory and Practice,edited by Wendy Gunn,Ton Otto and Racgel Charlotte Smith,BLOOMSBURY,2013,p.5.

  ②据笔者粗略了解,到目前为止,开设设计人类学课程或开展设计人类学研究的大学或科研机构主要有斯威本科技大学(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阿伯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北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南丹麦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奥尔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邓迪大学(University of Dundee)等等。

  ③2010年8月,在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Maynooth)举行的欧洲社会人类学家双年会上,就进行了题为“设计人类学:编织不同时间轴、规模和运动”(Design Anthropology:Intertwining Different Timelines,Scales and Movements)的小组讨论。

  ④笔者了解到有关“设计人类学”的博士论文国内主要有周莹的《意义、想象与建构——当代中国展演类西江苗族服饰设计的人类学观察》;国外主要有Joachim Halse,Design Anthropology:Borderland Experiments with Participation,Performance and Situated Intervention,IT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March 2008; Mette Gislev, Between the Actual and Potential:The Challenge of Design Anthropology,University of Aarhus,2011.

  ⑤有关这方面的专著,国内有刘佳的《工业产品设计与人类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12月;田广,周大鸣,工商人类学通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国外有Alison J.Clarke,Design Anthropology:Object Culture in the  Century,Springer Wien New York,2011; Design and Anthropology,Edited by Wendy Gunn and Jared Donovan,ASHGATE,2012; Design Anthropology:Theory and Practice,Edited by Wendy Gunn,Ton Otto and Rachel Charlotte Smith,BLOOMSBURY,2013; Yana Milev,D.A.,A Transdisciplinary Handbook of Design Anthropology,Peter Lang GmbH,2013; Squires,S.Byrne,B.,Creating Breakthrough Ideas:The Collaboration of Anthropologists and Designers in the Product Development Industry,Westport CT: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2002; Mariampolski H.Ethnography for Marketers:A Guide to Consumer Immersion,Sage Publications,California:Inc Thousand Oaks,2006.

  ⑥基姆C.科恩和B.约瑟夫·派恩二世在《湿经济:从现实到虚拟再到融合》一书中就指出,“体验已经成为经济的主要产品,让20世纪下半叶里风行一时的服务型经济相形见绌。服务型经济当时取代了工业经济,而工业经济此前替代了农业经济的地位。”王维丹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5月第1版,第2页。

  ⑦有国外学者把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区别描述为人类学学科的参与观察与设计学学科对现实的直接干预之间的区别,并进而认为,设计人类学学科的建构和发展,要想取得关键性的突破,其核心问题便在于弥合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区别所造成的鸿沟。作者通过研究,所找到的弥合鸿沟的方法,便是设计民族志的人类学和设计学实践。参看Joachim Halse,Design Anthropology:Borderland Experiments with Participation,Performance and Situated Intervention,Manuscript for PhD dissertation,Submitted to the IT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March 2008.

  ⑧这种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展开的运用设计研究,也符合人类学重要分支学科——运用人类学的学科旨趣。欧美人类学自创立之初就有为公司、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服务的深厚传统。欧美众多企业和公司也往往聘请人类学家,参与到企业和公司产品及服务市场开发和拓展实践中,比如微软公司就聘请了人类学家,参与到公司的人机交互设计过程中;当前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就有一家叫做Paceth的小型市场和设计研究公司,就聘请人类学家开展田野调查,为公司和商业组织提供市场、用户以及售后服务等领域的咨询服务。这样的例子在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中还有很多。

  ⑨如克利福德·格尔茨在《作品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可见光:哲学话题的人类学反思》等作品中,就对人类学的职业伦理进行了深刻反思。参看Clifford Geertz,Works and Lives: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Clifford Geertz.Available Light: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Philosophical Topic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⑩罗德岛设计学院基础研究部的诺姆·帕瑞斯在谈到设计批评时就曾描绘了一幅图示,在一幢五层建筑物的第四层外面,架设有大量的无线电接收装置,这些无线电接收装置接收的正是来自文化的信息。在诺姆·帕瑞斯对这幅图示的阐释中,这正表明了人类学的文化批评传统对于设计批评的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和价值。参看THE ART OF CRITICAL MAKING,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 on Creative Practice,Edited by Rosanne Sommerson and Mara L.Hermano,WILEY,2013,p.218.

  (11)图表1来自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网站,参看链接http://www.ucl.ac.uk/culture-materials-design/anthropology-materials-design.html

  原文参考文献:

  [1]Design Anthropology:Theory and Practice,edited by Wendy Gunn,Ton Otto and Racgel Charlotte Smith,BLOOMSBURY,2013.

  [2]Design and Anthropology,Edited by Wendy Gunn and Jared Donovan,ASHGATE,2012,p.13.

  [3]李清华.设计与身体经济学:一个知觉现象学的描述[J].美与时代,2013(10).

  [4]李清华.设计与体验:设计现象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5]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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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清华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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