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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改良:媒体策略与启蒙困境
2013年11月22日 13:03 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2011年4期第103~116页 作者:杨早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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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戏曲因其巨大的传播优势,在从清末到“五四”的启蒙运动中皆备受关注。对于“戏曲改良”的歧见,自清末至“五四”,也逐渐演变成两种不同的改良路径,同时也在推行过程中遭遇了不同的启蒙困境:新文化运动以西方文艺标准来衡量中国戏曲,全盘否定传统戏曲的价值,同时藉批判风行一时的传统戏曲来赢得社会的关注,却无法在实践获得成功,真正将其戏剧理念推广至全社会;承继晚清北方启蒙理念的戏曲改良通过“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取得了演出市场的优势,却无法在新文学序列中得到良好的评价。戏曲改良两种启蒙道路的疏离,也构成了中国戏曲(剧)发展进程中雅俗对峙的难题。

  【关 键 词】戏曲改良/启蒙困境/新文化/改良新戏

  【作者简介】杨早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北京 100732

  “戏曲改良”或曰“戏剧改良”,是自晚清至“五四”颇热门的一个话题。由于后来五四运动与新文化主流地位的确立,今之研究者一般聚焦于1918年《新青年》发起的“戏剧改良”讨论,评论意见也分为对立的两派:一派秉持新文学本位,以《新青年》之是为是,《新青年》之非为非,坚持对旧戏的改造与对新剧(话剧)的引进;一派则以京剧、地方戏为本位,强调中国艺术本身之特色,反对当日新文化激进的改革论调。①

  如果结合清末民初的启蒙语境对“戏曲改良”进行考察则不难发现,“戏曲改良”并非仅属一种行业内部的自我改革,而是被视为启蒙民众的最有效工具,被新式知识分子大力推动。这种思路被称为“《新青年》派的‘工具论’”,②实则并非自《新青年》始,早在晚清启蒙运动中,对“戏曲改良”的思考即已主要围绕“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良人生”③展开。

  然而,在“戏曲改良为启蒙服务”的大前提下,如何看待戏曲(剧)本身的功能,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戏曲的特性,以及“戏曲改良”成效怎样,它与整体启蒙的关系若何,从晚清到“五四”,不同媒体、不同阵营、不同区域的倡议者,也做出了差异甚大的选择与努力,梳理清楚这些不同,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语境中的“戏曲改良”。

  清末南北“戏曲改良”之异

  论者追溯新文化提倡“戏剧改良”之由来,往往首推陈独秀发表于1904年的《论戏曲》一文。其实“戏曲改良”在启蒙运动中的必要性、有效性,是晚清启蒙知识界的共识。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给予了“小说”至高无上的启蒙地位,然而随着启蒙运动向社会中下层延伸,启蒙知识分子无不认识到戏曲相对于小说的巨大启蒙优势。

  虽说早在1902年《大公报》上,就有人宣称“今不欲开化同胞则已,如欲开化,舍编戏曲而外,几无他术”。④但这种“小说不如戏曲”认知的明显变化,似乎出现于1904-1905年。创办于1903年末的《中国白话报》,于文艺方面,一直致力于发表《玫瑰花》、《新儒林外史》等小说,在主编林獬看来,小说兼有“学校课本、人物传记、经席、剧场”等综合效用,可以“得新解,增常识”。⑤然而,小说的复杂性对于强调简单直接的启蒙运动而言,并非全是正面的作用。当时即有读者致书《中国白话报》,认为小说《玫瑰花》描写玫瑰花与钟国洪的爱情容易诱人“吊膀子”,认为“倒还是多编点戏本格好”。⑥

  同时的北京《京话日报》,虽然创办初期的“演讲”中即小说、戏曲并举,同视为启蒙利器,早期的文艺栏仍是从文人喜作且容易措手的小说入手,刊登的《猪仔记》也曾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还引致英国公使的抗议。但主编彭翼仲很快也发现刊登小说的问题所在,即“作书的别有深心,可就没料到看书的毫无学问”⑦,“难道这个报,不是为开民智的么,为什么要给愚民添病呢?”⑧因此《京话日报》随即宣称“是念书不如看书,看大书不如看小说,看小说不如看报,看报不如听讲报,听讲报又不如看好戏了”⑨,这一启蒙序列的形成,自然根基于“以耳代目”的民众接受水平,同时也考虑到戏曲于民众的巨大感染力:“独有那下等多数的人,自小没念过书,差不多一字不识,要想劝化他们,无论开多少报馆,印多少新书,都是入不了他们的眼,一定要叫他知道些古今大事,晓得为善为恶的结果,除了戏文,试问还有什么妙法?”⑩

  与《中国白话报》堪称同气连枝的《安徽俗话报》,虽然在第3期(1904年5月15日出版)即已出现“戏曲”栏目,但不难看出,“小说”与“戏曲”是互相替换的两个栏目,而且前八期只刊登了一篇戏曲作品《睡狮园》。“小说”与“戏曲”并置则出现于第9期(1904年8月11日),并从兹开始废“小说”而取“戏曲”,连续六期刊载戏曲作品,并于第11期发表《论戏曲》一文。第15期之后,《安徽俗话报》因故停刊三个多月,之后第16期至第22期,仍有四期刊有戏曲《胭脂梦》及与戏曲传播途径相类似的《自由花弹词》。

  陈独秀《论戏曲》,亦基于对戏曲与中国社会关系的认知,文章开篇便说:

  列位呀!有一件事,世界上人没有一个不喜欢,无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个个都诚心悦意,受他的教训,他可算是世界上第一大教育家,却是说出来,列位有些不相信,你道是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唱戏的事啊。列位看俗话报的,各人自己想想看,有一个不喜欢看戏的吗?我看列位到戏园里去看戏,比到学堂里去读书心里喜欢得多了,脚下也走的快多了,所以没有一个人看戏不大大的被戏感动的。(11)

  后面又说:

  各处维新的志士设出多少开通风气的法子,象那开办学堂虽好,可惜教人甚少,见效太缓。做小说,开报馆,容易开人智慧,但是认不得字的人,还是得不着益处。我看惟有戏曲改良,多唱些暗对时事开通风气的新戏,无论高下三等人,看看都可以感动,便是聋子也看得见,瞎子也听得见,这不是开通风气第一方便的法门吗?

  传播手段之于受众的有效性,传播学称之为“到达率”。在清末启蒙运动中,“戏曲”被认为是到达率最高的传播手段,它门槛低,受众广,又有大量的传统资源可以利用(戏台、演员、程式、观看习惯)。戏曲既是传播手段,内容必须加以改良,以符合启蒙民众的要义,这是清末启蒙运动的共识。

  共识中仍包含着歧见。笔者曾经分析过清末以京沪两地为代表的南北白话报在启蒙路向上的区别,大体是南方更注重“中等社会”如学生、会党、商人,北方则目标多锁定在下层民众之中,具体做法是南方更偏重于“知识”的介绍,而北方专注于宣传“爱国”。这些差异自然也与南北白话报面对的舆论环境、社会功能、地域文化、启蒙目标有着密切的关系。(12)具体到“戏曲改良”,南北启蒙知识分子都主张“不唱神仙鬼怪的戏”,“不可唱淫戏”,多排些“爱国爱人”的新戏,分歧仍然集中于启蒙对象的认定上。

  在彭翼仲为代表的北方启蒙者眼中,戏曲改良针对的始终是不识字、缺乏文化接受能力的下层民众,因此戏曲改良的主要目标是禁止“妖魔鬼怪的戏”,“再把奸盗邪淫各戏,想法子改好”,(13)《京话日报》发表的梨园界人士来信中,主张也是“禁止那伤风败俗的淫戏”,“不必再谈风月,将这古今中外爱国爱人的事情,演出各等新戏”,末尾还强调要劝服“各班里大老板们”,排演新戏,“不但与世道人心有益,并且耳目一新,必能发一注子大财”。(14)彭翼仲甚至多次鼓励艺人借演唱爱国戏曲来招徕生意。(15)

  陈独秀在《论戏曲》中提出的五种改良方法,“多多的新排有益风化的戏”、“不唱神仙鬼怪的戏”、“不可唱淫戏”,这是南北戏曲改良的共识,另有两条“采用西法”、“除去富贵功名的俗套”,前一条主张“夹些演说,大可长人识见,或是试演那光学电学各种戏法,看戏的还可以练习格致的学问”;后一条针对的是“我们中国人,只知道混自己的功名富贵,至于国家的治乱,有用的学问,一概不管,这便是人才缺少,国家衰弱的原因”。这两条都志在通过戏曲改良变革中国社会的文化状况,比起尚孜孜于“叫人人知道爱国”的北方启蒙运动目标来,不免陈义过高。这后面,其实就埋伏着南北启蒙对象的高下之别,与启蒙理念的深层差异。

  启蒙对象的区分,从文体上亦可见一斑。陈独秀不仅在《论戏曲》中强调“无论高下三等人,看看都可以感动”,改良戏曲不仅限于面对下层民众,他还特意将《论戏曲》翻译为文言文,发表在梁启超主持、面对中层社会的《新小说》上(16),这一举动被认为是“显然要向知识阶层推翻他的看法,以推广这篇文章的影响力”。(17)与之相反,《京话日报》同一班底主持的《中华报》却只字不提“戏曲改良”。这份文言报纸旨在“开官智”,显然有意与旨在“开民智”的《京话日报》构成言说策略上明显的分殊。

  启蒙对象、启蒙理念的差异,导致《京话日报》与《安徽俗话报》对待改良新戏也有各自眼光。当时最负盛名的新戏范例,要算汪笑侬在上海春仙茶园排演的时事新戏。陈独秀十分欣赏汪笑侬,特地用《安徽俗话报》第11期至13期连载汪笑侬创作的《瓜种兰因》第一本。这出新戏相当符合陈独秀戏曲改良的理想:一来“说波兰被各国瓜分的故事”,能令观者增长见闻;二来“暗切中国时事,做得非常悲壮淋漓,看这戏的人无不感动”。(18)《京话日报》虽然也感慨于“同行的人,大概说不通,旧戏里添新词,谁也不肯照着办”,因之多次褒扬汪笑侬“真是个英雄”,“真是神仙”,但说到他排演的新戏,却道“用意太深,下等的人,还不懂看这种戏,并且有些伤时,出了租界,便不能唱,恐怕不容易行开”(19),言下之意,戏曲改良须另觅他途。

  《新青年》新旧戏论争的双重动因

  就文学观而论,陈独秀可谓是从晚清到“五四”启蒙浪潮中承先启后的人物。新文学论争的骨干力量如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都是因他的力邀才加入《新青年》编辑部的,他们在《新青年》等报刊上展示的文学观也基本近似。

  陈独秀的文学观中,一以贯之的是对“写实”、“切近时事”的追求。他与苏曼殊合译嚣俄的《惨社会》(20),无端加入七回自创章节,展示一个痛恨“满周苟”的“男德,字明白”的志士,并借男德之口大谈革命道理,便是为了与国内的革命浪潮相呼应;他平生唯一自撰的小说《黑天国》(21),写的虽然是俄国的故事,笔笔都针砭着中国的社会现实。

  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并在日本“拼命苦读”之后的陈独秀,其文学观念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新式知识分子的“共识”,乃是政治腐败既不可为,只能转向根本的思想文化建设。名记者黄远庸在1915年给章士钊的信中,指出“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的观点,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22)

  陈独秀显然是黄远庸的赞同者之一,他创办《青年杂志》,希望能唤醒、培养青年一代的“自觉心”,其《敬告青年》一文,提出“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的“六义”,前四条“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可视为一般性的文化信念,而第五、六条“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则近乎文化实践的指导意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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