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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戏剧改良与通俗教育研究会
2021年02月08日 15:41 来源:《文艺研究》2019年第11期 作者:傅谨 字号
2021年02月08日 15:41
来源:《文艺研究》2019年第11期 作者:傅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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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1915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通俗教育研究会,下设戏曲股。戏曲股基于社会改良的立场推动戏剧改良,推出“改良戏剧议案”和“戏剧奖励章程”。戏曲股成立后的最初四年,从重视搜集演出脚本到注重剧院演出的调查,从重在讨论与颁布不良剧目的禁令,转到编写新戏和奖励新戏演出,理性和宽容是其主轴。其成员对戏剧活动的指导和参与,经历了一个对戏剧现状逐渐了解和适应的过程。围绕该会,尚有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比如对女伶的态度、与戏剧伶人团体的关系、如何看待话剧等。

  作者简介:傅谨,中国戏曲学院北京戏曲传承与发展基地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戏曲表演美学体系研究”(批准号:17ZD01)成果。

  传统戏剧之改良是清末民初的社会共识,相关的理论与实践所在多有,但通俗教育研究会在戏剧改良中的作用,迄今未有完整与充分的梳理。借通俗教育推动社会改良的观念源于日本。1912年,蔡元培首任民国教育总长时设社会教育司,于右任、宋教仁等社会贤达首倡在上海发起成立通俗教育研究会,全国各地亦陆续出现类似的民间组织。1915年,北洋政府时任教育总长汤化龙向大总统呈文获准,在教育部设官方的通俗教育研究会,下设小说、戏曲、演讲三股。研究会每年均有报告书总结当年的工作。本文聚焦民国政府教育部所属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四次报告书,探讨1915-1918年该会戏曲股在戏剧改良方面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通俗教育研究会戏曲股的组建

  民国政府教育部下属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正式成立,按例会长由教育部次长担任,会员除教育部指定相关职员和警察厅干员外,还请在京各大专院校推荐学者参加,以体现其官民兼具的色彩和代表性。1915年8月3日,教育部行文饬派“本部职员”29人为会员,8月19日下午2时召开全体会员参加的预备会,9月1日确定由周树人担任小说股主任,黄中垲为戏曲股主任,祝椿年为演讲股主任。9月6日,通俗教育研究会正式成立,次日(9月7日)研究会呈文教育部,报送研究会成立大会所推定的干事,社会教育司高步瀛司长担任研究会经理干事,陈任中为交际干事,徐协贞为庶务干事,王丕谟为会计干事。

  根据《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所载,戏曲股由以下人员组成:

  调查干事:乐达义(京师警察厅督察长)、梁咸熙(京师警察厅科员)、李廷英(教育部主事);

  审核干事:曾广源(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教务主任)、周庆修(教育部编审员)、洪逵(教育部佥事);

  编译干事:毛邦伟(教育部编审员)、沈彭年(教育部佥事)、宋迈(教育部办事员);

  会员:胡家凤(教育部佥事)、李世英(北京师范学校学监)、许绳祖(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教员)、葛成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教员);

  戏曲股还聘请多位名誉会员,先后有嵩堃(满人,著名指画家)、溥侗(总统府顾问)、乌泽声(《国华报》经理)、王劲闻(大理院书记官)、恒钧(蒙藏院编纂员)、齐宗康(如山)、曾泽霖(中西音乐会会长)、高寿田(中西音乐会学监)、王益保(即王君直、内务部任职)、周歧(中华书局经理)、邓文瑗(原教育部秘书)、张毓书(内务部编纂部编纂员)、袁祖光、许鸿逵等①。

  上述人员并非从一开始就任职戏曲股。研究会成立时,初定“乐达义、梁咸熙、李廷英为戏曲股调查干事,曾广源、刘文炳、洪逵为戏曲股审核干事,邓文瑗、沈彭年、宋迈为戏曲股编译干事”②;1915年10月29日,戏曲股从会员中增加推选周庆修为戏曲股审核干事,毛邦伟为戏曲股编译干事。邓文瑗初为编译干事,辞任教育部秘书后转任名誉会员,原审核干事刘文炳去职。12月17日,奉教育总长嘱聘嵩堃为戏曲股名誉会员,增加冯孝思负责编译事务。1916年2月18日,戏曲股第15次会议上,全体通过在戏曲股增设交际员一职,指定名誉会员王劲闻、恒钧、齐如山、周歧、张毓书等五人为戏曲股交际员,负责与剧界沟通事宜。

  1915年9月7日,研究会召开三股主任会议,确定各股每周例会日期,戏曲股定于每周五召开例会。9月17日首次会议推定起草员草拟各办事细则,并确定由各股起草员共同起草研究会办事规则。10月16日通俗教育研究会迁入教育部后院办公。28日召开第二次全体会员大会,讨论各项议事细则、办事规则。从1915年至1918年底,戏曲股共召开59次会议。通俗教育研究会所分的三股中,仅戏曲股有警察厅派督察长担任调查干事,但他并无在各次讨论会中发言的记录,或者并不参与具体活动。而研究会从高步瀛以下的各主要干事均频繁参与各股活动,其中研究会经理干事高步瀛、庶务干事徐协贞、会计干事王丕谟在戏曲股会议上的发言亦非常充分。

  戏曲股成立初期的1915年共召开12次会议。从9月19日第一次会议讨论“本股议事分则”始,10月1日第二次会议确定“本股办事规则”,11月5日第五次会议开始,分别讨论“搜集戏曲脚本办法案”“改良戏曲建议案”“戏曲编纂改良奖励案”“调查戏剧案”“专设交际员案”及“奖励戏剧案”等等,围绕戏曲股及戏剧改良各项规程的制定,开展复杂而细致的讨论。1916年召开20次会议,从年中始会议主题从制度建设转向新剧目创作的具体讨论;1917年召开会议17次,至该年后半期,有关禁演剧目的讨论逐渐接近尾声;1918年仅召开11次会议。在这两年多时间里,戏曲股共通过有关戏曲审核、调查、奖励等多个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改良戏剧议案”和“戏剧奖励章程”。

  《改良戏剧议案》抄录如下:

  改良戏剧议案

  戏剧一道,至关风化。良者则教忠教孝,不良则诲淫诲盗。吾国旧有戏剧,其编制之初,实有劝善惩恶之苦心,足以移风易俗者,固所在多有;然用意本自不正、或后来演唱不善致失本意,足以启诱恶性者,亦复不少。浸淫濡染,影响于人心风俗者已深。故在今日,欲改良社会,非改良戏剧不为功;改良戏剧亦不宜流于苛细。此议案之主张,在先去其太甚者而已。谨拟具办法如左:

  一、全部禁止

  甲 标准 凡戏剧之全部,情词淫邪,有伤风化,不能施以匡正者,宜全部加以禁绝,务绝根株,无使流毒社会

  乙 办法 约分二种

  (1)调集各种剧目 由本股会员先就北京各剧园常演之戏剧,如皮黄、秦腔等,查明分别记出,以为审核之预备。其有剧目不能详悉者,则由本股委股员临时调查之

  (2)各会员及调查员关于戏剧禁止之报告,须经本股会议后,随时开列戏目,详部咨行内务部转饬警察厅,实行禁止之

  二、部分删改

  甲 标准 凡戏剧中有一二过场或一二语涉及淫邪,有伤风化,及情节离奇,淆乱视听者,宜酌予删除或更易之

  乙 办法 约分三种

  (1)搜集各种脚本搜集方法分为三项

  (一)向清官南府借抄

  (二)向正乐育化会及其他演唱机构征集

  (三)由本股会员实地调查

  (2)本会所搜集之脚本由本股主任指定若干员从事审核,酌加删改,但以不用深文,能合戏剧体裁者为主

  (3)删改完竣后,应由本会会员以私人资格联络戏剧中人,劝其遵从。如无实效,则由本会详部咨行内务部转饬警察厅,或直接函知警察厅,谕令暂将该剧停止演唱。③

  这份议案虽仅数百字,却历经戏曲股多次讨论,甚或逐字逐句推敲,包含丰富内容。如改良旧戏与编制新戏之关系,搜集脚本办法之第二条“不用深文”一条的文字表达(“戏剧奖励章程草案”用的是“不涉于鄙俗及艰深”,似更清晰)等等,都体现了以政府名义承担戏剧改良重任的戏曲股会员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所握行政权力的克制态度。这些议案陆续通过教育部以政府法令的形式下发全国各地,虽未必都得到严格认真及全面执行,但至少在各地通俗教育和戏剧领域所产生的影响是可以预期的。

  除了提出上述议案外,戏曲股还先后编印十多部新编剧本,提出了禁演11个剧目的名录。戏曲股在编纂出版戏剧类书籍方面亦有一定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孙百璋编译的《俄国演剧法述要》,唐碧节译、曹振勋校的《俳优教育》,齐如山的《编剧浅说》等,分别是将西方戏剧导演、演员、编剧理论介绍到中国的初始之作。在民初的戏曲改良风潮中,实无任何机构曾经有过如通俗教育研究会戏曲股那样的功效。

  二、旧剧审核与禁令

  如前所述,通俗教育研究会的组建有日本的先例可援,但是戏曲股的各类活动事项却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资借鉴。而且,戏曲股由教育部官员及所属各学校和警察厅推荐人员组成,其中唯独缺少戏剧界人士;从戏曲股主任黄中垲开始,虽多饱学之士,但对戏曲认识与了解实非常有限。这决定了戏曲股的工作,从一开始就需要在实际进程中,逐渐深化对戏曲的认识,摸索行进。

  从1915年9月通俗教育研究会成立至年底,戏曲股议决呈送教育部颁布的仅有《戏曲脚本搜集议案》一项,讨论此案经过的多重曲折,最能说明问题。

  戏曲股成立后,至11月5日的第五次会议方着手讨论戏剧改良实际进程,首当其冲讨论的就是《戏曲脚本搜集议案》。戏剧改良议案力主为改良社会,必须针对旧戏实行“全部禁止”和“部分修改”两类措施,哪些具体剧目应禁应改,显然是审核之焦点。

  戏曲股的工作分调查、审核、编译三项,审核是教育出身的干事与会员的强项。戏曲股最初拟定戏剧改良章程,要求所有剧院必须将所演唱戏剧的“完整剧本”送交研究会。戏曲股呈请教育部通过内务部转饬警察厅,要求各戏园将其演出剧本交研究会审核,结果却完全不如预期,“送来者虽属不少,然皆模糊紊乱,万难依据作为正确之剧本”④,审核显然完全无从谈起。既然无法从戏园方面获得完整剧本,有会员提议,依稀听说逊清内务府所属的南府(实应为升平署)藏有大量戏曲剧本,似可作为审核剧本之基础,并在多次讨论中提出索要清宫所藏剧本的三个选项:通过政府途径要求其提供,“由私人与清宗室或票友之与南府有关系者接洽商借抄”,“由私人与南府太监直接磋商使伊等各抄一份,由会中出价购买”⑤,但数个月的交涉过程极不顺利。12月2日,戏曲股呈文教育部,因此前由警察厅“调集戏曲脚本,据其咨送到部者,不过寥寥数十种,且字迹错讹、文理不通,仍难依为正确之本”,所以希望教育部与逊清内务府交涉,请其“向南府借出各项曲本钞录,以为该股审核标准之用”⑥。

  戏曲股之所以提出索要清宫所藏剧本作为审核戏曲之标的,是因为他们在与北京的剧场演出发生联系后才逐渐认识到,“吾国戏曲种类极繁,一种之中名目极多,即以北京现所通行之二簧一种而论,名目之多几至不可纪极,其他尚有昆腔、秦腔、高腔等类,其剧目更难胜数。今欲调查搜集是项脚本,极为困难。盖优伶多不识字,展转相传,大抵皆用口授,问其脚本,茫然不解。若由官厅命令抄送审核,率多字迹错讹,文理不通,仍不足依为正确之本”⑦。最初提出有关戏剧改良的动议时,戏曲股的成员们想必认定戏园上演剧目均有固定和完整的剧本,然而他们逐渐意识到现实情况并不符合此预想,从戏园搜集剧本加以审核实属不切实际之举,所以转求逊清宫廷的藏书,在他们想象中这些剧本应该较为规范。这一设想终究未能如愿,其实,即使逊清内务府顺从地送呈他们所保留的剧本,戏曲股也会发现这些剧本与戏园的演出,实有天壤之别。

  这就是戏曲股初次议决的《戏曲脚本搜集议案》面临的尴尬。1916年3月17日戏曲股第17次会议上有会员提出,是否可“以科班课本与名教习秘藏为搜集脚本之根据”,但迅即被多人否决,认为“各科班果否有课本而名教习秘藏能否公之于世,均未可知”⑧。这说明戏曲股成立不足一年,成员们对搜集剧本的难度已经有了深切认识。此后又有胡家凤主张强制各戏园抄录脚本送会审核,徐协贞提出“不如径函警厅,将其存案脚本先行送会审核,则手续既简而词句亦真切,足以为依据”⑨等,终究流于空谈。

  更有会员提及,同样的剧本在各地、各人演来,舞台效果完全不同,只追究剧本恐怕并不能取改良戏剧之功效,对实际演出的判断才是关键。按此意见,《戏曲脚本搜集议案》只是对戏曲尚无了解的会员们的空想之产物。既然意识到演出才是审查的主要对象,戏曲股的审核重心转向戏园,原先几成摆设的“调查”一项转而成为戏曲股主要工作。尽管担任调查干事的警察厅诸位似乎并没有真正参与戏曲股事务,但戏曲股同仁们越来越多进入剧场。对演出实情愈益了解,才发现要求戏园报送剧本不如改为报送戏单,对戏目的审核能令其改良诉求更具针对性。经过反复交涉,1916年底始,北京各戏园终于按要求逐日报送戏单,审核事宜才从此渐入正轨。

  戏曲股对北京戏园的演出有了一定了解,禁戏才有依据,其动议才显得更有针对性和可行性。通过剧本审核判断剧目是否应予禁演或修改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是对戏曲股的会员而言,更真切地接触过京戏园内的上演剧目及其演出形态,才有可能制订合适的改良方略。

  戏曲股虽从1915年第五次会议就有会员提出取缔不良剧目的动议,至1917年底第47会议才最终议决,正式呈文“就现行戏剧中择其害俗尤甚者”⑩提出具体禁演剧目,其中包括《富贵图》《卖身投靠》(《送花楼会》)《后妻害夫》《青云下书》《打樱桃》《错中错》《万花船》《梵王宫》《阴阳河》《逆伦报》《剖腹验花》等11种(11),呈文要求警察厅按此名录“严行查禁,以肃风纪而杜流弊”(12),此后戏曲股再未正式提请禁演某剧。

  借戏曲股讨论的记录,我们可以追踪上述剧目从提出讨论到被纳入禁演目录、禁戏终于进入实施阶段的过程,既可以找到各剧目被提请禁演的理由,亦可看出会员的以理性与宽容为主导倾向的讨论过程。几乎每个应禁剧目均有人提出不同见解,其中既涉及具体剧目的评价,亦关系到戏剧改良的理念与策略。在两年多的讨论过程中,各次会议上被提出宜禁的剧目数量繁多,多数都未能达成一致。

  从1916年4月起,戏曲股陆续就会员潘志蓉、宋迈等提交的调查报告展开讨论,并有会员临时提出其他禁演动议。无论是这些调查报告或其他会员的禁演建议,“荒诞无稽”都是最经常出现的词汇,它主要包括剧中有涉神鬼等“迷信”元素和违背史实的叙述两大类,而在虚构类艺术作品、尤其是戏曲这类民间叙事作品中,这样的例证当然比比皆是。戏曲股多数会员均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他们以其知识结构衡量戏曲叙事,岂止是“荒诞无稽”;即以中国史的知识论,想必也很难忍受戏曲大量的演义成分。

  1916年4月14日戏曲股召开第19次会议,讨论宋迈和潘志蓉的建议,就潘志蓉的报告提出应禁《汾河湾》,黄中垲和高步瀛均明确表示不妥。黄中垲认为报告所指“《汾河湾》射雁一段,意在嫉能,不足为训,故列禁止,实有过于武断之嫌”;更重要的是高步瀛指出,“审核戏剧时必须从宽,似不可因拟议之辞而遽以为应禁止也。潘君志蓉谓关于迷信各戏,如欲改良,宜限渐进主义。盖梨园演戏,类属模仿,苟毫无迷信,即不足耸动一般社会之听闻,而营业亦因之大受影响”。就宋迈报告认为应全部禁止的“荒渺难稽”一类剧目,多位会员均提出,“夫戏之为用,在模仿古人,以劝惩来者,并非藉此为考古之资。苟志在考古而欲实事求是,则史乘具在,绝不能于戏中求之。故荒渺无稽,虽非戏之本质,亦为扮演戏曲者之所不免。一律禁止,诚未敢赞同”(13)。这些意见均十分理性与中肯,在今天读来仍不失其价值。

  第19次会议潘志蓉提出应禁《打花鼓》《梵王宫》《三上吊》,胡家凤提出应禁《错中错》,高步瀛提出应禁《万花船》,经讨论,均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第20次会议根据名誉会员嵩堃就其调查提出的报告,从多数决定“先就《错中错》《富贵图》《新安驿》《戏叔》各戏加以调查通过”(14),仍有胡家凤、徐协贞等认为,戏园内类似剧目相当多,为免顾此失彼,还是慎重为宜,争执之下,决定对上述剧目重新调查,之后再做是否禁演的结论。第22次会议,又有会员提出《错中错》《红梅阁》《拾玉镯》等戏应禁,高步瀛提出“《阴阳河》《万花船》等戏未免事迹离奇,表情猥亵”,应予禁演。洪逵则提出,“戏剧中有全体极好而段落稍有谬误,或情节可取而演态颇涉淫邪,似此情形可劝导伶界自行改正”,以免孟浪。黄中垲则在最后提出,“调查不详则判断不切,仍希望诸君多劳,将各剧情节详细调查报告到会再行讨论”(15)。在1916年9月8日的第23次会议上,黄中垲更直言,“戏曲一道在吾人学问之外,吾国从前每以戏曲为优伶所有,事非上流人士所当研究,今日而欲研究戏曲,较之小说尤难着手。在各会员虽研究有素,然终非曾经实习者可比”(16)。因此,他建议在戏曲股设立“特别审查会”。不过,多次会议上反复讨论禁演剧目,终无结果,让大家似有倦勤之意。确实在此之后,有关禁戏的讨论不再是戏曲股会议的重点,直到1917年4月份才又被重新提起。

  1917年底戏曲股议决的禁演旧戏名录,与其说是这些讨论的结晶,不如说是长期纷争后无奈的妥协。通俗教育研究会成立之初,戏曲股会员们最难以容忍的是剧目内容背离史实,但最终多数会员都认可了戏曲有虚构的权利,因此大量的历史演义均获赦免,没有出现在禁戏目录中;同样,因剧情“不近情理”而建议禁演之提案,亦很难得到认可。就因表演的“淫邪”而禁演某些剧目论,其实禁戏的权限在警察厅。既然戏曲股的会员均认为警察厅已经禁演的剧目无须再由他们重复提议,让这份名录成为警察厅执法的补充,有失全面公允;更不用说从每次的讨论看,两年时间里戏曲股会员们接触戏曲演出仍非常有限,他们看到的只是剧场实际演出剧目的冰山一角。同样值得讨论的还有禁演名单里的《富贵图》和《万花船》。它们都是极受欢迎的梆子经典剧目,情节过于曲折离奇固有之,但是以这样的理由禁演,显然不足以服众。高步瀛多次力主禁演《万花船》,甚至称剧中最为荒谬之处,是男女主人公“淫奔”竟然由观音大士撮合,放出其“非谓诲淫,几于奖淫”(17)的重话。他既是古文大家,又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学贯中西且时任社会教育司长,最后该剧终于列入禁戏名录,实为他一力促成,这也是政府官员因个人趣味而影响政策之一例。而经历将近两年的反复讨论,最后戏曲股正式推出禁演名录,反而显得像是众人试图尽快摆脱令人厌倦的争议而做出的仓促决定。这份禁戏名录远称不上合适,或许也不符合戏曲股中任何会员的期许。

  中国传统戏曲的演出,至少从明清的地方戏时代起,无论是剧目的唱词道白还是舞台演绎手法,都允许表演者有自由与即兴的极大发挥空间。它激发了表演者的创造性,由此成为近代以来戏曲表演艺术水平迅速提升的主要动力之一,但是也因此成为戏剧管理的难题。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成员,最初似乎误以为北京的演出亦如欧洲和日本,皆按固定剧本演绎,因此从剧本入手即可实现对戏曲的定性与监管,确定何者应禁何者应改,却不知此事正如圆凿方枘;而禁演剧目,与社会改良、艺术规律、市场现状等,均相互制约,宜禁与不宜禁,全无统一标准,因而禁戏之举显得相当随意。这些都与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功能及人员组成相关,但戏曲股的同仁面对陌生现实的强大的适应能力,仍令人印象深刻。

  以上有关戏曲股单方面的禁演建议,唯在与荣庆社的交往中,我们方可看到伶人对戏曲股建议的回应。1918年11月1日,戏曲股向荣庆社发函,针对《挑簾(帘)裁衣》演出指出:“昆弋范围极广,可排之戏甚多,此等淫剧有伤风化,总以不演为是。贵社入京以来,颇为一般人士所欢迎,正以所演近于雅乐也。若果如报纸所载,深恐有妨贵社名誉,用特函告,即希采纳。”(18)戏曲股很快收到荣庆社的回函,称“敝社同人捧读之下,万分感激。敝社同人皆来自乡间,于文义多不明晰,今得贵会指示,恍然大悟,当即敦请精于词曲之文学家,将《挑簾裁衣》所有不雅驯之字句科介,一律删改净尽,并次劝勇、劝善、惩恶之‘打虎’、‘旌勇’、‘杀嫂’等出穿成一气,连台演唱,务使善恶昭彰,淫邪有报,藉资挽救今日误解婚姻自由之弊。敝社私衷如是,不知有当,祈贵会原谅。”(19)接到这份貌似谦卑至极的回函,戏曲股于11月15日在第57次会议的讨论中,多数会员并不满意,明知戏班只是在虚与委蛇,却深感无可奈何。

  四年里戏曲股只有一次议及剧种。在第58次会议上,黄中垲称其在汉口发现这里上演的花鼓戏“其佻达淫靡,不堪寓目”,因此建议发函汉口商会设法取缔,徐协贞更提及“花鼓戏蹦蹦戏及摊簧等皆非正派,为维持风化计,似均应禁止”(20)。戏曲股诸公至此才知悉原来京津等地的戏园里也多有蹦蹦戏的演出,至于应该如何处置,仍觉无从着手。

  三、编写推广新戏和奖励措施

  戏曲股既承担戏剧改良重任,又自知并非执法机构,因此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不能单纯采取简单的禁戏措施,而应更多推动新戏的创作和对优秀剧目创作与演出给予奖励,用此积极手段实现改良目标。如其议决的《改良戏剧议案》所称:“本会戏曲股迭经讨论,佥谓改良办法宜先从四端入手,一禁止旧戏之有害者,二奖励旧戏之有益者,三编制新戏,四筹设童伶识字学校。”(21)除第四项立意过高,远水不解近渴外,第一二两项,均要以对实际上演的戏剧有较全面、完整的把握与分析为前提,戏曲股诸公并不能在短时期内做出能为戏曲界普遍接受的判断。如黄中垲所言:“鉴于调查之不易着手,变其进行之方针,决议由本股编制脚本示之模范,藉为改良戏曲之先导。”(22)对戏曲股而言,只有编制新戏一项看来最易着手。

  在历经了戏园内上演剧目禁与改的多次难以形成共识的讨论后,戏曲股同仁们转而把推动戏剧改良的重心转向新剧本的编写。然而旧戏既需加以审核,新编剧本同样应经历审核程序,大致从1916年2月11日召开的第14次会议,黄中垲主任建议会员分别审核潘志蓉提供的《生死交》《曹娥投江》《交印刺字》和嵩堃提交的暂未定名的剧本起,有关本会会员编写的新编剧本的讨论与禁戏的讨论交错进行,并逐渐成为戏曲股会议的话题中心。

  1916年10月20日的第25次会议是戏曲股会议的转折点,此次会议几乎完全集中于讨论潘志蓉的《云娘》剧本。继这次发言热烈的剧本讨论会,戏曲股找到了新的兴奋点。他们于11月10日第28次会议讨论《斩蛇计》,确定将该剧本改名为《童女斩蛇》;12月8日第31次会议讨论《曹娥投江》;12月15日第32次会议讨论《牧人爱国》剧本和《哭秦庭》剧本大纲。这些经过讨论的剧本,最后多数都得到认可,并且通过教育部转给内务部及所属警察厅,送各戏园让戏班排练上演。

  1916年最后两个多月,戏曲股总共通过了11个新编剧本。1917年3月,其中的《缇縈救父》《庐州城》《木兰从军》《童女斩蛇》《谋产奇判》《牧人爱国》六个剧本正式出版。戏曲股同仁们深知这些剧本未必适合演出,如黄中垲所说:“虽各戏园对于本股之举动,不免有虑其将不利于已之营业而惊疑者,然亦颇因此而自为改良之计,渐知编演新剧。”(23)1917年,戏曲股继续致力剧本编写,并且逐渐说服各戏园,终于有名伶愿意上演他们的剧本。年底总结时黄中垲兴奋地报告说:“其已经剧园演唱之剧,则为桐馨社在第一舞台演唱之《木兰从军》(24),志德社在广德楼演唱之《毁名全交》,维德社在中和园演唱之《刘兰芝》,现双庆社领去《童女斩蛇》,维德社领去《谋产奇判》《缇縈救父》,富连成社领去《庐州城》,此四剧闻正在排演。”(25)1917年底戏曲股的年度报告称:“兹由本会编成《三义士》《生死交》《哭秦庭》《青年镜》脚本四种,交由戏剧研究社排演,《庐州城》脚本一种,交由富连成社排演。该社等拟不日演唱。”(26)1918年底戏曲股的年度报告称,当年他们新编了七个剧本,并且修改了上年度已经完成的三个剧本。

  如其所言,梅兰芳确实上演了《木兰从军》和《童女斩蛇》,亦有资料称高庆奎“所演新编剧目如《哭秦庭》《信陵君》《乱楚宫》《煤山恨》《史可法》《重耳走国》等大多来自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27)。梅兰芳搭桐馨社和双庆社期间先后上演了研究会两个剧目,如果戏曲股诸公能预知后来梅兰芳的崇高地位,未知当会如何反应,但是当第一舞台杨小楼向戏曲股索要剧本时,他们的回应并不积极。

  从1918年始的若干年里,偶尔有地方通俗教育机构来函,索要剧本以供上演。据1920年教育部颁布通令各省推广戏曲股议决各议案的第380号训令,通俗教育研究会称其“成立以来,由本会自编新旧脚本数十种,除发交京师各戏园排演外,并经山东社会教育经理处、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绥远之塞北通俗教育社、黑龙江之绥化县通俗教育社等处函索多种,在各地试演”(28)。从全国范围看,这些零星的来函并不能充分说明问题,但考虑到戏曲股的会员们未必都有编剧才华,他们挟改良戏剧之势编制新剧,亦算不无所得。

  为符合社会改良主旨的戏曲作品及演出提供奖励,是戏曲股另一项重要工作。“社会教育以改良戏曲为先,改良戏曲以使剧界自动为本”(29)的理念,几乎一直贯穿在戏曲股的讨论中,成为他们最重要的共识。如其议案所称:“戏曲改良一事,由消极方面着眼,则宜用干涉手段,以去其不良;由积极方面着眼,则宜用劝诱手段,以导归于良。二者相比较,则后之效力较前先为大。”(30)而劝导戏园最直接的手段,就是给予那些编演符合社会改良和戏剧改良主旨的新戏者以奖励。

  戏曲股经过多次讨论,通过了有关奖励的议案,经修正后由教育部通令全国,确定对以下三类剧目的演出给予奖励:

  (一)编制戏剧其事实深合劝惩本旨而唱白复不涉于鄙俗及艰深者

  (二)演唱本会审定脚本确能发挥编者之旨趣者

  (三)改革旧剧不良之点而有益于世道人心者(31)

  其订定奖励章程的议案更明确表示:“戏剧改良条理繁琐,不良者固应力为禁遏,良善者亦应设法提倡。其关于应行禁止者,已另案详情办理,至于提倡方法,宜先从奖励入手。盖吾国戏剧相沿既久,积弊滋深,若专恃官厅权力勒令改革,则恐文貌相承,终难收完满之效果。不若因势利导,使之自行改善,趣于正轨,较觉事半功倍。兹由本会戏曲股拟订戏剧奖励章程七条,凡私人或戏剧团体编演改良之戏剧,经本会审定合格者,均得酌量给予奖状,庶于劝惩兼施之中,收移风易俗之效。”(32)但奖励对象的厘定与具体实施,却意外地复杂。

  “戏剧奖励章程”颁布后,上海新舞台率先送来新编剧本《吴越春秋》请求奖励,戏曲股讨论议决:“据上海新舞台经理潘月樵等禀送《吴越春秋》戏剧脚本一册,恳祈审核……遵将是项戏剧脚本详加审核,其编订要旨颇足发挥历史之精神,兴起国民之观感,至音节排场亦尚称新旧折衷,雅俗共赏,按照本会详奉核准之戏剧奖励章程第二条所规定,尚属相符。拟请给予乙种褒状,以资鼓励。”(33)“惟本会对于此项脚本,当审核时尚觉有可酌之处,所以从优请奖者,实寓有提倡之意。兹将原评抄送,仍在编演者加意改良,力图进步,是所至盼。”(34)这成为戏曲股1916年发出的唯一的褒状。然而这一奖励与戏曲股的努力毕竟关联不大,更与其颁布奖励措施的初衷有明显出入。1917年7月27日戏曲股召开第41次会议,议决分别给予第一舞台所演《木兰从军》、广德楼演唱之《一圆钱》《恩怨缘》《毁名全交》《因祸得福》五个剧目的演出者褒状,并特别说明褒奖措施并不限于鼓励上演戏曲股编制的剧本。确实,杨韵谱的志德社在广德楼演出的《一圆钱》《恩怨缘》,均源于南开学校的新剧团(35)。在同一次会议上,高步瀛又提出:“部视学赵次原、杨莘耜二君由陕西视察归,言及该省现组织一易俗社,社中编有新剧多种,颇受社会欢迎。既为新剧又能受社会欢迎,似即与本会奖励章程相符,应用如何奖励之法,可以研究。”(36)1918年1月21日,戏曲股建议为维德社演出《刘兰芝》《睢阳城》、富连成社演出《庐州城》颁发金色彩花褒状,向苏少卿编剧、维德社演出的《珊瑚泪》颁发金色褒状。4月4日向广德楼上演的《孝友泪》《一念差》编剧杨韵谱颁发金色褒状,并向《一念差》演出者宋凤云颁发金色彩花褒状。其后,教育部1920年8月向山东易俗社提交的《国土报》等三个剧目颁发金色褒状,12月向陕西易俗社颁发了金色褒状。

  由此可知,在戏曲股推行上述措施的若干年里,真正获得褒状的剧目及演出寥寥无几,这一奖励措施对戏剧改良所起的作用,恐怕未必能如戏曲股诸公的预期,但是其影响显然已经不限于京师,而及于全国多地。

  北洋政府时期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并没有真正辖领全国的能力,它与各地类似的通俗教育研究会之间只有精神上的联系。但通俗教育研究会戏曲股经历数年努力,终于在戏剧改良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其实绩远非同时代那些空谈改良的理论家所能相提并论。

  正如高步瀛所说:“本股虽名戏曲,不能无各种研究提倡,然主旨所在,仍在教育而不在戏剧也。质言之,不过藉戏剧之改良为灌输社会教育之方法而已。”(37)既然通俗教育和社会改良是其优先考虑,就不能要求戏曲股制定的各项改良措施都有戏剧艺术的考量。然而,戏曲股诸公所拥有的良好教育背景和民主思想的熏陶,使之在推动社会改良与戏剧改良时,始终能兼顾戏剧表演者和戏园主的利益,鲜有激进与粗暴的言论与行动,非常难能可贵。尤其从最初他们多半对戏剧演出现状非常隔膜,最终其措施终能为戏剧界部分接纳,其成果实属来之不易。而在民初政治动荡的大背景下,研究会甫成立即遇袁世凯称帝与下野的闹剧,戏曲股却未受影响,体现了成熟文官体制熏陶下超越党派利益的良好素质。

  尽管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叶,民国政府教育部仍然有通俗教育研究会的组织机构及人事任命,但是其活动显然远远不如北洋政府时期。本文所述仅集中于戏曲股活动较正常的数年,不过仍有几个问题,值得提出讨论。

  一是对女伶的态度。民初开放女伶,北京戏剧演出市场顿时几成女伶天下。从戏曲股会员孙百璋编制的《演唱戏目调查表》可见,1916年全年北京女伶演出的剧目场次居然是男伶的五倍之多(38)。尽管通俗教育研究会的会员多受新式教育,仍不免受社会上鄙视女伶观念的影响,视女伶为社会道德建设中的消极力量。戏曲股成立之初就有人呈送意见书,提请注意“坤伶演唱淫戏,请本会设法取缔”,亦有会员称“现在坤伶之演唱淫戏已成一种风气”(39),非着力整治不可。黄中垲通过政府机关发文调查各省各剧园男女伶的数量,虽未获回音,但是他在戏曲股会议上有粗略估计,认为中国当时的女伶人数早已超过德国的两万之数,并援引德国管理女伶的例子,认为必须预做管理措施。由于多数戏园明显对他们编制的剧本兴致索然,戏曲股会议上曾有会员提议,是否可请女伶出演,却迅速遭到反对,唯恐给社会造成通俗教育研究会竟与女伶为伍的印象,视女伶为洪水猛兽之心态藉此表露无遗。

  在实施新编剧目演出鼓励措施时,他们仍对女伶有所顾忌。在1917年底通俗教育研究会举办的年终大会上,黄中垲提及推动奖励措施面临的两难境况:“本会对于剧园编演之剧,其佳者本有给奖办法,惟近时编演新剧者,往往出于女伶,而女伶日盛,论者皆谓将来恐不免滋生流弊。若本会复从而奖励之,恐不审本会之旨,将误会为提倡女伶。”(40)果然,1918年3月19日戏曲股第52次会议上,黄中垲建议为《一念差》的表演者女伶宋凤云授予褒状,从会议记录看,这是所有会议中相互交锋最为激烈的一次,会员们或担心被误以为提倡女伶,深恐引起社会误议,导致各种流弊等等,不一而足。尽管最后勉强达成给宋凤云授奖的决议,但是仍有许多保留。女权本是民初社会改良运动的重要内容,身负社会改良重任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居然对女伶的兴起如此心存忌惮,亦可见出社会变革的复杂性。但是戏曲股对社会上要求限禁女伶的呼声从未表态支持,说明在根本上,他们未必真正认同将女伶视为社会风化破坏者的观念。

  二是与戏剧界的关系。戏曲股职司戏剧改良,但其会员的组成,并不包含戏剧界人士。戏曲股在最初的两年时间里,始终未能与正乐育化会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这应该是其推动戏剧改良进程中的一个败笔。民国初年北京的正乐育化会,实为清代精忠庙的变体,它作为戏剧艺人的行会组织,本该是戏曲股最应倚重的力量。前清时期,精忠庙与清宫互动良好,其中的利益交换自是在所难免。民国政府成立后,正乐育化会同样也希望建立这种关系,通俗教育研究会成立后有意与之接洽,亦获得良好的反馈,戏曲股名誉会员齐如山等曾应邀赴正乐育化会演讲。但是在此后的交往过程中,戏曲股诸公对之逐渐心生疑虑,时刻揣摩其是否有所图谋,深恐成为其扩张权力、掌控行业的同道与帮手。几经犹豫,1917年8月3日召开的第42次会议上,戏曲股最后一次讨论如何处理与正乐育化会的关系,最终决定终止与其接洽与合作,因而也就彻底把自己隔绝在了戏剧界之外。

  三是对话剧的态度。有别于某些戏曲改良论者将话剧视为更“先进”的戏剧样式,要通过支持话剧倒逼戏曲改良的观念,通俗教育研究会戏曲股的同仁从一开始就对话剧殊无好感,黄中垲甚至称其“荒谬怪诞,且较旧戏尤甚”(41)。高步瀛亦举《西太后》等剧目为例,认为它们恰恰是最应该取缔的坏戏。但是此后他们逐渐改变了对话剧的偏见,1917年8月17日的第43次会议上,嵩堃和苏少卿联合提出“拟奖励白话新剧议”,指其感化民众之力实超过戏曲,应予奖励,并介绍了上海民鸣社、民兴社的演出。虽然参会诸公对话剧仍有许多保留,但是亦咸认为话剧既已经进入中国,至少不能放任自流。

  最后,多年来有关近代戏剧改良的研究,鲜少认识到通俗教育研究会这一重要机构的作用,实为缺憾。本文对戏曲股的研究只是其开端,相关文献资料的继续发掘,将有可能为民初戏剧改良画出更完整的拼图,让我们对中国近代戏剧改良的进程与路径,有更清晰与更准确的认识和把握。

  注释:

  ①《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京华印书局代印1916年版。在教育部1924年1月再次公布的名录里,孙百璋升任研究会编译干事兼庶务,戏曲股名誉会员仅存王劲闻、周歧、嵩堃三人。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凤凰出版社1991年版,第573—576页。

  ②《本会详教育部推选干事请核准文》,《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文牍》,第1页。

  ③《改良戏剧议案》,《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议案》,第6页。

  ④(39)《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股员会议事录》,第8页,第3页。

  ⑤⑦《戏曲脚本蒐集议案》,《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议案》,第3页,第3页。

  ⑥《本会详教育部送戏曲脚本蒐集议案文》,《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文牍》,第5页。

  ⑧⑨(13)(14)(15)(16)(17)《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次报告书·股员会议事录》,通俗教育研究会印行1917年版,第6页,第8页,第9—10页,第11页,第13页,第13页,第14页。

  ⑩《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三次报告书·文牍二》,通俗教育研究会印行1918年版,第17页。

  (11)(25)《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三次报告书·记事二》,第8页,第7页。

  (12)《教育部咨内务部据通俗教育研究会抄送拟禁戏剧报告咨请转令警厅照办文》,《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三次报告书·文牍三》,第17页。

  (18)《通俗教育研究会第四次报告书·文牍二》,通俗教育研究会印行1919年版,第20—21页。

  (19)《通俗教育研究会第四次报告书·文牍》,第15页。

  (20)《通俗教育研究会第四次报告书·议事录二》,第24—25页。

  (21)《详教育部送改良戏剧议案请核文并批》,《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次报告书·文牍二》,第1页。

  (22)(23)《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次报告书·记事》,第4页,第5页。

  (24)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版)称通俗教育研究会(文中称“教育研究会”)所编剧目原名为《花木兰》,是梅兰芳自己改的剧名。此说与本“报告书”有异,“报告书”应更为可靠。

  (26)《函京师警察厅送本会发交戏剧研究会、富连成社排演之脚本文》,《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三次报告书·文牍二》,第20页。

  (27)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七册“高庆奎”,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43页。如同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所述《童女斩蛇》一样,其述剧本来源都称“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其实北京另有全称为“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机构,从史料看,这里应该是本文所研究的教育部所属的研究会。

  (28)《江苏教育公报·命令》第3卷第6期,1920年。

  (29)《详教育部送戏曲股宜设交际专员案请核文并批》,《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次报告书·文牍二》,第2页。

  (30)《戏曲股宜专设交际员案》,《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次报告书·议案》,第7页。

  (31)《修正戏剧奖励章程》,载《教育公报》第七年第十期,1918年。

  (32)《详教育部送戏剧奖励章程请核文并批》,《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次报告书·文牍二》,第1页。

  (33)《详教育部送审核吴越春秋脚本情形请给予乙种褒状文并批》,《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次报告书·文牍二》,第13—14页。

  (34)《函上海新舞台潘月樵等令来本会领取褒状文》,《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次报告书·文牍二》,第14页。

  (35)南开新剧团亦非常关注杨韵谱和志德社的演出,1915年底至1916年初,周思来等人组成的天津学界观剧团多次赴北京观摩志德社演出的《因祸得福》与《恩怨缘》等,并将绣有“移风易俗”字样的锦旗赠予该社。参见中国戏曲志天津卷编辑部编《中国戏曲志天津卷资料汇编》第三辑,1987年,第51—52页。

  (36)(37)《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三次报告书·股员会议事录二》,第18页,第31页。

  (38)孙百璋编《演唱戏目次数调查表(民国五年份自三月起)》,通俗教育研究会1917年印行。这是孙百璋在北京戏园实地调查的结果,数据应该可靠。有趣的是,通俗教育研究会经过多次讨论并会商警察厅,获准印制数份可随时进入各戏园看戏的特别观览券,数月里似乎只有孙百璋使用它进入各戏园,该表应该就是他经常进入戏园的调查结果。讨论奖励时亦有会员抱怨真正进戏园看戏的人数太少,只能在个别人的印象基础上讨论,但是一提及希望会员进戏园实地调查,便有种种推托的借口。

  (40)《本会年终大会记》,《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三次报告书·记事》,第5页。

  (41)《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三次报告书·股员会议事录》,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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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傅谨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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