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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调”流变
2020年02月25日 12:34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李雄飞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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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义的“西调”指西北乐曲唱调,在民歌、俗曲、曲艺、戏曲里各有不同的类别、含义与文本。狭义的“西调”指清代前期京、津、直、鲁、苏、赣等地传唱的一种通俗歌曲,是以晋陕小调与俗曲、其他散曲与戏曲“摘唱”为基础,吸收、融汇了文人的创作精华,逐渐发展而成的一种带有乐器伴奏、主要由“优童”“像姑”表演的艺术。“西调”的个别篇章启于宋元,绝大多数则始于明、盛于清。明清西北外来人群流寓与“西调”流变关系密切。

  经过五代、宋、元461年,西北多数地方成了边塞要地。明初分封藩王,宣化、大同、太原、潞州、西安、兰州、银川等地皆驻有皇子,建有藩国。自兹以来之山陕,携亲带旧、前来就任之外省官员通前彻后,携妻带孥、身投荒远之罪臣流官也络绎不绝。明代于之遍设卫所,边兵多戴罪之身、谪戍之人。针对北元与西番入侵发生的大型战役有9次。清代针对鞑靼等发生的大型战役有12次。战争间歇是屯田。“明代屯田遍天下,九边为多。而九边屯田,又以西北为最。”(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砥斋集》)九边屯田先盛后衰,此断彼续,终至明末。嘉靖年间,大同率先繁荣起来。清代屯田有兵屯、旗屯、回屯、遣屯、民屯等。前期,随着权贵“圈地”愈演愈烈,内地大批农民远赴新疆。康熙年间,“口外”山东人达数十万。雍正年间,大通、布隆吉尔等处为鲁、直、晋、豫军罪人犯垦荒之处。乾嘉年间,新疆腹地垦荒之人最多:一种是政府强行迁来,如明初齐、晋、燕、赵、周、楚、吴、越之民多徙关中,南京珠丝巷人迁往甘、青;另一种是民众被迫迁来,如豫、鲁、川、赣、徽之民多迁汉中、安康。同期,一些地方的商业也在跟进。就连战乱期间,天津杨柳青三千小商贩也能“赶大营”,在西域形成“津商五百户”“伊宁汉人街”“迪化八大家”等。由此看来,太平年间官员赴任、罪臣贬谪、军队调防、移民屯垦、商旅往来,乱世年间水旱虫灾、臣僚叛乱、敌寇侵略、民族起义、农民动乱而引起的人群流寓,加之文人游历、僧道传经、远婚远嫁、探亲访友等人口流动,必然带动大量外地兵丁将领、仕宦幕僚、家眷仆役、农民工匠、商贾脚户、优伶乞丐等陆续来到西北。

  明清外来人群源源不断地来到西北,自然带来了外地乐曲唱调;但这些作品多数未被西北人接受,最终人散曲终,譬如昆曲。明代俗曲演唱风潮始于宣德年间的中原,之后向南推进。李开先的《〈张小山小令〉后序》云:“洪武初,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谈迁的《国榷》卷十二云:“建文四年补赐诸王乐户。”又使得不少外籍乐户流入西北藩国。沈德潜的《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畿辅·口外四绝》云:大同府“所蓄乐户较他藩多数倍,今以渐衰落,在花籍者尚二千人,歌舞管弦,昼夜不绝,今京师城内外不隶三院者,大抵皆大同籍中溢出流寓,宋所谓路岐散乐者是也”。明代常将元蒙旧臣、罪犯妻女、鬻妻卖子者没为“乐户”——以乐舞为业的贱民,承值于王府、官府、军旅——“营户”或“营妓”。“靖难之役”后,建文遗臣与反抗者之家属皆被编为乐籍,发往山西,永执贱业;之后,连张居正、左良玉等忠良之后裔亦遭此厄运,雍正年间始罢。明末陈子龙的《云中边词》云:“大同女儿颜如花,十五学得筝琵琶。莫向中宵弹一曲,清霜明月尽思家。”清代前期,京师出现了以表演俗曲为主的演艺团体——“档子”,专唱“档曲”(又名“档调”或“荡调”),不久风行于西北城镇。清代叶澧的《甘肃竹枝词》云:“乌鲁木齐叶尔羌,伊犁各路重提防。将军都统同参赞,办事多由档子房。”“色盐鬻饭小生涯,百庙耕耘便养家。恨煞贫儿多卖女,学成歌曲抱琵琶。”恭钊的《湟中竹枝词》云:“亦有名优说擅场,清歌一曲唱伊凉。当筵竞学邯郸步,魑魅无端作艳妆。”王煦的《兰州竹枝词》云:“十五女儿未破瓜,娇羞不肯抱琵琶。当筵一曲连环扣,赚取金钱养阿耶。”崔旭的《太原杂咏》云:“风流几辈泥歌郎,也算梨园弟子行。可惜善才容易老,公然锦瑟比人长。”现今离石弹唱、西府曲子、榆林小曲、宁夏小曲、兰州小曲、陇中小曲、河西小曲、青海平弦与越弦乃至西北皮影戏、眉户戏、二人台、曲子戏等,都是先源于当地民间小调,后跃升为俗曲,接着跃升为曲艺,继而跃升为民间小戏,无不受到明清俗曲的浓重影响。首先,已传外地且发生改变的西北音乐文学被带了回来,譬如山西民歌里的“老西调”与“西调”、西府曲子里的“西调”,皆为昔日广义“西调”东传后,进入了昆曲等,然后“返输”回来的。其次,一些外地艺术植根西北,譬如《苏州请客》《扬州观灯》《对花》《织手巾》《绣香袋》《小寡妇上坟》等民间小调。俗曲亦是如此,举凡西北的“扬州歌”“桐城歌”“下荆州”“傍妆台”“醉太平”“集贤宾”“纱窗外”“画扇面”“满江红”“九连环”“鲜花调”“绣荷包”“四大景”“黄鹂调”“马头调”“岔曲”等,无不是明清外地人带来的。个别外地俗曲“西北化”后,又传向外地。明末清初,海盐与池州等地的“两头忙”传到关中,成了“陕西调”《闺女思嫁》;后来衍为曲艺《闺艳秦声》,传到浙江、湖广、东南、金陵、京师。之后东传山东,变成传为蒲松龄的俚曲《琴瑟乐》。再如冀、鲁、京、津的曲艺“鼓子词”,由满族带进甘肃,成了“兰州鼓子词”。还如鄂、赣、徽等地的花鼓戏,也在晋南、陕南与关中留存下来。复次,一些外来艺术元素日积月累地改变着西北音乐文学的品种、流布与格局,促其发展。明代后期江西弋阳腔与陕西民间音乐融为秦腔,又名“昆梆”,元明以来江南俗曲、散曲哺育了河州“花儿”的萌芽与成长。当然,融入西北的外地人也参与到各种“西调”的演绎里,后来回归家乡,也有于原籍地与流寓地之间反复来去者,如藩王复命,京官外派、臣僚外调、罪臣释放、官宦还乡、将士解甲,又将“西调”带到外地。雍正年间,无名氏之戏曲《西厢记怡情新曲》里含有大量“西调”,正是成于新疆“绚彩垒”,之后被带回京城的。

  一种艺术也好,一地艺术也罢,能够生生不息地传承下来,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断吸收持续进入的外来艺术,做出适合本土民众所需之改变。而改变面貌的大与小,源之于吸收成分的多与少——最终既得力于外来文化与当地文化的相近程度,也得力于外来人群与当地人群的相近程度,还得力于外来艺术的经典程度与先进程度,更得力于外来人口流入本土的密集程度与时间长短。民众流寓才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久、涉及地域最广、群体规模不等、最为复杂多变的人口流寓现象,从根本上决定了某时某地特有的艺术风貌及其变化趋势。

  (作者系信阳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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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雄飞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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