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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扬州徽商与戏曲
2017年01月12日 09:43 来源:《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作者:朱万曙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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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随着清代扬州徽商的崛起,徽商借助迎銮等机遇,成为戏曲的重要消费群体。同时,徽商对清代花部的勃兴以及戏曲创作的中兴,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关 键 词:徽商/扬州/戏曲/花部

  作者简介:朱万曙(1962- ),男,安徽潜山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戏曲小说、明清文学和徽学与地域文化研究,北京 100872

  标题注释:本文系2013年度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江苏戏曲文化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ZD008)。

  一、徽商与戏曲关系的新背景

  从清初到乾隆年间,戏曲艺术仍然在不断发展之中,并且涌现了一大批出色的戏曲家,特别是“南洪北孔”的出现,构成了中国古代戏曲发展的又一个辉煌时期。在这一阶段,由于徽商在商界进一步站稳了脚跟,他们和戏曲艺术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根据张海鹏主编《徽商研究》第四章《徽商与两淮盐业》的研究,明清两代,徽商联袂而来两淮大约有两次,第一次是在明代中叶,第二次是在清康乾之际。明代中叶以后,徽商“业鹾”于两淮者日多,徽州的黄姓、汪姓、吴姓等,都在两淮成为盐业大贾,如成化、嘉靖间的黄万安,青年时候“乃挟赀治鹾淮阴间,善察盈缩,与时低昂,以累奇赢致饶裕”。[1]康熙、乾隆年间,徽商更云集扬州,他们不仅获取了大量的钱财,也牢牢控制了清代两淮盐务的运作,形成了“首总——总商——散商”的组织结构。①徽商江春、洪箴远等相继担任“首总”,特别是在乾隆朝担任“首总”的江春,“为总商四十年,国家有大典礼及工程灾赈、兵河饷捐,上官有所筹画,春皆指顾其事”。[2]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徽商与戏曲的关系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康熙和乾隆两个皇帝都曾经六次南巡,对于皇帝来说,是他们搜刮民脂民膏之举,对于徽商来说,则是他们邀宠献媚、借以巩固政治地位,进而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的机会。为了邀宠献媚,他们就要想尽办法讨皇帝的喜欢。清代的皇帝从顺治帝开始就喜欢戏曲,那么,在康熙、乾隆南巡的时候,徽商是不能不进献戏曲让他们开心的。《圣祖五幸江南全录》中就记载:

  (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初九日)皇上行宫演戏十一出,系选程乡绅家小戏子六名。演唱甚好,上大悦。

  (三月十二日)皇上过钞门关,上船开行,抵三涂河宝塔湾泊船,众盐商预备御花园行宫,盐院曹奏请圣驾起銮,同皇太子、十三阿哥、宫眷驻跸,演戏摆宴。

  如果说,康熙南巡,徽商们用演戏讨皇帝的欢心还不够,到乾隆南巡时,他们更重视皇帝的这一喜好,也因此准备得更加充分和隆重,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二《艺能》记载道:“梨园演戏,高宗南巡时为最盛,而两淮盐务中尤为绝出。”乾隆时的李斗在《扬州画舫录》里记载得更为详细:

  天宁寺本官商士民祝厘之地,殿上敬设经坛,殿前盖松棚为戏台,演仙佛麟凤、太平击壤之剧,谓之“大戏”,事竣拆卸。迨重宁寺构大戏台,遂移大戏于此。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昆腔之胜始于商人徐尚志,征苏州名优为老徐班,而黄元德、张大安、汪启元、程谦德各有班。洪充实为大洪班,江广达为德音班,复征花部为春台班。自是德音为内江班,春台为外江班。今内江班归洪箴远,外江班隶于罗荣泰。此皆谓之内班,所以备演大戏也。[3]107

  演“大戏”,当然不是为自己看,也不会是为一般的市民准备的,而是为了给皇帝看的。为了讨好皇帝,两淮盐务准备了花、雅两部大戏,既有“雅部”——昆山腔,也有“花部”——地方戏,而且盐商们还蓄养了自己的家班,这些家班也都是“备演大戏”,也就是为了迎接乾隆南巡而准备的。

  受到“皇帝南巡——盐商重视”的影响,扬州的戏曲文化也盛极一时。

  首先是天下名优集中于此,金埴《不下带编》卷七有诗曰:“从来名彦赏名优,欲访梨园第一流。拾翠几群从茂苑,千金一唱在扬州。”[4]后两句是说,从茂苑(苏州)来的演员一到扬州就走红,也得到很高的报酬。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记载了很多从其他地方来的演员,他们的艺术水平不凡,而商人给他们的报酬也不薄。

  其次是促进了戏曲家的创作,如戏曲家蒋士铨与江春交往密切,其敷演白居易《琵琶行》故事的《四弦秋》杂剧,就是由江春倡议编撰的,编撰时间为壬辰(乾隆三十七年,1772)秋,编撰地点则是江春家的秋声馆。江春为之撰写了序言,复有题诗。歙县方成培改编《雷峰塔》传奇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获得成功的。

  其三,舞台美术得到大幅度的改进,李斗在《扬州画舫录》卷五详细描述了当时戏曲演出的“行头”:“行头分衣、盔、杂、把四箱。衣箱中有大衣箱、布衣箱之分,大衣箱文扮则富贵衣即穷衣,五色蟒服、五色顾绣披风、龙披风……此之谓江湖行头,盐务自制戏具,谓之内班行头。自老徐班全本《琵琶记》,‘请郎花烛’则用红全堂,‘风木余恨’则用白全堂,备极其盛。他如大张班《长生殿》用黄金堂;小程班《三国志》用绿虫全堂;小张班十二月花神衣,价至万金。百福班一出《北饯》,十一条通天玉犀带;小洪班灯戏,点三层牌楼、二十四灯,戏箱各极其盛。若今之大洪、春台两班。则聚众美而大备矣。”[3]134-135

  最后,是民间对戏曲艺术的喜好和崇尚。“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扬州》诗道:“画航乘春破欲晓,满载丝管拂榆钱。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民间唱曲之流行于此可见一斑。李斗在《扬州画舫录》卷十一还记载:虹桥一带的熙春台、关帝庙“每一市会,争相斗曲”;城里商店开张或请神时,有一种叫作“马上撞”的演出,即“军乐演唱乱弹戏文”;还有一种“小唱”,“以琵琶、弦子、月琴、檀板合动而歌”,其中有的“以传奇中《牡丹亭》、《占花魁》之类谱为小曲者,皆土音之善者也”[3]257。民间戏曲演出难以以“大戏”的形式进行,却比“大戏”丰富多彩。

  总之,到了康熙、乾隆年间,由于徽商云集扬州,由于康熙和乾隆多次南巡,促使扬州成为全国戏曲艺术的中心。这一历史新背景,也推动了“徽班”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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