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艺术学 >> 戏剧学
褚民谊戏曲活动钩沉索隐
2021年02月09日 15:49 来源:《戏曲艺术》2019年第3期 作者:谷曙光 字号
2021年02月09日 15:49
来源:《戏曲艺术》2019年第3期 作者:谷曙光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论文对褚民谊的戏曲活动和戏曲观点作了概述,从文献史料出发,爬梳了褚民谊与戏曲的诸多关联。归纳总结出若干小专题,诸如褚民谊与公余联欢社;褚民谊与昆曲;乐天居士票京戏;策划并资助出版《昆曲集净》《中国戏剧史》;褚民谊与名伶梅兰芳、程砚秋;褚民谊的戏曲文章与观点等,逐一论列,其中有些内容是首次揭橥,还有的订正已有研究的错讹。论文指出,不宜埋没褚民谊在戏曲方面的一些有益作为。论文有助于搞清一些历史事实,在文献上有发覆祛疑之功。

  关 键 词:褚民谊/戏曲/政客

  作者简介:谷曙光,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戏曲。

  基金项目: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17XNI002)。

  有故事的“帮闲要人”

  褚民谊(1884-1946),字重行,浙江湖州人,民国时期的著名政客、外交官,亦是中国国民党元老。其早年经历颇复杂,后在法国得到医学博士学位。抗战期间投敌落水,沦为汉奸,成为汪伪政府第四号要人。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1946年被枪决。

  褚民谊是汪精卫的连襟,亦是心腹,中年后的人生、仕途都随汪而俯仰。抗战前,汪任行政院院长,褚任行政院秘书长;汪辞任,褚也一同辞。抗战中,在汪伪政府,褚先后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驻日大使、广东省长等要职。

  作为民国的政治人物,褚民谊名声很大,但因附逆汪伪,为人所不齿。关于他的经历、行止,研究者不多。一般而言,政治人物都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者居多,而褚民谊却是个“有故事”的“热闹人”,抗战军兴时的文章介绍他:“最富童心,尤喜各项活动,世以帮闲要人目之,允为忙中最闲、闲中最忙之人。计出身为医学博士,当时任中央监察委员、政院秘书长……主持公余联欢社,首创京中非营业的跳舞场,并发起骑射会、金刚时轮法会,暇更提倡踢毽、放风筝、太极拳……”①其行事之光怪陆离,“出镜率”之高,足令人大跌眼镜。除此之外,褚民谊还有一大喜好——戏曲。因爱好戏曲,褚氏做了不少与戏曲有关的事,其中一些还是有益的,譬如编印《昆曲集净》、赞助《中国戏剧史》出版等。在民国的一些重要戏曲事件中,也时常可见褚民谊的身影。

  各种文艺形式的发展、繁荣,往往与权贵、有大力者的提倡、扶植密不可分,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譬如,西太后、江青等与戏曲,民国帮会闻人黄金荣、杜月笙之与戏曲的关系,都值得深入研讨。在民国政治人物中,还有一类人,即李石曾、褚民谊,他们是资深政客,都热心文化,把相当精力投入、耗费到文教事业方面了。由此言之,简要梳理分析褚民谊的戏曲活动,也是有一定意义的,目前尚无文章专门及此。

  褚民谊与公余联欢社

  褚民谊与戏曲的缘分,并不很早。在《昆曲集净》的《自序》里,褚氏勾勒出他爱好戏曲的历程:“予少好乐音,尤喜歌唱。第彼时士子,贵自重、尚廉隅,视歌曲为优伶,目运动为佻达。士林所重,习尚尊之。虽放风筝、踢毽子之有益卫生者,亦比同轻浮,讥为浅薄,而玩物丧志之戒,更令人于卷册之外,不敢别有所亲。予虽雅慕声歌,赋性活泼,亦惟有自敦器识,深自掩藏。直至负笈欧洲,始渐于修学之余,假留声机以消闲,为皮黄剧之习唱。民国十三年由欧返国,十四十五在粤讲学,十六由粤而赣,类皆公私鞅掌,所益无多。十七年到申,始于案牍之余,从人问艺,声容并取,以至登台表演。习之虽勤,然未以皮黄之音为尽善也。二十一年,组公余联欢社于首都,始稍致意于昆曲,觉其遣词训雅,取调渊懿,远非皮黄所能,遑论秦腔、越剧。”②可知他自小喜爱戏曲,但是囿于玩物丧志的正统观点,不敢亲近。留学欧洲期间,或是客中无聊,他通过唱片学唱京剧。直到1928年,他在上海才开始真正请老师学京剧花脸,乃至粉墨登场。再到1932年,褚始接触昆曲,结果对昆曲的爱好一发而不可收。

  褚民谊的昆曲缘分日深,与一机构——公余联欢社大有关系,有必要勾稽公余联欢社之来龙去脉。此社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南京乃至全国重要的业余文化组织,其中的京昆票房,影响很大。据甘律之、王渊《解放前的南京票房票友》:“国民党建都南京后,一些军、政要人及机关职员在长江路香铺营组织了一个规模较大的票房‘公余联欢社’,成立时间大约在1932年。这是一个官办的业余文化娱乐场所,主事者是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道藩和国民党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等人,联欢社聘请了溥侗先生为戏剧部门负责人。戏剧部门下设三个组:京剧组、昆曲组、话剧组。”③又据《中国戏曲志·江苏卷》:“(1933年)10月前,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张道藩、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等发起,组织党政公务人员中的戏剧爱好者在南京成立公余联欢社。”④成立时间,一说1932年,另一说1933年,究竟何者为是?笔者查阅《新闻报》,发现上述两种说法都不准确。1933年12月20日《新闻报》第6版有文《褚民谊发起组公余俱乐部》,谓首都之公务员缺乏正当之娱乐消遣机构,乃成立一俱乐部。1934年1月6日《新闻报》第7版,又有消息《公余联欢社将成立》,文云:“行政院5日下午四时召所属各机关代表,开公余俱乐部筹备会,褚民谊主席决议,致公余俱乐部为公余联欢社,签名加入者已千二百余人,定于14日在香铺营廿一号开成立大会。”⑤据此,公余联欢社的前身为公余俱乐部,而公余联欢社的正式成立,在1934年1月,褚民谊不但是发起人,还是成立后的主任理事。故公余联欢社的主事者,还应是褚民谊。此前诸多文献的记载都有误。此社之成立,是褚氏戏曲活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再有,两篇报道都未提张道藩,很值得注意。张道藩在抗战前的地位尚不及褚民谊,张氏实非公余联欢社的创办人。抗战胜利之后张氏任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还都南京后,就在公余联欢社的旧址办公,此之谓“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

  公余联欢社有官方背景,以提倡公务员之正当娱乐为宗旨,且组织严密,下设文艺、体育、音乐、棋术、戏剧等组,还有自己的社址与活动地点,绝非一般的业余娱乐机构可比。其地址和建筑情况如下:“公余联欢社(洪武北路129号),又称文化会堂,坐落在香铺营29号、31号(今洪武北路129号),原有建筑物6幢,建筑面积2452.5平方米。1993年12月,因洪武北路道路拓宽工程,拆除建筑面积246.4平方米,但主体建筑犹在。公余联欢社的主楼为典型的西洋风格建筑,高两层,竣工于1934年之前,内有小剧场1座。”⑥试问这种硬件条件,环顾当时全国,恐怕独此一家。公余联欢社还从1935年开始编辑印制《公余半月刊》(后改《公余月刊》)。这些,与党国要员褚民谊等高级官僚的发起提倡,自是关系密切。

  褚民谊对文化事业极为热心,还曾担任国立戏剧音乐院、美术陈列馆筹备委员会主席,时在1935年,当日媒体都有宣传介绍,可惜这两个机构因战乱而无下文。可以设想,国立戏剧音乐院是与京剧、昆曲有关的机构。

  即便在抗战中,褚已“落水”,仍念念不忘他的“京昆事业”。1940年,伪“中日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理事长就是褚民谊。此协会设有游艺组,其下又设平昆剧委员会和话剧委员会,似乎该机构有点承继公余联欢社的味道。又,据1944年1月8日之《新闻报》,“褚民谊等筹组国剧学院”⑦,拟在南京创办,但后来亦无下文。总之,褚民谊对戏曲事业和活动的热心,是一以贯之的。有的创意和设想很好,可惜因种种原因,或难以为继,或没有做出实绩。

  褚民谊与昆曲

  在1937年元月编印的《公余月刊》上,有褚民谊的《对于昆曲的认识》一文,叙述了他与昆曲的因缘。文云:“本人对于昆曲的认识,只不过两年光景,到现在拍会的曲子,仅有《训子》《刀会》《功宴》《山门》《访普》几折。”⑧这比《昆益集净》自序所言,又晚了两年。也许这是指他正式开始学唱昆曲的时间。褚氏又云:“本人从前对于平剧,也登台过几次,但是现在觉得昆曲的意味较厚,所以有工夫的时候,就拍拍。其所以比平剧感到兴趣的原因,乃是它的词句雅丽,音乐优美。”⑨褚氏开始是对京剧感兴趣,后来再转向昆曲的,此后就一直极力提倡昆曲:“本人虽则是初学昆曲者,然而已经感觉到有兴趣,所以极力提倡。数年来南京、上海、杭州、嘉兴、苏州、硖石等地有昆曲的演奏时,本人总设法去鼓动他们的兴趣,并且很想联合各地的昆曲名家来复兴昆曲。”⑩他到处参加曲社曲友的活动,兴致极高,乐此不疲。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南京的昆曲活动较为频繁,当与褚民谊的提倡有相当关系。著名的票界耆宿红豆馆主溥侗定居南京后,担任公余联欢社戏剧组之主任。有趣的是,褚民谊不但担任公余联欢社的主任理事,同时还兼任体育组之主任,他不做戏剧组之负责人,可谓有自知之明。褚民谊与红豆馆主过从甚密,褚氏时常向溥侗请教,两人一起拍曲,参加同期。1936年底,由韩世昌、白云生领衔的北方昆弋祥庆社来南京演出,与褚主事之公余联欢社多次联欢。公余联欢社还经常组织活动,在广播中直播演唱昆曲,如1937年3月4日(星期四)19点,直播公余联欢社昆曲组褚民谊和溥侗合唱的《刀会》。敢于在广播中直播昆曲,而且是和大名鼎鼎的红豆馆主合唱,足见褚民谊对自己演唱水平之自信。

  褚民谊还灌录过唱片《风云会·访普》,那是胜利唱片公司三十年代录制。笔者专门找到,听后的感觉是得名家传授,风格古朴,具有相当水准(11)。褚氏本人颇有自信,又得第一流名家之指点,故歌来颇有气度。另据《褚民谊灌音夫子庙》(12),当时上海的灌音公司到南京,请汪精卫、戴季陶等政要灌演讲唱片,而褚民谊则出人意料地灌了京剧《独木关》,可知其对于京昆的兴致之高。不过,此片珍稀,笔者尚未听过。

  褚民谊对于昆曲的兴致一直极高,在担任伪驻日大使期间,他曾大谈生活与趣味,他说:“我每天要高歌一次,因为我今年已经五十九岁了,不适于唱一般流行歌曲,所以我唱着昆曲。在国内时,每晨起后,沐浴时,一定高声歌唱,往往使外人吃惊。”(13)如果不是痴迷昆曲,他不会在担任伪驻日大使期间,还把沈传锟、陆炳卿二人带到日本,陪其左右,为其吹笛,教其习曲。至于编订著名的《昆曲集净》,也在这一时期。昆曲式微,沈传锟、陆炳卿当时生活极困顿,能以昆曲“伺候”褚大使,让当时诸多同处困境的传字辈优伶歆羡不已。但这段经历,沈、陆后来都讳莫如深,不愿提起。

  即便在褚民谊的人生最后阶段,囚禁在苏州监狱里,还不时引吭高歌。他在狱中写给幼女的信里说:“转苏以来,拘束愈甚,尺寸天地,虽尚能引吭高歌,一念身失自由,宁复有人生逸兴?默审舆情,殆临末日,垂暮之年,何惜一死?特后湖樱放,台城草长,雨花台风筝之会,今年独虚我父女,此情实最不堪耳。”(14)其人不足取,其文则有《世说新语》之韵味。人之将死,犹对尘世眷恋不已,狱中引吭高歌,则令人感慨无限。

  乐天居士票京戏

  褚民谊的戏瘾不小,除了拍昆曲,还一有机会就登台票京戏,并不忌讳自己的身份,只是一般不用本名,而用“乐天居士”,这也是当时闻人票戏的惯例。

  1931年4月,褚民谊曾有北平之行,他应华北戏剧学会之请,26日晚在华乐园演了《渭水河》之姜子牙。环顾民初以来,“党国要人”粉墨登场,走票彩排,恐怕以褚民谊为仅有之一人。1936年6月,海上闻人张啸林六旬大寿,举办盛大堂会,褚民谊居然也演戏贺寿。据当时报道:“褚公应净,实大声洪,偶尔粉墨爨弄,聆者无不激赏……此番张寿堂彩中,曾贴演《关公训子》及《威镇草桥》二剧,扮相功架,颇有独到处,嗓音纯正浑厚,气魄雄伟,有如黄钟大吕,不同凡响。”(15)新闻或有“过誉”之处,实际效果如何,其实难说。查《申报》,6月21日,乐天居士、鲍梅章君《威镇草桥》,在第六出;22日,朱尧文君、沈衡逸君、乐天居士、唐秉熙君、吴桐初君《关公训子》,在第十三出。褚之前后,皆为名伶,而褚以一票友,敢于演在第一流名伶之中,可谓胆大,也极出风头。但以他的身份地位,为张啸林寿辰大唱特唱,又显得着实“碍眼”,说“跌份儿”,也不为过。

  票友票戏,往往有些匪夷所思的笑话。1934年5月24-27日,南京公余联欢社举办第一次戏曲公演,有《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等剧,褚民谊参加演出。《空城计》戏中的花脸有司马懿和马谡,而马谡扎靠,需要一定武功,难度较大,故褚民谊演的是司马懿。关于此次票戏,还有一趣闻:“褚客串《空城计》时去司马懿,去孔明者为京中名女票魏新绿。褚以大老官腔调唱戏,众已忍俊。不谓褚演来兴致勃勃,忘却所以,信步竞欲入城,城上孔明连连低声止之曰:‘这是空城,不能进来的。’台下为之哗笑。”(16)司马懿如果真的进城生擒诸葛亮,那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褚民谊的京剧花脸是谁教的呢?以他的地位,当然可以请到最好的老师。他学昆曲,由红豆馆主、沈传锟等教授,而京剧教师则是鼎鼎大名的“十全大净”金少山。褚氏那么有自信,又得名家传授,颇为自命不凡。民国的报刊上,还不止一次刊登过褚氏票戏的剧照,如饰演京剧《刺王僚》《二进宫》等,看那脸谱和功架,都还“煞有介事”。

  然而,到了抗战胜利之后,当褚民谊因汉奸罪而沦为阶下囚时,报章的文章,就开始对他的京剧、昆曲水平贬低批评了。比如光芒《褚民谊的师傅——红豆馆主溥侗》一文说:“褚逆民谊之昆剧,即为溥所教授,但褚资质甚笨,满口胡州土音,一世唱不好。”(17)世态炎凉,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民国时期,名人票戏甚多,像杜月笙、张啸林那样的帮会大亨,爱戏并偶尔登台自娱,尚有可说。但高层政治人物公开票戏,屡屡粉墨登场,以褚民谊为第一人,他毫无顾忌,可谓个性十足,但也难免贻人口实。其实,在抗战之前,对于褚民谊爱好戏曲、粉墨登场,就有舆论提出批评和质疑:

  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年虽不惑,而犹有稚子气。全运会在南京开会,领导了一批京市小学生,大打其太极拳。会还没有闭幕,又剃去了于思于思的美胡子,在舞台上串演《草桥关》起来了,兴致之佳,党国要人中,实在找不出第二个。

  古人对于国事宵旰勤劳,犹恐或失;现在正是内忧外患,交相煎逼,要人们不当戮力国是,安定民生,外御强寇,却好整以暇的打打拳、唱唱戏,实在有点匪夷所思。虽然,打拳是提倡国民尚武精神,但是粉墨登场,难道可以唤醒民众迷梦不成?

  我们对于褚秘书长的唱《草桥关》,当然不能用旧脑筋去批评他,这种举动“有玷官箴”。不过以国事这样的糟不堪言,人民痛哭流涕之不暇,而褚秘书长却挪开国家大事不管,还是寻欢取乐,似乎有些叔宝心肝了(18)。

  对于这掷地有声的质疑和责问,褚民谊何以自解呢?说的好听是“救国不忘娱乐”,说的难听,他或许真的没有心肝,醉生梦死,不知羞耻。于是,褚氏一路继续他的“引吭高歌”,从南方唱到北方,从中国唱到日本,从高级别墅唱到死囚监牢。这样的票友、曲友,追求及时行乐,也是古今难找。

  褚民谊与名伶梅兰芳、程砚秋

  褚民谊与名伶梅兰芳、程砚秋的关系,亦颇值得加以考察。以褚氏当日的身份、地位,加之爱好戏曲,喜结交朋友,与梅兰芳、程砚秋早就熟识了。下面爬梳褚民谊与梅、程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些重要交往。

  梅兰芳访美、访苏演剧,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戏剧史上的大事,但也是一波三折,极不容易实现的。客观说,在梅兰芳出国演剧的事上,褚氏是支持的,也是出过力的。在梅兰芳游美出发前,上海举办了规模盛大的欢送会,《申报》刊登了《梅兰芳欢送会纪盛》,褚氏亦出席,他还特地准备了一个精致的小册,请来宾签名,题“鹏程万里”,赠梅作为纪念(19)。

  南开大学教授张彭春是参赞梅兰芳访美的重要功臣,因此,梅氏访苏时,欲再带彭春。但当时似乎碰到一点问题。褚为此事,专门致电南开张伯苓校长,希望彭春同去苏联。以褚当时的身份,关说应当起一定的作用。据1935年1月23。之《申报》,俄国使馆参赞还拜访了褚民谊,应与梅之访苏有关。

  1935年8月,梅访苏归国。8月5日《申报》有消息云:“名艺员梅兰芳返国后,其第一次欢迎会,系由名流李石曾、褚民谊、杜月笙等十六人所召集。”(20)之后梅到首都南京,褚又以公余联欢社名义专门欢迎梅。9月11日-16日,梅剧团与南京的京昆名票为救济水灾难民,联合义演六场,红豆馆主、魏新绿、乐天居士(即褚氏)等都参加,褚民谊演了《关公训子》(21)。这次南京的救济水灾难民义演,又出自褚氏的策划。按说,梅剧团刚刚访苏归来,应休整一段时日。但因褚氏的敦请,梅兰芳不得不给面子应承,这足以说明梅对褚是“买账”的。

  1938年春夏,梅兰芳在上海演了一期营业戏,之后去香港,时有德人欲为梅摄制有声电影,褚作为介绍人,专门去香港联络。此事后因时局不靖,终无下文。类似的事,不止一件,但能看出褚氏对文化戏曲事业的热心,为之奔走不暇。

  据说褚民谊还曾欲与梅兰芳合演《霸王别姬》而未果。慧记《褚民谊唱空城计》云:“梅兰芳来京演赈灾戏,褚尝坚欲与之合演《霸王别姬》,而自去霸王,梅以其莽撞欠学,终婉辞却之,是晚临时辍演《别姬》,而代以他戏,藉避其嬲。”(22)不知确否?笔者以为,梅兰芳是大智若愚之人,或许实有其事。梅不与褚合演,是明智之举。

  梅兰芳抗战中蓄须明志,成为一生的出处大节,久为人仰慕。梅是梨园巨子,抗战中敌伪欲请他出山演剧者颇不乏人,日本人、汉奸、亲日的友人、戏院老板……形形色色,人情包围,巧舌如簧。这其中有褚民谊吗?梅子绍武在《我的父亲梅兰芳》一书中,对褚民谊劝诱梅出山演剧有详尽描述,且出以“纪实场景”,试看书中对褚民谊的描摹形容:“(褚)是个脑满肠肥、一脸横肉的大胖子……”“(褚)假惺惺地寒暄……”“褚逆阴险地笑着……”“褚逆那肥嘟嘟的脸蛋儿顿时敛住笑容,刷地红一阵白一阵……”(23)梅绍武的书,是文学传记,以人物对话为主,故又极像剧本,大约当年是准备拍成电影的。只可惜人物有标签化、脸谱化的倾向,把位高权重的褚氏写成了“小花脸”一流人物,失去身份矣。这恐怕距离真实的历史、真实的褚民谊都较远,不足为信。就像京剧《审头刺汤》里的汤勤,乃读书人出身,虽是丑行应工,也要演出书卷气才好。

  至于程砚秋,本与李石曾关系密切,而李与褚乃早年留法之密友。因此,褚爱屋及乌,与程之关系亦亲近。1933年,程砚秋率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学生到南京演出,先后为全国运动会作慰问演出,为黄河水灾、为中华戏曲音乐院筹款义演(24)。这一系列活动的后面,都有褚民谊的影子。据1935年4月21日之《新闻报》,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发起,组织“中华戏曲促进会”,汇集全国戏剧音乐专家,共谋中国戏剧音乐精进,邀请梅兰芳、程砚秋、金少山等为会员(25)。1936年4月,程砚秋再来南京,又是褚民谊出面,邀请程参加了公余联欢社之公演(26)。

  总之,褚民谊与民国最重要的名伶梅兰芳、程砚秋都关系密切。当时捧梅和捧程者,各树旗帜,暗中竞争,有“梅党”“程党”之目;而褚民谊游走于梅、程之间,似乎看不出他更支持谁。但考虑到他与李石曾的关系,可能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对程砚秋的赞助支持更大一些。

  策划并资助出版《昆曲集净》《中国戏剧史》

  《辛丑条约》与庚子赔款,是近世国人的耻辱与心痛。后来,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列强的庚子赔款,退还了一小部分,主要用于中国的文教事业。褚民谊是庚子赔款委员会成员,故手中握有一定的“资源”,用退还的庚款补助文化事业,是顺理成章的,所以褚氏倡导或资助一些戏曲活动,都是没有问题的。程砚秋在三十年代的一些活动,如游历欧洲、准备赴欧演剧,就得到了退还庚款的资助。可惜因时局的关系,终未成行。

  褚民谊的一大劳绩,是倡导并主持编修《昆曲集净》。褚氏习净,倡议把昆曲净行曲谱“一网打尽”,编纂成册,是为保存提倡昆曲的一大功绩。关于《昆曲集净》,诸多工具书将之归于褚民谊名下。前引褚氏自述,他在1932年以前,对昆曲几乎一无所知。他是零起点开始学昆曲的。试想,如此缺乏基础,怎能想象他在数年内,以一人之力编出像《昆曲集净》这种集大成的曲谱呢?其实此书主要还是随褚赴日的沈传锟、陆炳卿所编。褚氏更多是策划和出资印制(27)。笔者认为,有必要说清褚氏在编印《昆曲集净》中的作用,不宜夸大,也不必埋没其功劳。客观讲,褚民谊还有很有眼光的,在更早时,褚氏就有保存传播昆曲的意识。据《褚民谊复兴昆曲》,“褚氏为发扬昆曲艺术起见,特将所学之《三国志》(训子、刀会)等曲,译为五线谱,俾外国人士得以欣赏与研习”(28)。把昆曲译为五线谱,不能不说是很好的创意。

  1938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印制精良的《中国戏剧史》。版权页上写明:主编褚民谊、编著者徐慕云。此书在历来的戏剧史论著中,占有一席之地。附彩色脸谱五十三种,剧照百余帧,用纸颇佳,装帧精美。以当时的局势,图书能做成这样,自然是得到了赞助。然则赞助者何人?答曰:褚民谊。此书由褚氏题写书名并作序。1937年5月,国民党中央文化事业计划会议南京戏剧组召开第三、第四次会议,其中一项就是指定委员拟编《中国戏剧史》,说明此书列入了国家支持计划。这也算是褚氏支持戏曲的善举。褚氏序言有云:“自海宁王国维之《宋元戏曲史》告成,嗣后作者继起,如《明清戏曲史》或《中国现代戏剧史》,后先迭出,然亦依时叙述,略存梗概,与吾人所需之戏剧史,相去尚远。余于本书,始则擘划,继则校阅。深觉下列数点,实有异于泛泛者。谓之首倡,亦非过言。”(29)然则首倡者为何?概言之,一曰体例创新,二曰搜罗广泛,三曰阐发精辟。可知褚氏对此书的看重,其中也凝结了他个人的心血。甚至可以说,如无褚氏之支持,此书恐不得面世。

  新世纪以来,徐慕云编著之《中国戏剧史》多次再版,上海古籍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湖南大学出版社等屡次“染指”此书,可知“识货”。然而,再版标注著作权人,都是写徐慕云著或撰,已无褚民谊的名字,甚至连褚氏的序言也尽行删去。笔者以为,这不符合历史事实,更不宜抹杀褚氏的功劳。

  褚民谊的戏曲文章与观点

  关于褚民谊的戏曲观点,《昆曲集净》的自序和绪论是很好的考察窗口,前文已有部分引述。

  褚民谊为《昆曲集净》所撰绪论,谈中国戏曲的形态、昆曲与昆剧两者的区别等,颇有见地。褚氏谈中国戏曲之形态云:“徒唱不足以尽意也,乃益以宾白问答之辞;徒演不足以尽功也,乃助以衣冠彩切之具。生旦净丑,各饰其宜;忠孝节义,各穷其致。”(30)寥寥几笔,对于理解中国戏曲之演进、宗旨大义,都有裨益。他谈昆曲与昆剧之区别说:“概括言之,专重腔调,不分科白之清唱,或亦及科白,无场面、无动作之对唱,皆昆曲也。声容取肖,科白求美,生旦以专爨演是务,无论为常衣不化装,或穿水衣彩靴,略扮之见习同期,及为整装全扮之彩排饰演,皆昆剧也。”(31)民国时期,昆曲与昆剧就有混用的情况,如昆曲传习所与昆剧传习所、昆曲保存会与昆剧保存会等,连内行都混淆而缺乏分辨。实际上,在21世纪的当代,研究者还在大谈昆曲与昆剧的区别,而褚民谊那么早就注意及此,并细加辨析,确是抓住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可见褚氏独到的学术眼光。对于如何研习昆剧,褚民谊的观点也颇可一谈。他认为自拍曲至登台,其序有八,一拍曲、二上笛、三念白、四对白、五合唱、六科工、七响排、八彩排,并详细解说每一步骤。这确实是循序渐进研习昆曲的“正法眼藏”,今天仍值得提倡。当然,文中有些观点亦不足取,如言“戏剧之筚路既启于昆曲之间”等,把昆曲做为中国戏曲成熟的标志,甚觉欠妥。

  此外,褚民谊还有《戏曲与体育》一文,从美育、美化生活的角度,谈戏曲、体育对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文中有云:“抑人类所以异于万物者,以其具有性灵,富有情感耳。性灵虽由于天赋,然必有以濡涵之。情感则端有赖夫陶镕。性灵、情感,悉臻于美善之境,然后思想愉快,精神焕发,工作乃能迅奋而猛进。如音乐歌唱舞蹈等事,皆所以濡涵性灵、陶镕情感者也。吾国表现此数事之粹美者,厥惟戏剧。故能使人于欣赏之余,优游泳叹,以自入于和乐恬愉之域,此吾人所为设置戏曲音乐院而亟亟焉提倡之惟恐后也。”(32)在民国的政府高层中,对于戏剧、音乐、体育等,能有褚民谊这种认识的,并不多见。他的观点,颇有一些理想化色彩。或许在当时的军阀政客那里,会被认为是“迂阔而耗费金钱”。但高层政治人物有此识见,确实难能可贵。文化、艺术、体育等,小到对个人的性情修养、情感纾解,切近而重要,大到对一个国家的国民性和文化战略,同样十分关键。只可惜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处于多事之秋,纷纷扰扰,根本顾不上细细思考、筹划、实施褚民谊所说的这些东西。另外,此文还透露了南京戏曲音乐院的设立,与褚民谊有重要的关系。

  戏曲一道的传播、发扬、提倡、影响,往往与大人物、在高位者大有关系。戏曲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重要活动,也往往出于大人物、在高位者的策划、组织。褚民谊就是民国时期与戏曲关系密切的一个政治人物。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一些重要的戏曲演出和活动背后,往往都有褚氏的踪影。他出于对戏曲的爱好,乐于做一些提倡发扬京剧、昆曲的事。当然,褚民谊其人不足取,其汉奸行径更为人所唾弃,但“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梳理褚民谊的戏曲活动与观点,有助于搞清一些历史事实,更不宜埋没他在戏曲方面的一些有益作为。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民国时期的总统将相、各色人物,早已风流云散,踪迹全消。但文化、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足以流传久远。今日视之,褚民谊其人当然遗臭万年,他留下的重要遗产,或许就是策划编订《昆曲集净》和支持赞助《中国戏剧史》了。这一点,或许褚民谊本人也未想到吧!

  注释:

  ①慧记《褚民谊唱空城计》,载1938年10月3日《晶报》,第2版。

  ②褚民谊《昆曲集净》自序。

  ③载《南京戏曲资料汇编》第一辑,《中国戏曲志·江苏卷·南京分卷》编辑室编,第155-156页。

  ④《中国戏曲志·江苏卷》,中国ISBN中心1992年版,第58页。

  ⑤《新闻报》1934年1月6日,第2版。

  ⑥叶皓主编《南京民国建筑的故事》(下),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287页。

  ⑦《新闻报》1944年1月8日,第2版。

  ⑧载《公余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第6-7页,1937年1月印制。

  ⑨载《公余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第6-7页,1937年1月印制。

  ⑩载《公余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第6-7页,1937年1月印制。

  (11)笔者曾与南京大学的解玉峰教授交流过对楮民谊昆曲老唱片的看法,解教授亦认为具有相当水准。

  (12)引吭《褚民谊灌音夫子庙》,载《金钢钻》1934年7月4日,第1版。

  (13)琳《驻日大使褚民谊畅谈生活与趣味》,载《三六九画报》1941年第8卷第16期,第7页。

  (14)燕莉《褚逆民谊临死登台》,载《香海画报》1946年第6期,第3页。

  (15)张篁《菊国零屑》,载《半月剧刊》1936年第1卷第4期,第7页。

  (16)慧记《褚民谊唱空城计》,载1938年10月3日《晶报》,第2版。

  (17)载《东南风》第15期,1946年7月30日,第2版。

  (18)作者不详,载《礼拜六》1933年第527期,第9页。

  (19)参看《申报》,1930年1月17日,第15版。

  (20)参看《申报》,1930年8月5日,第10版。

  (21)参看《中国戏曲志江苏卷》,中国ISBN中心1992年出版,第60页。

  (22)慧记《褚民谊唱空城计》,载1938年10月3日《晶报》第2版。

  (23)参看梅绍武《我的父亲梅兰芳》,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169页。

  (24)参看《中国戏曲志江苏卷》,中国ISBN中心1992年出版,第58页。

  (25)参看《中国戏曲志江苏卷》,中国ISBN中心1992年出版,第59页。

  (26)参看《中国戏曲志江苏卷》,中国ISBN中心1992年出版,第61页。

  (27)笔者另有文专门谈《昆曲集净》之编纂出版问题。

  (28)扶公《褚民谊复兴昆曲》,载《新春秋》1936年9月16日,第2版。

  (29)载徐慕云编著《中国戏剧史》,世界书局1938年版,第2页。

  (30)褚民谊《昆曲集净》绪论。

  (31)褚民谊《昆曲集净》绪论。

  (32)载《剧学月刊》1933年第2卷第10期,第4-5页。

作者简介

姓名:谷曙光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胡子轩)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回到频道首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