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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研究与文献的新视野
2021年02月10日 16:23 来源:《文化遗产》2019年第6期 作者:傅谨 字号
2021年02月10日 16:23
来源:《文化遗产》2019年第6期 作者:傅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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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戏曲近代的发展繁荣与庶民文化的勃兴有高度相关性,19世纪末以来京剧的发展演进更是如此。因此,戏曲、尤其是京剧研究不能只局限于精英文化视野中的经典文献,仅凭这些经典文献无法真正认识与理解戏曲/京剧,必须重新定义“文献”的内涵与意义。进入21世纪以来,包括戏单在内的大量非书籍/印刷品类文献中的海量历史文化信息,逐渐为新一代戏曲/京剧学者所发掘,因此,戏曲/京剧文献研究也在呼唤超越传统的新分类。

  关 键 词:戏曲文献/地方戏/京剧史/戏单

  作者简介:傅谨(1956- ),男,浙江衢州人,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 南京 210023)。

  戏曲历史悠久,但无论是从剧学角度还是从文体角度看,明清之际的重大转折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一变化的力度和广度,远远超越王骥德《曲律》所说“世之腔调,每三十年一变”①的程度。经历这次巨变之后,戏曲进入一般所称的“地方戏时代”,京剧的勃兴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标志。戏曲演出的剧本,从元杂剧和明清传奇等典型的文人写作为主体转向民间艺人的舞台创作(包括大量的即兴创作)为主体,说明近世以来世界范围内文化重心下移的趋势确实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中国亦不例外。清中叶之后的戏曲领域,京剧无疑成为传播范围最广且最具影响力的剧种。但是,正由于京剧鲜明的庶民文化特性,主流文化很难用面对杂剧传奇的态度与方式讨论这种新出现的戏曲样式。京剧的诞生与兴盛不仅是戏曲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同时也带来戏曲话语的关键性转变,而这一变化又是与戏曲研究的史料基础相表里的,它同时导致的是戏曲研究所依赖的“文献”的概念与形态的重大变化,包括戏单在内的诸多非典型文献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就是这一变化的结果。

  所有学术研究都需要以资料为支撑,但不同时代和不同对象的研究侧重与运用的资料类型并不一样。戏曲研究的资料运用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是由于从宋元时期的南戏、杂剧和传奇兴盛至京剧诞生和崛起,戏曲研究的重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同样也导致戏曲研究的资料运用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

  戏曲进入文人的视野有两大路径,一是游乐,我们可以在古代文人叙述其游乐、尤其是狎妓的笔记小说中,找到与戏曲相关的记载;当然古人关于演艺活动亦有较严肃的书写,但是其重在音乐,而不在戏剧。因此,除有关曲调乐谱的记载外,更重要的是视戏曲剧本为高难度的韵文写作,因而如同古代无数诗律著述,试图为这种写作厘定格律规范。从元代周德清著《中原音韵》、明初朱权著《太和正音谱》,直到清人姚燮的《今乐考证》,都是该类著作。按《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所收录的书籍,除了大量的曲律著作之外,中国古代几乎见不到严肃的戏曲研究著作。

  各家所著曲律影响不一,而从《曲律》到《九宫大成》(全称《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无论哪家制定的曲律,既然希望成为后人写作时所依从的规范,因而必然精心选取其作为例证的材料。没有任何一部曲律著作真正是巨细靡遗地搜集所有存世之曲辞的,规模浩瀚到无以复加的《九宫大成》也不例外。曲律对曲例必然有所选择,他们当然是更趋向于选择名著。在这里,各时代有代表性的文学家的经典书写,既是后人写作时的范本,更是学术研究最为依赖的材料。

  自宋元时期始,戏曲演出逐渐成为相当普遍的娱乐活动,其呈现方式远不只是文人的案头剧本写作。因此从戏剧的角度出发撰写的戏曲著述渐次出现,明代祁彪佳效仿钟嵘《诗品》及此后众多的诗词品评著作,著《远山堂曲品》和《远山堂剧品》,明清两代的李贽、金圣叹关于《西厢记》的评点等等,都是超越此前仅从音乐或格律的视角认识、评判戏曲作品的重要典籍。然而即使是从这些感悟式、经验式和评点式的著述中也可以看到,它们所关注的对象焦点,同样都主要是作为文学经典的那些剧作。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可以把清中叶前的戏曲著述分为笔记小说、曲律、评点这三大类,那么,后两类所依托的经验材料主要是文人写作的剧本,尤其是其中的经典;而诸多笔记小说既然意在消闲娱乐,就无须特别在意资料本身可靠与否。该时期即使偶有对戏曲生成发展历程的历史叙述,如戏曲史家经常引用的《南词叙录》《花部农谭》等,所依赖的主体部分基本上是口耳相传的传说,传统戏曲研究的这部分资料来源,并没有现代学术所要求的严谨性。

  如此可见,清中叶之前有关戏曲的书写可分为两端,其中文人有关曲律的严肃学术探讨和有关戏曲生成与演出历史轻松随意的言说之间,形成鲜明对照,这也是文献与研究对象相关性的极好例子。因为杂剧传奇作为精英文学写作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得到充分认可,曲律的研究自然成为“有意义”的精神活动,因此文人们必须以严肃的态度从事这样的研究,才有可能获得文化共同体的认可;然而戏曲的演出活动与文人的剧本写作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断裂,表演和伎艺作为精神活动的价值尚未得到承认,它们仍被视为大众化的和通俗文化范畴内的、诉诸感官的享乐,因此文人共同体并不认可与之相关的历史论述在文化层面上的意义。从今天的角度或者说从现代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明清两代有关戏曲表演历史的材料确实是需要重新加以仔细辨析的,其原因就在于作者对于他们运用的材料本身,并未考虑要经过学理的判断。后人研究宋元以来戏曲的生成发展,尤其是表演层面上的研究,很难从这些著作里找到多少切实可靠的史料依据,更无从借此建构相对完整的知识谱系。直到王国维《宋元戏曲考》问世,才有对戏曲生成发展历史的学术化的表达,但是从王国维的著作里可以发现,他在引用前人有关戏曲表演的资料时非常慎重;恰好王国维所重者亦在剧本文学,所以他有关元杂剧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元曲选》这样的经典剧目选本基础上,至于有关唐宋大曲和《曲录》《戏曲考原》《古剧脚色考》等相关的著述,亦非常慎重地以严肃的史著和选本为参照。这位以提出“二重证据法”著称的学者,唯有戏曲类研究著作的结论未能有地下文物相印证,其研究的依据固然不限于正史,但是他对各类笔记小说在学术上所持的保留态度,也非常明显。

  王国维为杂剧传奇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严格甄别与运用史料的范本,或者说既严格,又局限。与此相关的就是他对戏曲的文化态度,众所周知,他之所以研究元曲,是由于在他心目中,元杂剧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是“活文学”;明清戏剧这类“死文学”并不在他的视野内,他对杂剧传奇这种极端两分的评判,是明代文人推重元杂剧用语“当行本色”观念的延续,其中的核心依据大抵是认为明清传奇的写作太受格律所限,且太重雕琢,其出发点主要是文学的或文辞的;然而他并不在意元杂剧早就是“死戏剧”,他对身边每天上演着的“活戏剧”却熟视无睹。青木正儿著《中国近世戏曲史》,拓展了王国维的视野,将戏曲史的领域从元剧拓展至近代的花部诸腔,但是从主体部分看,其视角毋宁说依然是文学的。②然而一旦有了从“戏剧”的角度而非纯然的“文学”角度的中国戏曲史研究,学术的格局和形态立刻发生重大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文献资料的类型与使用的变化。

  从清中叶开始,戏曲领域才有真正从“戏剧学”层面开展的研究,焦循《花部农谭》推重花部,考订各地花部演出的流行剧目之本事,作者虽以“此农谭耳,不足以辱大雅之目”③自嘲,但是当他运用基于丰富的历史知识阐释在民间演出中有广泛影响的花部剧目时,其研究路向与资料运用,已经与现代学术有诸多暗合之处。有意思的是,戏曲研究大规模的学术转向恰恰始于花部的代表剧种——京剧的研究。京剧研究的兴起与文献类型的扩张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正是因京剧研究兴起并且在20世纪逐渐成为戏曲研究领域的显学,有关文献和史料的认知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如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迟至20世纪20年代,有关京剧的研究仍在文人的视野之外。无论王国维还是吴梅,对演出市场所发生的巨变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原因就是由于他们依然坚持重文本而轻表演的戏曲观念,从这个角度亦可看出他们与梁启超等改良知识分子的区别。将京剧纳入中国戏剧历史框架中的研究始于辻听花著《中国剧》(1919,顺天时报社),波多野乾一著《支那剧及其名优》和它的中文编译本《京剧二百年之历史》(1925)是第一部独立的京剧史,其后亦有唐友诗著《平剧二百年》(1940)和张厚载的《皮黄文学史述》等。北京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共同编撰的《中国京剧史》上、中两卷出版于1990年,1999年出齐,如果我们不挑剔《中国京剧史》中部分与史著体例不符的章节,那么,这应该是京剧诞生一百多年后出现的第一部相对完整全面的京剧史。因为无论《京剧二百年之历史》还是《平剧二百年》,都只能说是“伶史”,而且它们基本是伶人脚色介绍与名伶小传之汇集。

  我们当然不能将所有伶人小传都排除在京剧研究之外,但是如果从文献的角度细读这些伶史类的著作,不难发现作者所运用的材料,明显与元明清历代文人与戏曲相关的著述材料来源迥然不同。

  辻听花所著《中国剧》有多篇名人序言,仅从其中与其资料来源有关的言论看,其实颇耐人寻味。其中小山清次的序言虽称“人若于北京西城访问翁寓,入其书斋,惊叹资料之丰富”,但是,正如佐原笃介的序言所说:“是书材料多系自实验上所得者,绝非区区金钱所能购取也,此是书之所以极有价值也。”④如果综合两者的叙述,可知辻听花有关戏曲的藏书非常丰富,其实从《中国剧》的历史部分叙述可以看到他的部分庋藏,只是京剧研究的史料取向,恐怕不能依赖于所有类型的藏书,如佐原所说“绝非区区金钱所能购取”的大量史料,只能靠作者自己搜集。该书的“凡例”中,作者特别注明:“是书系就余脑海中所记忆者,拉杂写来,并不引用古书及各笔录等。挂一漏万,固所不免,阅者勿咎……是书所收之材料。除自己研究外,由汪笑侬、小连生(即潘月樵)、刘永春、崔灵芝、王瑶卿、孙菊仙、时慧宝、熊文通、小桂芬(姓张)诸名伶,及杨鉴青、陆文叔诸君所获者甚多。”⑤正如作者所说,该书所引征史料实明显分为两部分,所谓从“诸名伶”处所得的无不是涉及近世京剧的部分,而恰恰是这一部分的著述,即使作者有意“引用古书及各笔录”也无从入手。

  因此,京剧研究所能运用的材料之明显不同于一般的学术研究著述,《中国剧》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证。其实从后来日本波多野文库的藏书,也不难获知著《支那剧及其名优》(《京剧二百年之历史》)的波多野乾一拥有大量中国古代戏曲类的藏书,但是这些书籍对他的著述的帮助,显然比不上作者在北京求学与担任记者期间与中国当时从事戏曲演出的伶人直接接触时亲自掌握的材料,因为该书比《中国剧》更像是伶人小史的汇集,我们或可将这些有关伶人的部分看成是《青楼集》的现代扩张版,那对后人也非常之珍贵。从明至清中叶的戏曲表演,除昆曲偶有文人笔记记录一二外,存留至今的资料极其稀缺,正是由于长达数百年间各地的优秀伶人完全不在文人记述的范围之中。

  无论辻听花还是波多野乾一,都是经由口传资料而非书籍文献展开他们的研究与著述的,这既是其局限也是其特点。从学术方法论的角度看,辻听花、波多野乾一以及为京剧留下更多除名伶之外、还包括戏班和演出制度等方面珍贵史料的齐如山,都是以类似于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考察的方法为基础的,尽管他们显然都没有机会接受这种学术方法直接甚至间接的熏陶。齐如山对京剧班社组织与运营的记录,是那个年代最具史料价值的文献,他提供了那个时代戏曲演出和运营最重要的一手资料。当然,如果著书立说的资料,只能主要依赖于自己和名伶的接触与实地寻访,也有明显的缺陷,以辻听花《中国剧》为例,该书分“第一剧史”“第二戏剧”“第三优伶”“第四剧场”“第五营业”“第六开锣”,其结构新颖独特且贴近舞台演出,但其虽名为“中国剧”,实际上除第一章前三节外,所述均为京剧的内容,且基本上仅涉及北京一地及少量的上海京剧状况。《京剧二百年之历史》同样如此,虽然京剧之历史的核心内容只能是京城,但是在波多野撰写该书时,京剧之传播范围早就遍及全国各地,而如果我们要批评该书京沪之外的内容之严重缺失,并不算是苛求,这当然就是撰写者所可能接触的名伶只能限于一时一地的缘故。而如果没有更开阔的学术眼光,仅限于直接经验的原始记录,学术的价值当然要大打折扣。

  诚然,评价民国初年的京剧著作之得失并非我们的重点,关键在于,只有当京剧成为学术对象时,才第一次出现通过与研究对象的直接接触获得信息以构成主要学术资源的研究,这是京剧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后出现的全新现象。我们尽可指出其显而易见的局限性,却不能不看到研究重心的转移和供研究所用的文献资料的类型发生明显变化的意义。

  我们还要看此后与京剧史相关的著述。唐友诗在其所著《平剧二百年》前言有特别说明,他指出:“本书之取材,多为友人及梨园诸伶工所供给,其余则参考书报所载”,虽然他声明坦承其资料的这些来源是由于“著者不欲自竟其功,故特表而出之”⑥。从该书的内容看,这不算他的自谦之辞,不过按其所述,他著述中所引用的资料中除“友人及梨园诸伶工所供给”之外,还有“书报所载”,其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报刊。

  晚清以来大众媒体开始迅速发展,其覆盖率和影响面都十分惊人。京剧成为京沪为中心的城市媒体所青睐的内容,作为大众读物的普通报刊上大量登载演出评论和伶人艺术与生活方面的各类消息,与此同时也逐渐出现专业性的刊物和报纸,它们之成为京剧历史与现状描述的主要资料,自是在情理之中。民国中后期包括《平剧二百年》在内的京剧史论类著作正是因为利用了这些资料才得以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50年代后,晚清民国年间报刊中大量原始记录的使用突然出现一个断裂带,其实它也正是京剧研究本身的断裂,恰好成为报刊资料与京剧研究之高度相关最好的证明。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活动始,京剧研究才重新出现复苏的迹象,相关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开始渐渐改变了戏曲研究领域此前以杂剧传奇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格局,形成了新的研究重心。究其原因,就是因晚清民国数据库的开发,原本深藏于各大图书馆且存量极少的晚清民国报刊逐渐成为普通学者可方便共享的资料,让学者们可以便捷地利用这一时期与京剧相关的报刊。近年,晚清民国京剧演出市场的研究成为新的热点,正是基于这些材料的新发现。

  齐如山和许多京剧演员多年的直接接触,转化为他关于京剧演出规制的珍贵记录,这是那个年代最具史料价值的文献。但是直到他撰述《国剧概论》,这些原始文献才转化为他对京剧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京剧理论方面的重要著作,还有1935年王芷章著《腔调考原》,作者用严肃的学术态度探讨了京剧西皮、二黄的源流,然而有关京剧的诞生及其声腔演变的历史的研究,迄今并未有重要的推进,这是由于该领域的资料十分短缺,报刊文献在这方面的参考价值很小。晚清年间只有《梦华琐簿》《金台残泪记》等数种笔记小说里有零星的叙述,这些著述或有部分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更多的部分则源于道听途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从“皮黄”(或“皮簧”)的释义推究京剧的西皮、二黄两大音乐表达体系的来源,上述笔记小说的作者的写作目的,无非是为了以资谈助,因而不能要求他们有更多的学术企图与目标。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正是由于缺乏资料的支撑,京剧声腔音乐的研究相对于古代杂剧传奇的曲律研究,就显得非常薄弱。

  在民国年间,京剧史料的搜集整理成果十分丰富,张次溪、齐如山、周明泰、王芷章均有极大贡献。张次溪的《燕都梨园史料汇编》正续编搜集整理清中叶至民国初年有关京剧的各种书籍,成为此后数十年里京剧研究最重要的基础。而其后三人所搜集整理的京剧史料最重要的来源,就是清宫档案。齐如山依托国剧学会收藏的清宫档案编撰的《升平署月令承应戏》《戏班题名录》等等、周明泰依托他的个人清宫档案收藏等编著《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及《清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等(当然他还依托《都门纪略》,编撰了《都门纪略中之戏曲史料》),王芷章据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的清宫档案编著出版了《清代伶官传》(1936)、《清升平署志略》(1937),并在此基础上,终于1981年写成《中国京剧编年史》(2003年出版)。这些档案资料或有重叠,但是从上述著述看,清宫昇平署各类档案作为京剧文献的价值,早就已经为人们所熟知。

  就像对报刊资料的运用始于京剧研究一样,在戏曲研究中大量运用宫廷档案,也始于京剧领域。这其中固然有明显的客观原因,首先是由于清宫廷较完好地保存了各类与演剧相关的珍贵档案,如拙编《京剧历史文献汇编》第三册丁汝芹所著“凡例”称,“清宫南府、景山、昇平署记载演剧事宜档案前后有恩赏日记档、旨意档、承应档、日记档、钱粮档、花名档、恩赏档、知会档、钱粮档、白米档等多种名目。”⑦此外尚有各类“串头”“穿戴提纲”等,这些文献意外地成为宫廷戏曲演出的实际情况的记录。但是京剧研究之所以从一开始就得以运用这些档案,亦不能排除偶然的机缘,那就是庚子事变后大量宫廷档案散落民间,得遇识者,反而比起一直深藏宫中,有更多机会成为研究者可资利用的一手资料。而由于学术研究视野的拓展,戏曲演出不仅被当成一门艺术和娱乐活动,同时也被看成有特殊意义的社会现象,清宫档案的价值因此才得以充分显现。20世纪90年代之后,清宫档案的整理出版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更多档案得见天日,亦有效地推动了相关的研究。

  如前所述,由于京剧研究的推进,戏曲文献资料的范畴已经有质的演变,宫廷档案与报刊文章都开始陆续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使当代京剧研究在资料运用上呈现出与传统戏曲研究的根本变化。这一变化当然有客观原因,这是明清年间的戏曲研究者无从利用的新的资料类型,但是假如看不到京剧与杂剧传奇的文化属性的差异,这样的变化还是很难得到充分的解释。

  京剧研究日益成为戏曲研究领域的显学,如果从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看,它在整个戏曲领域研究成果中所占的份量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但是假如从文献资料的利用角度看,京剧研究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近年来报刊中登载的戏曲广告逐渐浮出水面,京剧研究领域的学者越来越多地开始利用这些信息量极丰富的原始材料。21世纪初(台湾)清华大学博士生林幸慧就以《申报》戏曲广告为题完成她的博士论文,但是真正充分利用了报刊广告的戏曲研究成果仍并不多见。这或许是由于在报刊数据库的建设过程中,仅有正文部分做了数字化处理,因此研究者在借助数据库的检索功能查找与研究对象相关的材料时,广告部分的内容并不一定都能显示,借此可以看出,数据库时代京剧研究的资料运用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然而也出现了过度依赖数据库检索功能的现象。如果从纯粹舞台艺术的角度看,报刊文章作为研究资料的价值当然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如果从更开阔的视野看,比如从戏曲演出生态的角度看京剧,那么广告的价值与参考意义,决不低于报刊上的介绍与评论文章。

  戏曲、尤其是京剧广告无疑是晚清民国的商业演剧和大众媒体两者结合的产物,只有在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时,才有大量的演出广告。商业剧院作为晚清民国中心城市内的演出市场主体,他们对广告的高度重视与精心设计,使广告成为透视戏曲艺术的一座极特殊而重要的窗口。

  同样值得强调与重视的,就是演出戏单的价值与意义。戏单的出现是戏曲演出史上特有的现象,它和戏曲演出广告之间既有相似之处又截然不同。戏单和广告一样包含了极为丰富的演出信息,但是两者的功能有明显的差异,如果说广告的作用除了传播演出信息之外,还包括了要激发些对演出内容未必熟悉的目标观众的兴趣,借此获得尽可能大的商业利益;那么,戏单所针对的主要是那些已然确定要进入剧场看戏的观众,所以戏单的设计,主要目的是为了让这部分观众更好地欣赏演出,所以它的主要内容就必然偏重于辅助欣赏,所以多偏重演员及剧目的信息,包括一些核心唱段的唱词等。更重要的是,广告既然其重点在于如何吸引观众进入剧场,因此必不可免地会有一些夸张的宣传用语,在晚清民国年间,我们可以在各类戏曲演出广告中看到对主要演员的地位与影响不切实际的渲染和香艳刺激的剧情介绍;而戏单所针对的读者是实际进入剧场的观众,就必须更贴近于演出实际状况和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戏单比起广告更接近于演出实况,它作为文献资料的可靠性,实应该高于演出广告。

  周明泰《五十年来北平戏曲史料》或可看成利用戏单这类特殊的戏曲文献梳理京剧演出史的范本。该书分前后两编,前编的内容是他坊间偶尔所获的戏簿,至于后编四至六册内容的来源,作者本人的引言语焉不详,刘半农序称其源于“民元以后报端”⑧,不过假如我们看到该书正文前所附的戏单照片,恐怕很难相信该书后编三册的戏目没有利用他私人收藏的戏单。如果这个估计能够得到证实,那么周明泰实为京剧研究领域内利用戏单的第一人。不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戏单所具备的重要价值都还远远没有真正得到充分认识,基于戏单的研究依然还很不够。一方面是由于京剧/戏曲研究者至今还很少意识到戏单包含了丰富的演出信息,另一方面,这类随演出附送或很廉价地出售的特殊物品,它并不像报刊广告那样具有公共性,相反,它一直以来主要作为戏迷的收藏品而存世。对拥有者而言,戏单是欣赏演出这种高度个人化的精神和娱乐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张薄薄的戏单中融入了珍贵的剧场戏曲欣赏体验,因而包含了超越其物理存在的更丰富的内涵。只有近年来一些年代较远的和较重要的演出活动的戏单,逐渐从戏曲爱好者的私人收藏流向文物市场,它们才慢慢引起人们的注意,进而有更多戏单收藏者开始将它结集出版,让戏单走出了戏曲观众个人的私密空间,批量化地呈现在研究者面前。这可能会是戏曲/京剧研究水平迅速提升的新契机,但是前提是学术界应该更充分地认识戏单的价值,并且进一步推动对这些珍贵且可靠的原始资料的利用,实际上即使是周明泰对戏曲史料的整理成果,也还远远没有转化为当代京剧研究的基础资料,可见开拓的空间还非常可观。

  在各类与京剧有关的文献里,散落民间的唱本也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类。明代刻书业在商业化模式刺激下日渐发达,书籍从书斋走向大众,出现了海量的印制粗糙的低成本的图书。它们明显是供普通人消遣的通俗读物,这些书籍的刊刻者既不想经世致用,也不求传世久远,无论是所使用的纸张、内容的编排和刻印的质量,都不甚讲究,因而与文人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形成鲜明对照。近年里,从南戏到戏曲的研究,已经开始注意这些坊间刻印的明代唱本,此类刻本作为戏曲史料的价值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认识。它们最初或只是作为搜寻南戏存世唱段的依据,但是通过这些唱本,也逐渐揭开了明代民间戏曲演出的一角。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孙崇涛、黄仕忠笺校《风月锦囊》,似为国内出版界第一次正式出版这类唱本的校注本;包括《俗文学丛刊》在内的多部资料汇编也开始收录此类通俗唱本,让它们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戏曲史研究将会越来越多地利用这些资料。京剧演出的普及程度比明代更高,因此民间唱本的刻印就更没有理由缺席。我们也确实陆续在各地找到清中叶至民国时期的大量唱本,像北京打磨厂石印的唱本等等,都是戏曲文献中新的类型。当然还有因唱片业兴起的贡献,它让戏曲第一次有了记录演员演唱声音的原始记录,为戏曲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其中京剧唱片数量最多,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材料,尤其是对京剧艺术研究十分重要。有了这些重要的声音资料,戏曲艺术家的演唱风格与特点的研究才有可能落到实处。

  京剧研究正在改变戏曲研究群体对资料的认识,因此有关文献资料的分类也必将有重大调整。迄至清代,人们对戏曲研究资料的认识与把握,仍基本停留于文人写作的经典文本,但是正如前述,京剧发展生存的特殊生态(包括在变化了的时代出现的新媒介)决定了京剧研究可资利用的资料性质远比此前丰富多样,它们都在重新定义“文献”的内涵。由于京剧具有很强的民间性,从一开始就鲜有精英文人为之创作剧本,传奇杂剧研究所重视与倚赖的文本恰是其缺失;同样因京剧明显的民间化特征,它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普通民众不经意的收藏中留下大量像戏单这样的原始材料,而包括京剧在内的民间戏剧演出大量进入清代宫廷和大众媒体的崛起,都为今天的戏曲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文献资料类型。两方面的原因,都决定了京剧研究的文献需要全新的分类,这样的分类迄今尚未开始。而这一全新的分类,不仅将让京剧和戏曲研究有更多的学术自觉,更将改变戏曲研究的格局与生态。

  (本文根据2019年8月在日本九州大学召开的“戏单、剧场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演剧”学术研讨会上的纪念演讲稿整理。)

  注释:

  ①王骥德:《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17页。

  ②无论是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还是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其中所使用的“戏曲”一词,含义都与今世称其为一种舞台表演形态的意思有微妙差异。我始终怀疑这里所用的“戏曲”与日本20世纪初年的《歌德戏曲集》《明治时代戏曲集》之类出版物中所用的“戏曲”词意相同,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日语词汇,译成中文后更合适的译法是“剧本”,而不是晚清俗语中的“戏曲”,后者与今人所用的“戏曲”语意才是一致的。

  ③焦循:《花部农谭》,《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八册,第225页。

  ④辻听花:《中国剧》序言,顺天时报社1919年,第61、68页。

  ⑤辻听花:《中国剧》凡例,第1页。

  ⑥唐友诗:《平剧二百年》“紧要声明”,上海:上海戏剧报社1949年,第1页。

  ⑦傅谨主编:《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第三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1页。

  ⑧周明泰:《五十年来北平戏曲史料》,北平商务印书馆、直隶书局1932年,正文前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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