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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新中国70年电影发展:问题与前瞻
2020年12月30日 10:44 来源:《民族艺术研究》2019年第6期 作者:胡智锋 陈寅 字号
2020年12月30日 10:44
来源:《民族艺术研究》2019年第6期 作者:胡智锋 陈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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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70年发展历程的中国电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还存在许多矛盾和难题。突出体现在如何处理“教”与“乐”、“计划”与“市场”、“传统/中国/主体性”与“现代/世界/多样性”等几组关系的问题上。如何突破困境首先在于我们如何辩证地看待这些矛盾和难题,避免走向偏执状态,从而步入健康、融合发展轨道。

  一、电影功能实现层面:寓“教”于“乐”

  电影既有宣传教化的功能,也有文化娱乐的功能。一部电影要步入“既叫好又叫座”的理想状态,便要融思想性、艺术性与商业性于一体,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思想启迪和艺术熏陶。正确处理好“教”与“乐”的关系,就需要遵循电影艺术创作与传播的规律特点,善于在电影发挥其政治功能的同时,也发挥其娱乐功能。实际上,电影越是市场化程度高,越有利于其多元功能的实现,特别是其宣传教化功能越能实现。

  因此,辩证地看待“教”与“乐”的关系是解决电影功能发挥方面矛盾的关键:只“乐”无“教”,虽“无害”,但缺少艺术的思想性;只“教”不“乐”,虽“思想正确”,但过度保守,会使传播“无效”。那些宏大厚重的题材与内容,如果不进行内容生产和传播运营上的商业化操作,就很难赢得市场,很难受到当今年轻人的欢迎;只有寓“教”于“乐”,才能在主流价值的传递与时尚艺术的表达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才会使观众的社会压力与审美疲劳等状态被多功能电影功能所稀释,这有益于电影的健康发展。

  从《智取威虎山》到《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从《烈火英雄》到《中国机长》《攀登者》,一批中国香港的电影工作者在近些年开始尝试主旋律题材影片的拍摄,比如陈可辛、徐克、林超贤、刘伟强、李仁港等。他们将香港商业类型片的一套成熟的操作规范运用于主旋律电影创作中,创造出“主旋律商业大片”,并形成了新的创作模式与美学风格。“主旋律商业大片”强调要符合商业类型电影的基本规范,中国香港导演恰在警匪片、动作片、灾难片等领域驾轻就熟,能够充分运用电影的商业元素,将电影的观赏性、娱乐性、时尚感释放到最大程度;与此同时,他们又准确把握了主旋律电影的基本精神内核,在影片中高扬主流价值观,高扬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高扬和平反战理念和人性向善观念,从而在“教”与“乐”、政治意识形态和娱乐文化消费之间取得了平衡,赢得了市场的欢迎和年轻人的喜爱,更好地传播和弘扬了主流价值观。

  二、电影工业生产层面:“计划”与“市场”和谐交融

  在新中国电影工业生产体系的建构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因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为新中国电影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比如“八大电影厂”的建制、“样板戏”“献礼片”“新主流大片”等电影形式或类型的创生等,都曾在新中国发展的不同时期产生无与伦比的力量与价值,显现出“举国体制”的独特优势。但同时,计划体制却缺乏对市场的敏感度与适应性,特别是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中国电影越来越不能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面临生存发展的严峻形势。

  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的电影体系,应该认真思考“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适当的“计划”并非与市场经济相悖,而是认知历史与传承民族文化的需要,是民族与国家认同的需要,是文化自信的充分体现。比如“献礼片”“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新主流大片”的先后产生与持续存在,均是中国特色电影体系下传承历史与文化的价值显现。因此,市场化的电影发展仍然需要设计与“计划”,其理想状态是“市场”与“计划”的和谐交融。

  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电影文化现象,“献礼片”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电影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献礼片”的主流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袖、英模人物传记片”等,体现出浓厚的计划与宣传色彩。新世纪以来,由多样化类型片汇聚放映的“国庆档”伴随“新主流大片”的类型成熟,在市场条件下为进行“献礼片”的商业化创新探索奠定了基础。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的“优秀国产新片展映”活动中,再次涌现出诸如《古田军号》《红星照耀中国》《决胜时刻》《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等。

  《我和我的祖国》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片,以七个不同的段落故事回顾新中国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瞬间,集结中国四代七位知名导演、五十余位优秀演员及众多制作部门共同打造,以极富仪式感的设计,力求激发全民的爱国主义热情,是典型的具有“计划”色彩的影片。同时,其又在与“市场”的契合中注重观众的观影体验和审美诉求。总体来看,2019年国庆档“献礼片”的创新实践是对进行“计划”与“市场”关系和谐交融的一次积极且有效的探索,使“计划”中的“主旋律”“核心价值观”与“市场”下的审美文化趣味、商业类型元素及娱乐消费诉求紧密贴合。

  三、电影艺术美学层面:处理好三组关系

  其一是处理好“传统/民族化”与“现代/全球化”的关系。中国电影要始终扎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土壤,始终坚守自身的民族文化特质与精神内核,始终致力于彰显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建构中国特色的电影体系。

  近些年来,影视业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不断着力,但在这方面可以称得上“现象级”的电影依然不多,对中华优秀文化资源的挖掘、创新力度依然不足。动画片《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成功在于它既继承了传统哪吒故事和哪吒形象的基本内核与精神,又巧妙恰当地展开了富于创造性和时代感的转化与改造。比如:亦正亦邪的哪吒新形象的塑造、哪吒与敖丙亦敌亦友的微妙关系及冲突演进、家庭伦理结构中父母角色定位的全新诠释、“我命由我不由天”价值观的准确传递,极其鲜明地在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文化自信的同时,借鉴、融合了世界商业类型电影、动漫的新元素,创造出中国特色、国际水平的优秀动画电影。

  其二是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中国电影已经拥有了与世界对话的基础和实力。因此,其要有面向世界、拥抱世界、传播世界的自信与雄心,在与世界文明和国外电影艺术对话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的健康心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呈现中国独特的文化景观和精神气象。

  《流浪地球》无疑是新时代中国电影体现大国气派、表达家国情怀、彰显大国实力的新标杆。首先,《流浪地球》所关注的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世界性的问题。这是中国电影视角的一个重大变化,以独特的影像艺术表达方式深刻契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崭新形象、使命担当和建设作用;其次,《流浪地球》为解决世界问题和人类危机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这个方案不同于好莱坞式的“逃离地球”或“毁灭地球”,而是“带着地球一起走”。根植于中华民族浓浓的家国情怀与乡愁观念,同时将“以人为本”“和谐共生”等核心价值与现代文明理念进行巧妙融合、创造性转化。最后,《流浪地球》在技术和艺术上的进步也凸显了中国电影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实力、中国电影艺术的独特审美意蕴。

  其三是处理好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在如何正确处理民族主体与世界体系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中国电影面对着究竟是以中国为主体还是以其他为主体的问题。如果不能辩证地看待这些关系,往往会导致其顾此失彼、有失偏颇。

  过度强调“主体性”,会对吸纳多样化、差异化产生排斥,走向封闭僵化之路。只有“集百家之长”,才能“成一家之言”。而过度强调“多样性”,又会对民族主体和国家主体产生排斥。因此,中国电影需要始终保持高度的文化自信,始终坚守民族化风格与本土价值,下大力气在电影创作与传播的创造性提升上,以中华文化与美学的智慧,在与世界电影的对话中彰显自身的价值与魅力,使中国电影产生对世界电影风尚与潮流的引领性效应。比如,作为“新主流电影”标杆的电影《战狼2》在类型元素、视觉效果、技术呈现等方面展示出世界级制作水准,而在价值观上却以弘扬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取胜,展现出国际语境下的中国精神、大国风范,彰显了强烈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原题《新中国70年电影发展的历史回眸与前瞻思考》,《民族艺术研究》2019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胡子轩/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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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胡智锋 陈寅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崔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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