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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陈池瑜:刘思训对中国美术史学科建设的学术贡献
2018年07月10日 08:54 来源:《民族艺术研究》 作者:陈池瑜 字号
关键词:美术史;学科建设;学术贡献

内容摘要:

关键词:美术史;学科建设;学术贡献

作者简介:

  中国美术史的编写体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按朝代编写,滕固与刘思训的中国美术史著作虽然分为四章或四编即四大部分,但整个叙述顺序,是依朝代先后,一个朝代接一个朝代地将各自所属美术的几个门类加以论述。其二是按门类编写,即某一门类如绘画、雕塑,自古代一直叙述到清代,这样可以将某一门类的美术如绘画的发展,不必受前一种方法因朝代而分割开来,而可以一气贯通,对于了解绘画、雕塑的纵向发展,脉络更清晰,其风格形成及变化显示得更有连贯性。以滕固、刘思训为代表的编写方法,由于是按朝代分章节,则可以在一个时间段内将其时代特征、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都放在一个单元评述,可以将一个朝代美术创作取得成就的总体面貌呈现出来,给读者关于某一朝代美术的综合成就的印象会更加鲜明。这其中,刘思训的《中国美术发达史》是20世纪40年代重要的美术史著述之一,在中国现代之美术史学科建设中有着独特的学术价值。该著作在美术史料挖掘、中国美术史的理论框架及编著方法上,均有鲜明特点。作者对中国美术史中的有关重要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新的学术见解,使其成为民国时期一部具有理论新见的中国美术史力作,对推动中国美术史学科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刘思训生于1906年,字介寿,江苏武进人,是刘海粟堂哥刘庸熙的儿子。他于1921年9月和1923年3月分别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初师科和西画科学习,均未毕业。后获中国公学大学部经济学士。曾任中华书局编辑,世界电讯社英文编辑。1932年9月起任职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先后担任校长室秘书和英文教授,1938年兼任《成功英语周刊》主笔,1945年至1946年主编文学杂志《人之初》月刊。刘思训虽然没有完成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美术专业学习,但他的英文较好,编译了不少与美术相关的著作出版。1927年刘思训译罗斯金的《艺术论》,由光华书局出版。1930年中华书局出版他编的《现代英国绘画史略》。刘思训还翻译了一些文学著作,1931年中华书局出版他翻译的《德国名家小说集》,1935年汉文正楷印书局出版刘思训编述《自修英文法》。此外刘思训还在上海美专刊物上发表有关美术的诸多论文。刘思训的《中国美术发达史》1946年4月于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和上海同时出版,并于1948年在上海出版第三版、1950年又出第四版。该书的《编辑例言》则写于1937年7月25日,说明此书在1937年就已完成。《编辑例言》介绍了此书编写体系,按时序和朝代分为四编,从太古至秦汉为第一编,魏晋南北朝为第二编,隋唐至宋代为第三编,元明清为第四编,采用美术作品和文献典籍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论述古代美术有关内容缺乏遗物考证时,则以典籍著录为依据进行补充,并对典籍中相关内容进行严密而理智的分析。本书稿完成后,他又请从事考古工作40余年的李建先生审阅,这表明刘思训的编著态度非常认真。刘思训说,“关于中国美术发达的经过作有系统的简明叙述之专书,至今尚属寥寥,本书编述,殊感困难。”由此段话可以见出,他的《中国美术发达史》是简明叙之的专著,篇幅不是很长,对每个朝代的美术概而叙之;另在编写时,这种中国美术通史的现存著作可供参考的资料的确实太少了。书名所谓“发达史”,即发展史,是民国时期的习惯用语:类似的例子还有,民国出版的诸如《中外文化交通史》,其中“交通”二字即为“交流”,实际上是中外文化交流史。

  关于全书分为四编的结构,应该是受到滕固的影响。滕固于192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其著作《中国美术小史》,约三万字,相当于中国美术史的一个纲要,虽然篇幅不长,但其建立起了中国美术史的独特框架。本书分为四章,第一章为“生长时代”,简述从原始社会的石器、玉器到秦汉的美术。第二章为“混交时代”,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雕刻和绘画。第三章为“昌盛时代”,论述隋唐五代至宋代的美术。第四章为“沉滞时代”,论述元明清的美术。刘思训的《中国美术发达史》的总体框架也分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所包括的朝代与滕固的相同,但内容更加充实和丰富,并将滕固书中的四章,升为四编,每编中再分章,如第三编就具体分为隋代的美术、唐代的美术、五代的美术、宋代的美术四章,显然比滕固的概述要具体多了。

  刘思训在写作《中国美术发达史》时,很注意根据中国美术的特点,补进相关门类的内容和新的材料。西方美术史著述,主要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和工艺美术。而书法在中国美术史中是重要的一个门类,西方则没有;再如陶瓷在中国美术史中地位突出——这都是中国美术史在门类上的特点。所以郑昶的《中国美术史》的分类,除雕塑、建筑、绘画外,另列书法、陶瓷二章。冯贯一的《中国艺术史各论》也将书法、陶瓷单例。刘思训特别重视书法在中国美术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有关章节中将书法成就加以评述。如:有关秦汉书法的内容,论述秦始皇统一文字,李斯创小篆,又名秦篆,隶书应急速快写而产生,对八分书也作了解释。而到汉代,书法渐渐艺术化,刘思训根据书史书论书品等文献,评述了杜度、崔瑷、崔实、张芝、王次仲等书家,认为汉碑上的隶书比秦时精美得多,故为后代学隶书的楷模。在第二编关于魏晋南北朝的内容中,专辟一章,讲书法在此时段的进步,认为书法发展到魏晋,“完全进入纯粹艺术之域,在书法史上划出一个新时代”。刘思训探究其原因,一为工具精良,如兔毫鼠须用以制笔,松烟用以制墨,还有纸的运用,随着工具进步,书家运用自如,促进书法质量的提高;二因魏晋之交,能书人数增加,笔法间架,讲究入微。此外,刘思训认为晋代流行书体是行草,魏晋时期禁止立碑,减少对篆隶的需求,书家追求淋漓挥洒的笔墨,尽量发挥其性灵之美,“所以行草书还可以说是纯我的表现,书体进化到行草,以达于至高境了”。刘思训还进一步分析行草在魏晋发达的原因,认为魏晋的文人如不信仰佛教,即浸润于老庄的思想,入虚探玄,超脱一切形质实在,而表现在笔墨之间,求淋漓挥洒。刘思训的这些论述,不但使我国美术史著述增添书法内容,而且深入分析,对我们认识魏晋行草的艺术特征和文化根源也有很大的帮助。

  我国古代有关美术史的文献,除书法和绘画外,于雕塑和建筑的文字记载较少。石雕石窟尚能保存下来,可作美术史的实物资料,建筑则往往毁于火灾或战乱,实物遗存很有限,需要进一步挖掘文献资料。刘思训在《中国美术发达史》中,把雕塑、建筑作为每一朝代的重要内容,搜索文献加以叙述。如对大同云冈石窟的论述,引用魏书《释老志》上记载,昙曜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建造佛像各一,高者70尺,次60尺,雕刻奇伟,冠于一世。刘思训还引用石窟所刻的题识,记有邑中信士女54人,共相劝合,建造95躯卢舍那像及诸菩萨。通过引用这些资料,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云冈石窟的建造过程。北魏孝文帝将都城从恒安迁往洛阳,奉佛教为国教,大兴土木建造佛寺,洛阳城内,大小佛寺1000余座。但这些佛寺基本不存在了。刘思训查找洛阳《伽蓝记》,引用关于熙平元年太后胡氏所立永宁寺的盛况记载资料,寺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离地一千尺,远离京城百里,都可以遥见。还记载有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织成像五躯,作工奇巧,冠于当世。通过挖掘这些文献资料,增加读者对北魏时期洛阳佛教建筑的感性印象。

  刘思训《中国美术发达史》的另一特点是注重从材料分析中,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这些见解有的是针对某一时代的美术发展的一般规律,有的是针对某一绘画流派,有的则是针对某一条理论原则,均能独抒己见,在美术史观与理论上提出新的学术见解,增加了《中国美术发达史》的学术价值,所以《中国美术发达史》不是简单的材料罗列,而是一部包含作者深刻见解的史学专著。

  (摘编自《民族艺术研究》2017年第5期《刘思训对中国美术史学科建设的学术贡献》,胡子轩/摘编)

  (作者: 陈池瑜,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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