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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次炤: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内涵与构建路径
2018年08月14日 09:1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次炤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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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中国音乐话语体系,首先需要明确“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含义。就“中国音乐话语体系”这一提法来说,应该包括三个含义。

  一是“中国音乐理论”,它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关于“中国音乐的理论”,它包括关于中国音乐的形态学、历史学、文化学、哲学、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二是关于“中国的音乐理论”,它应该指迄今为止中国人研究音乐理论的成果,包括古代的、近现代的和当代的音乐理论成果。

  二是“话语”,话语一般指语言表达,包括叙述、逻辑和用词。叙述法通过语法、句法和句读规律体现出来,它是语言表达的基础。语言表达还通过语言逻辑,把所要表达的语句依据逻辑规律组织成上下句,以便读者能从上下句的关系中把握其中的语义。语言表达还取决于词汇和概念的运用,所谓用词不当即指语言表达中对词义的理解不当,它会直接影响语言表达的准确性。概念的准确使用,也是语言表达的重要环节,这是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体系”,所谓体系必定有三个特征,即层次性、关联性和整体性。所谓层次性,即不同层面的理论阐述,包括宏观阐述、中观阐述和微观阐述。它是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整体。比如:对音乐艺术宏观阐述,包括史学、美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音乐阐述;对音乐艺术的中观阐述,包括旋律、结构、多声部、乐器运用等涉及音乐本体方面的阐述;微观阐述则体现在对具体的音乐作品、音乐会、音乐家、音乐活动、音乐现象等方面的理论阐述。关联性指的是,这些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阐述应该在同一个话语体系中体现出来。具体地说,要用统一的语言叙述规则、统一的语言逻辑标准和统一的用词和概念规范。整体性即指这个话语系统涉及关于音乐艺术各个方面的表达,并且适用于中国音乐理论研究的任何领域。

  建立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要遵循汉语言表达的一般法则和规律。我们的理论表述首先要符合汉语言表达的语法、句法和分句的一般法则,这是最基本的法则。同时,全部理论表述的逻辑关系,也必须要符合汉语言表达的一般逻辑规律。在现实的中国音乐理论界,语言表达往往是一个大问题。此外,汉语言表达的法则和规律也包含词汇的运用。词汇是语言表达的基础,因而,中国音乐理论表达的用词也必须符合汉语言表达的习惯性用词。

  建立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必须充分尊重中国历代乐论和文论所习惯运用的概念、范畴和命题。也就是说,在中国音乐理论研究中,所运用的概念、范畴和命题必须要有文献依据。一个概念的来龙去脉,一个范畴的文献出处,一个命题的历史由来,这些文献考据决定了是否可以以它们作为音乐理论研究的出发点。

  面对当今学术界跨学科研究,要保持中国音乐理论的学科品格。跨学科研究是当前学术界的一种新趋势。音乐学术研究也同样重视跨学科研究。学科的交叉有利于研究视野的拓展,也有利于更为全面地观察研究对象的整体特征。不同的视角必然为研究者对对象的判断带来多重认识,也以此更为科学地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这应该是跨学科研究的主要目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新音乐学研究呈现出朝气蓬勃的局面,其中最主要的趋势是跨学科研究。1977年在加州举行的国际音乐学协会第12届大会上,以“跨学科的视界”为主题,广泛讨论了美国音乐学的跨学科倾向。大会的组织委员会主席克劳德·V. 帕利斯卡把跨学科倾向归结为四类:第一类是借助文学理论,诸如叙述学、解构学和题材研究等理论研究音乐学;第二类是借助古典修辞学理论来阐述音乐的含义;第三类是运用美学、音响学和古典语言学的理论研究音乐学;第四类是运用多边的跨学科理论,也就是把音乐置于某种文化之中,以考察音乐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跨学科研究的倾向必然涉及一些以往音乐学研究中不曾运用过的新概念和新命题。这里涉及三个问题:第一,当这些跨学科研究成果被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如何准确地选用中文名词,力求在西文词义和中文词名之间求得统一。第二,这些不同于传统音乐学中所常用的学术概念,如何准确地运用到音乐学研究中来。这恐怕不只是一个概念问题,还应该在对所跨学科本身有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如何和音乐学学科融合。简单的拿来主义,必然会造成学术上的模糊性,甚至会让人觉得故弄玄虚。第三,跨学科研究中新概念的运用如何保持中国音乐理论的品格。这恐怕是建立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关键问题。这里涉及的是“洋为中用”还是“中被洋化”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讨论中国音乐话语体系时的关键问题。假如是“中被洋化”了,那就失去了“建立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意义。所以,如何保持中国音乐理论的传统品格,是跨学科研究中新概念运用的关键。

  我们在吸收当代西方新兴学科理论方法的同时,如何保持中国文化的精神?概念借鉴需要对学科有全面的了解,学科借鉴则需要充分重视保持中国文化精神。面对当代西方新兴学科的研究成果,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中国音乐理论研究不仅要注重传统理论的研究,也需要借鉴西方当代的学术成果,不仅把目光投向历史,更应该把目光对准当代。这里涉及两个问题,第一,在借鉴西方当代学术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如何将西方学术背景下的学术成果转化为中国式的语言表达。第二,在吸收当代西方新兴学科理论方法的过程中如何保持中国文化的精神。介绍西方学术成果,无疑要尊重原著和原文。虽然在翻译上,要尽可能用汉语言的表达方式译文,但其仍然需要充分把握好原著和原文产生的文化背景,及其学术思想所包含的历史文化精神。当我们把西方这些成果的原理和方法用于中国音乐学术研究的时候,应该充分重视如何保持中国文化的精神,在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框架下借鉴外来的研究成果;而不是违背中国音乐理论的传统品格,生搬硬套地给中国音乐的学术研究穿上洋装。这也是我们讨论如何建立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中央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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