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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荫浏与四大知识群体
2017年07月26日 11:25 来源:《音乐研究》 作者:张振涛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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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振涛,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特聘教授

  杨荫浏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家乡无锡(1899-1928),第二阶段在基督教“六公圣会”(1929-1941)工作,①第三阶段在重庆青木关和南京“国立音乐院”(1941-1948),第四阶段在中国音乐研究所(1949-1984)。

  四个时期,对应四种组织和四批人。四种组织是:天韵社、六公圣会、国立音乐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四批人或者说四大知识群体是:传统曲社的民间音乐家、西方教会的宗教音乐家、陪都大学的文人教授、新中国的音乐家。四种文化质地是: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民国文化、现代音乐学。几种背景甚至可以明显地体现在他的服装上:长衫、西服、大襟服、中山便装。四段人生,四种组织,四批人物,凸显了杨荫浏身上的四种知识结构。杨荫浏受惠于四种文化,四种文化源自四个知识群体,四个知识群体对应于四段人生。四种“原色”,构成杨荫浏的生命基调。

  杨荫浏交往的四大知识群体的代表人物有:家乡的老师吴畹卿、阿炳;西方老师郝路义(Louis Strong Hammond,1887-1945)与“六公圣会”的刘廷芳;重庆的朋友:沈从文、杨宪益;中国音乐研究所同事:李元庆、曹安和等。当然,对杨荫浏产生影响的不仅是四个团体的几个人,而是以吴畹卿、阿炳、郝路义、刘廷芳、沈从文、杨宪益、李元庆、曹安和为代表的那个知识群体。有师承关系、协作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亦师亦友,亦伴亦侣。

  人的社会关系,有的来自地缘,有的来自业缘,有的来自人缘,都可以汇总为机缘。人在其中接受教育,培养信念,感受时代,获得信息。与之交往者的品位档次,决定了接受者的品位档次。“识趣既高,兴象自别”。②杨荫浏的运气就在于接触的人物大多是时代精英,因而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和坚定的信念。从其人生历程的纵向坐标延伸至横向坐标,可以看到他所接触的人物的基本价值取向,从而可以通过这些人物梳理他的生命主脉。

  一、家乡传统文化

  无锡“天韵社”是给予杨荫浏传统音乐教育最重要的社会团体。成立于明代天启、崇祯年间(1621-1644)的“天韵社”,到了吴畹卿(1847-1926)时代,呈现出最后的辉煌。少年时代,杨荫浏进入弥漫书香、触目皆宝的曲社,持续了十五年。他聪明过人,凡三弦、笛子、琵琶、二胡,诸般乐器,莫不一试即通。曲社浓厚的氛围,为少年杨荫浏的启蒙心智,打下了基础。可以说,从乐器到演唱,从昆曲到十番,从音乐学到音韵学,基本功训练到家。

  典型事例是杨荫浏抄录的吴畹卿藏清光绪七年(1881)的昆曲曲谱。他缮写油印的《天韵社曲谱》(六集两函)完成于1921年,不但是年轻时代所下功夫的见证,也是生活内容的明证,更是他晚年尚能背诵的九十多套昆曲的物证。

  虽然曲学知识主要来自吴畹卿,但影响他的决非仅此一人,而是与带头人旗鼓相当的一批民间精英。后人关注的、或者希望解读的,就是冰山一角下面托举杨荫浏的那座巨大冰川。杨荫浏于早年写作、晚年编辑的成组短文《天韵杂谈》,记录了曲社成员的高素养:陆振声善鼓板、蒋旸谷善三弦、张敏斋能笛与鼓板、惠杏村弄笛、陈馥亭善笛……沿袭清唱传统的精英,闲居静思,朝夕聚晤,昆曲丝竹,终年不断,是一方水土培育的一根粗藤上结出的一嘟噜甘果!

  后人只知吴畹卿,不知的艺人还大有人在。杨荫浏的记录让人知道“各抱绝技,称一时之秀”的辈出英才。吴畹卿和与之齐名的陆振声、蒋旸谷、张敏斋、惠杏村、陈馥亭、朱勤甫等,个个身怀绝技,人人旗鼓相当。翻读《杂谈》,追观前贤,可以约略估量隐藏于江南小镇的强大阵容。杨荫浏行走的空间,充满这类人物。它就是托举冰山一角的巨大冰川。无须说,大部分现有视域的表达,都搞错了冰山之上和水面之下的比例。

  影响杨荫浏的另一个传统社团,是无锡“雷尊殿”的道士群体。1911年,12岁的杨荫浏认识了阿炳,跟其学习江南丝竹《三六》《四合》。此前,他与哥哥杨荫甫,一直跟随雷尊殿的颍泉道士学习音乐,并逐字抄录其带来的工尺谱。因颖泉出任住持,无暇顾及,才介绍阿炳前来。不难看出,两位前后脚踏入杨家的道士,是与“天韵社”不同的延续地方文化的另一类型。虽然杨荫浏与颍泉、阿炳的师生缘不长(颍泉约六年,阿炳不到一年),因杨家人对道士阶层的歧视而没有继续,但可以看到,这根线早就搭上了。1950年,杨荫浏为阿炳录音后,两人心情愉悦,一起合奏了两曲(因录音磁带太少而抹掉),说明两人所奏乐曲是共同熟悉的。这也是杨荫浏带着录音机采访时听到阿炳数年不动乐器却坚持录音的“前理解”。

  了解了杨荫浏积蓄传统音乐功底的环境,就等于了解了“天纵之才”阿炳也非“天外来客”的环境,《二泉映月》吐露的神思,更非“游心尘外、超然神授”的突降灵感。按照艺术史上一群艺术家“扎堆”是相互促成其成功条件的规律,自然明白,阿炳身处的环境,也站着一个水平等量齐观的道士群体,一批道教乐班常年合奏的同门兄弟。“雷尊殿”的同道,就像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维也纳“古典乐派”成长的群体一样,同居一城,相互熏陶,相互影响,相互塑型。西方音乐史家发现,巴赫家族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二三十位,抱团扎堆,一窝一窝的。血缘加地缘,使得个个精彩,人人杰出,曲曲经典,章章隽永,巴赫不过是宝塔尖上的体现者而已。如此说来,阿炳也不过是宝塔尖上的体现者而已。如同一根老藤上不会只结一颗大葡萄,而是粒粒饱满、颗颗茁壮、个个水灵,一嘟噜一嘟噜、成串成串的数不清。

  “人杰地灵”指的就是像吴畹卿、阿炳一样深埋民间的曲社群体、道士群体,虽不能说个个如此,至少隐藏了像阿炳、吴畹卿以及像杨荫浏笔下“天韵社”中的曲师那样的一批人。他们没有业界头衔,没有专业证书,没有学院文凭,但手中的、嘴中的、谱中的音乐,确是无可置疑的明证。阿炳、吴畹卿,天天与一群鼓琴读谱、日以为娱的曲家打交道,与物推移,水涨船高。一个人绝不会冷不丁地冒出来,背后必定站着一个相拥相长的群体,甚至是更高一筹的师长。历史只记住了阿炳、吴畹卿,也总谈论阿炳、吴畹卿,无名无姓或有名有姓却没有风行天下的艺人,大多数消失在阅读和谈论的眼界之外。若没有杨荫浏的记录,隐藏于江南迷蒙水乡的曲社,从明代延续至清代的生活痕迹,就会“半入江风半入云”。一般人只关注“暴风眼里”的人,而不关注暴风之所以起于青萍之末的风头水尾,只关注表面上不多几个被传扬的符号,而忘记了构成塔尖之所以凸显的锥形塔基。但“新史学”渴望解读的恰恰就是培育出吴畹卿、阿炳、杨荫浏的“场景”,即以“天韵社”“雷尊殿”两个社团为代表的无锡城的“整体”。培育吴畹卿、阿炳、杨荫浏的环境,上有父辈同观的道士,下有眼光挑剔的票友,左有道乐班的“梵音”高手,右有“天韵社”的清客。每个人开口就能清唱十几出昆曲,上手即能演奏数十首器乐曲。随便几位,哼哼两句,就是流传了六百年字正腔圆、合辙押韵的《牡丹亭》《西厢记》;鼓板一敲,就是成龙配套、严丝合缝的《鱼合八》《下西风》。他们三天两头,聚集一起,一凑合就是一首绝唱。须知,无名的大多数和“整体”才是地方文化的底色,才是托举阿炳攀上天庭、摘取桂冠的常春藤,也才是杨荫浏把录音话筒伸到阿炳面前、准确定位的“直觉判断”。

  杨荫浏从小游走在高手云集的道观,从小接触高手林立的曲社,从小聆听曲风清雅的乐曲,必然从小具备超级精致的品位。没有什么比听得到也看得到的音乐,更让有心人心甘情愿接受家乡文化。上接师承传统,下接方域地气,左采“天韵社”之众长,右取“雷尊殿”之独善,上下左右,合在一起,就是一份“集体记忆”!再加天资聪颖,自试砥砺,见贤思齐,善于吸纳,焉能不得天独厚,终成大器?

  二、六公圣会与西方文化

  如果说传统文化在少年时期飘入家门是自然而然的事,那么西方文化不请自到、破门而入就是天赐良机了。1913年,美国传教士郝路义拜访邻居,偶然听到杨荫浏咿咿呀呀的琴声,因而走进了这位少年的生活。一个概率上几乎不可能的机缘,一位与江南小镇的“蓬头稚子”不可能交集的美国人,一位不请自来而且一来就不走的西方老师,真如上帝福音,从天而降。20世纪初江南小镇难得一见的西方“家教”,不可思议地送进了家门。

  郝路义让杨荫浏的知识结构产生了质变。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的西学,竟然这样吹进了杨荫浏的胸怀。郝路义教杨荫浏钢琴、和声、英文,让迷恋音乐的少年听到了另一种声音。按照民族音乐学的说法,杨荫浏在毫无偏见的年龄,以开放心胸,吸纳了异质文化因而提前成为具备“双重乐感”的人。我们虽然无法想象中文还不怎么流畅的郝路义与英文还不怎么流畅的杨荫浏如何开始交往,却能够想象,一来一往、一浅一深、课里课外、弦内弦外的交流,使两位心灵超级敏感人,双双获得了“异文化”营养,乃至到了杨荫浏的第一篇中国音乐史论文竟用英文写就③,而郝路义的中文也到了写七律的程度。两人关系,迅速升温,并迅速升温到杨荫浏直认郝路义为“干妈”的地步。对西方音乐的心悦诚服,可用一个事实证明:杨荫浏于1920年(21岁)加入基督教,成为“中华圣公会”的正式教徒。

  套用“原生态”概念形容两套教育模式:杨荫浏学习传统音乐是跟真正的民间音乐家,学习西方音乐也是跟真正的西方音乐家,都非“二传手”。两个组织是“原生态”,两类老师是“原生态”。信息直接,不假他手,没有中介,一步到位,效果非同寻常。

  郝路义以敏锐的直觉,明白眼前的青年人的价值。如果用“伯乐”这个词在发现人才以及负责送一段路、承担相应后果的完整含义来衡量,郝路义是真正做到此点的人。为了生计,杨荫浏于1937年到昆明“中央机器厂”任总务会计,1939年郝路义不顾一切,把“下水”的杨荫浏从世俗事务中拉了回来。这是一般老师不会做也不愿意负全责去做的事。她毫无客气,强行干预了杨荫浏的个人生活。“干妈”可不是指手画脚、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一开始就为杨荫浏找到了解决生计的工作,定位了他继续从事音乐事业的线路。遇到这样“专横跋扈”的“干妈”,求之不得!没有郝路义的慧目和慈爱,杨荫浏便可能从濒临失业的状态滑向与早年积累完全相反的经济领域(像哥哥杨荫甫一样)。之所以回过头来,全靠“干妈”让他在熟悉的声音中慢慢回暖,迂回到音乐学领域。杨荫浏“悬崖勒马”,声名彰于天下,郝路易之大节,也因之而得附以成名。

  1929年秋,而立之年,杨荫浏在郝路义举荐下,应基督教圣公会之聘,就任人生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从宗教团体的运营机制和操作手段来考察,这个操控世界的庞大机构之所以运转畅顺,就在于提供了足以养得起音乐家的资金,让受惠人免受生存压力和其他诱惑。杨荫浏在教会的工资是两百美元,足以衣食无忧。他在收入殷实的教会中供职,一直持续到1941年,共计12年。

  西方教会登陆中国,于20世纪3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群体。基督教的信仰核心是《圣经》,延伸载体是圣歌。分支教会的形成,因地因时而异。两套文本,翻译歧见,版本迭出,声音零乱。于是,就有了统一范本的需要。虽然百科全书式的文本越印越多,但对于教会来说,圣歌圣咏不能自由表述。“六公圣会”做了一件从国际基督教层面和中国基督教领域来看都是立意长远的事,编辑统一的《普天颂赞》,把自传教士入中国数百年间各地采用的原本相同的赞美诗汇集起来,统一为权威唱本。这需要一个组织,统一歌词,统一曲调,翻译编修,合璧中西。技术繁难、规格严格的事,非要一批专家干上几年才行。“六公会联合圣歌委员会”就是顺应要求建立的机构。杨荫浏施展才干的机会来了。

  1931年“六公会联合圣歌委员会”成立,杨荫浏出任委员、总干事,负责赞美诗的歌词翻译与音乐编配。在杭州,他与曾任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秘书美国人费佩德(Robert F.Fitch)共事,协助编译《小圣经》等书。1932-1935年,转至北平燕京大学,一边学习一边教书,一边与刘廷芳编译《普天颂赞》。此时,还协助刘廷芳编辑宗教刊物《紫晶》。杨荫浏译述的赞美诗诗词,大部分刊载于此。1934年,宗教月刊《真理与生命》开辟宗教音乐理论专栏《圣歌与圣乐》,刘廷芳与杨荫浏共任主编,共出14期。杨荫浏译著的宗教音乐文章,大多刊载于此。杨荫浏的西方音乐学知识和对音乐的基本理解方式,无不与此期有关,无不与教会这棵大树有关。

  1935年夏至1936年4月,杨荫浏赴上海“美华印书馆”校订书稿,《普天颂赞》于1936年5月出版。其中,杨荫浏作曲15首,作词7首,翻译修订歌词207首。十二年间,杨荫浏为中国基督教贡献了一本至今传唱不衰的赞美诗集,从“物种意义上”重塑了中国基督教音乐景观。发行量迄今没有任何乐谱能够企及的《普天颂赞》的音乐意义当然没有宗教意义大,但不能否认其音乐史意义。

  教会聚集了一批杰出的知识分子,与穿着温文尔雅道袍的外表不同,那里诞生了最具批判精神的学者和思想家。传播基督教的斗士,是一个敢于面对自己所处话语体系与来自四面八方的中国土壤不对接却不动摇的群体,艰难可想而知。“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就是这样一批翘楚之士,如美国人范天祥、刘廷芳等。

  范天祥(Bliss Wisnt,1895-1975),美国传教士,1895年生于卫理公会的牧师家庭,192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卫斯理大学,1923年8月到中国,任职燕京大学,为中国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硕士论文《中国曲调复音处理的可能性》和博士论文《音乐在中国文化特点与功能》(1946)都与中国音乐有关。1936年任《普天颂赞》音乐主编,参与并见证了圣乐华化的历程。他热爱中国,积极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1951年4月回国,在华长达28年。

  刘廷芳(1891-1947),浙江温州人,字亶生,早年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获心理学与教育学博士,在耶鲁大学神学院,获得牧师资格。曾任燕京大学神学科科长,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第一任华人会长,协助主持孙中山基督教葬礼仪式。李跃森《司徒雷登传》中描述,刘廷芳是燕京大学校长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亲自培养和深为倚重的人,是该校决策人物之一。因把圣诞歌《平安夜》④译配中文而著称于世,为基督教的“本色化”做出了杰出贡献,被称为“全中国最有价值的二或三个华人基督徒之一”。

  与杨荫浏相处时间最长的是刘廷芳。燕京大学期间,杨荫浏住在刘廷芳家,长达四年。他为杨荫浏的事业,开拓空间,提供了一系列听课和教学机会,可谓同道和盟友。

  可以说,“六公会联合圣歌委员会”拥有最好的编辑组合,是“豪华阵容”。于是,身材纤细的杨荫浏就被生生塞进笔挺的西装和精致的牧师道袍中,乐此不疲,甘愿牺牲,挑战艰深的“赞美诗”。

  知识转化为实践,积累转化为操作,必须与职业结合,满腹才华和远大志向的年轻人,必须站到一个施展的平台上。杨荫浏之所以能够取得教会信任并从事热爱的事业,是因为早年的音韵学积累。若无吴畹卿,就不可能把赞美诗的词曲配得合辙押韵。音韵学、音乐学的基础,让杨荫浏获得了用武之地。六公圣会不问学历,只认执行力,凸显了不拘一格、唯才是用的大度。“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国之寄,情同子孙之亲。”⑤于是,杨荫浏不但仰视天穹,引吭高歌,也撰文编著,阐述义理,使早年积累派上了用场。出任《普天颂赞》和宗教杂志《紫晶》《真理与生命》的多重编辑,无不证明他获得了兼有牧师和音乐家双重职业的同事们的多方认可。杨荫浏以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证明了自己一有音乐天资,二有音韵知识,三有社会责任。后来范天祥等人邀他去美国,就是看到他的能力,虽然他拒绝了这份邀请。

  杨荫浏于而立之年进入“六公圣会”,十二年(30—42岁)的教会生涯,可谓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基督教文化在杨荫浏的生活习惯上留下了深深痕迹,他一生都有穿西服打领带的习惯,衣冠整肃,望之俨然,直至斯文扫地的“文革”。教会梳理了他的知识谱系,也开辟了精神航道,培育了他的健全人格。他一生平静,应该取决于这段经历。

  西方政治学有一个词“sinkcost”(沉没成本),意思是一个人为某项事业付出了精神、信仰、人生、青春,而这份付出是讨不回来的,唯一的梦想,就是想方设法让投入多年的事业成功,借以彰显自身价值。杨荫浏生前总有一事放不下,即无法表述这段生活。他不止一次地对向延生、梁茂春等人正色道:“我还是个宗教音乐家。”以杨荫浏与晚辈的距离,他不顾对方是否理解,直面此言,让记录者印象深刻也感到震撼。这样的心语,大概属于一生受惠却难谢恩主的隐痛。身处不能谈论宗教的时代,杨荫浏于晚年毫不隐晦甚至津津乐道自己是个“宗教音乐家”(这种身份认同是否可以引申为“我还是个基督徒”),无疑是一份无法忘怀的遥寄。

  三、重庆北碚与民国文化

  20世纪的学术转型,造就了一大批视野开阔、学殖深厚、不可复得的硕学鸿儒。学术界谈论的“民国学术高峰”(甚至与先秦、魏晋、清末并称思想史上的第四座高峰),以聚集陪都的一批大学为典型。由清华、北大、南开(并称三大校)以及燕京、复旦为主体组建的“西南联大”无意间成为了那个时代教育精神的象征,被誉为20世纪的“最好大学”,历史地位日益得到认可。⑥20世纪30年代,民国的“黄金十年”已近尾声,经济文化蓬勃发展,学者和作家都处于人生高峰。此前分散于不同城市、不同大学的学者,为避战乱,汇聚一地。异族入侵,一致对外,对内宽松,偏安一隅的学术界有了难得一遇的自由环境。

  1941年9月,杨荫浏应聘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教授,任国乐研究室主任。同时,于1944年兼任北碚民国政府“礼乐馆”编纂及乐典组主任,直到1948年迁往南京。这期间,杨荫浏与很多人有过接触。因人物众多,这里择要介绍。

  抗战后,内地大学纷纷迁往西南,以昆明和重庆为主。在昆明期间,据他本人、查阜西、张充和等人回忆,住在昆明郊区呈贡龙街的“杨家大院”。这个院子里住着沈从文、张兆和夫妻、张充和、杨振声、杨荫浏(1939年秋入住)、曹安和、查阜西、孙伏煦和唐兰。吴文藻和冰心夫妇则住在不远的半山腰。

  杨荫浏《再谈笛律答阜西》有段回忆,可见接触的人物:

  查先生还记不记得在昆明某次晚餐席上的事?大约是1939年吧?那次席上,有查先生,有郑颖荪先生,彭祉卿先生,张充和女士,罗莘田及丁燮林两先生是否在座,我记不得了。⑦

  后来在重庆北碚,杨荫浏又与杨宪益、杨仲子为邻,宿舍被称为“三杨楼”。晚年的杨宪益回忆道:

  1943年底以前,我们又从重庆迁往郊区小城北碚……(戴)乃迭和我到那里后,梁教授和胖诗人卢前,就安排我俩住在附近的一所礼乐馆的宿舍里,卢前是该馆的顾问……我们与两位杨姓的资深音乐学家住在同一座宿舍里。于是我们的宿舍就被人们称为“三杨楼”。那里一座两层小楼,背后有一个荒芜的花园。著名作家、《骆驼祥子》的作者老舍就住在离我们一二百码处。所以我们可谓得其所哉,和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住在一起,我们以后三四年里一直生活的很愉快。

  我很快就和两位邻居成了好朋友……杨荫浏正在编著一部中国音乐史。尽管我不懂中国古代音乐,但我常和他谈论这一话题……作为我在战争期间的一位好师长、好朋友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他蹲伏在床前和一位同事下围棋,下了一整天,连中饭、晚饭都顾不上吃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我常在一旁观看他下了一盘又一盘。我常替他把饭端来,他吃饭时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棋盘。他晚年曾要我替他把一部中国音乐史翻译成英文。不幸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的生活过于紧张忙碌,竟没能安排时间替他完成这件事。⑧

  杨宪益(1915-2009),翻译家、外国文学专家。1934年毕业于天津英国教会学校,后到英国牛津大学墨顿学院学习外国文学,1940年回国,曾任职重庆大学、贵阳师范学院、成都光华大学,1943年在重庆北碚及南京任编译馆编纂。1953年成为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与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特别是夫妇二人翻译的《红楼梦》,被认为是权威版本,在国外受到广泛认可。

  戴乃迭,原名格拉蒂丝·玛格丽特·泰勒(Gladys Margaret Taylor),生于北京,对中国有着浓厚兴趣。杨宪益夫妇半个世纪的情缘,虽历尽艰辛,却以惊人速度翻译了大量作品。事业和生活上的完美结合创造了一个中西文化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范例。他们珠联璧合,双双获得“译界泰斗”的美誉。

  杨宪益一生广交天下豪杰,但晚年认为,一生真正的朋友,只有两人,其中之一便是杨荫浏。

  杨仲子(1885-1962),号粟翁,音乐教育家、篆刻艺术家。留学法国,渊博多才。1941年就任国立音乐院院长。刘天华墓志铭就出自他笔下。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郭乃安(青木关杨荫浏学生之一)回忆,重庆时,杨荫浏的图章就是他刻的。

  张充和性格爽快,对杨荫浏记忆殊深:

  我们也是很熟很熟的好朋友。我们一起玩了很久,从云南一直到重庆……我们在昆明的时候就住的很近,也在一起做事。

  我到重庆以前,先在昆明做事,在教育部属下的教科书编辑委员会,跟沈从文、朱自清他们一起编教材,我管诗词、昆曲、音乐这一摊,沈先生管现代小说,朱自清管散文。那时候西南联大刚成立不久,沈从文同时在西南联大任教,我就和我三姐(张兆和,沈从文之妻)他们一家住在一起。(1939年)我们花二十多块钱租了一个大佛堂(云南呈贡云龙庵佛堂),有四间小房可住人。前楼是沈从文一家,我住后楼;杨荫浏刚从后方来,住在旁楼;在西南联大管行政的杨振声,住另一个旁楼。我们几家人那时候吃、住都在一起。杨荫浏在昆明学校教音乐和算学,每天夹着本子急匆匆跑去上课,房门永远不锁,见什么人都点点头,说“对不起,对不起!”其实我知道他心里总是在想事。有一回,我和杨振声、梅贻琦几个人,老远的跑到学校去看他,他看见我们,点点头就走过去了,我们只好直接到他房间去了——他的房门永远开着的,过了好一会子他才恍然想起我们是他的客人,慌忙从外面跑回来,连说:“对不起,对不起!”⑨

  轰炸归轰炸。那时候,重庆的各种文化活动还是很多、很热闹的。重庆曲社在城里,以丝业公司做大本营;重庆的师范,在北培乡下……我在师范教戏,归在音乐系,同时在曲社里兼做文武场的,都是杨荫浏。他会弹琵琶,还会吹笛子。他把我唱的戏,都从工尺谱翻译成五线谱。先让一个姓叶的学生来翻,杨荫浏自己再做校对;然后让音乐系的学生去唱,让我再走一遍。他做得很认真,足足翻译了十个旦脚戏,印出来给音乐学院做教材用,我这里还有当时的稿本。他用中国乐器来配,翻得很准确,注上各种符号,还写明“张充和的唱法”,听说后来还印成了书。⑩

  房前屋后,皆是大家。座上高朋满,往来无白丁。根据那些当事人的回忆,粗略统计一下,杨荫浏此间接触的人物有:作家沈从文、张兆和夫妇,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昆曲表演艺术家张乃和,曾任国立音乐院院长的杨仲子,礼乐馆馆长卢前(冀野),教育学博士杨振声,清华大校校长梅贻琦,作家老舍,作家吴文藻、冰心夫妇,西南联大国文系教授向达、文字学家罗常培、古文字学家唐兰,物理学家丁燮林等。一起居住和工作的音乐家有:曹安和、查阜西、储师竹、李廷松、郑颖荪和彭祉卿等。

  分散于青木关的大学虽然不能等同于现代社团,但居住区域集中的文人群体,却相当于社团,往来的密切程度不亚于同事之间的走动。教授们生活上相互照应(杨宪益甚至给下棋的杨荫浏端饭),探讨学术更是应有之义。杨荫浏为写作《中国音乐史纲》,托沈从文从西南联大图书馆借阅古籍,从唐兰、向达处获得从法国带回的敦煌藏经洞曲谱照片,都是为研究提供直接帮助的实例。至于“和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住在一起,我们以后三四年里一直生活的很愉快”,早已超越了同事界限。“同明相照,同类相求。”(司马迁《伯夷列传》)学术操作方式上也相互传递,蔚然成风,把小团体风格化为覆盖整体的精神。这些人物各有个性,可以细细罗列,但把其置于同一环境,就能感受到相同性。无须说,一流的作家、学者、文人,对杨荫浏的影响难以估量。1954年6月,中国音乐研究所刚成立时,聘请了一批“通讯研究员”,其中有沈从文、唐兰。杨荫浏与他们的关系一直保持到“文革”前,后来发现,智化寺“京音乐”举办的音乐会,由老舍主持,无疑也是重庆邻居友情的延续。

  以上是人物,再看著述。青木关是杨荫浏著述的第一个高峰期,也是真正进入学术研究的时期。他写出了《中国音乐史纲》《国乐概论》两部二十余万字的著作,编著了教材《笛谱》《箫谱》《三弦谱》,与曹安和合作编辑琵琶古曲《文板十二曲》,在丁燮林帮助下编译了《音乐物理》。最重要的是,写出了学术界公认为20世纪最杰出的学术论文《国乐的前途及其研究》。作者中国传统音乐的志向,在这篇文章中彰显无遗。

  后人不仅想知道杨荫浏写了什么,还想知道他是在什么地点和什么时间写了什么?以及什么条件促使他写了什么?为什么杨荫浏于此时开始撰写《中国音乐史纲》?如果看到重庆大部分学者都埋头著述学科史的背景,就会相信杨荫浏的个体行为受群体行为影响的结论绝非没有道理的说法。1937年钱穆在西南联大编撰完成五十万字的《国史大纲》,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938年成书)、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1942年出版)、金岳霖《论道》(1940年出版)、冯友兰《贞元六书》(1937-1946年所著《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六种哲学专著合称),都于此时相继问世。1942年梁思成于“中央研究院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在地“李庄”开始《中国建筑史》的写作,翌年开始《中国雕塑史》的撰写。“史语所”编辑的《六同别录》,篇篇都是现代学术经典。学界认为,冯友兰、朱光潜、张岱年等哲学家,都在西南联大时期有突出表现,1949年后总体上没有超过此时。一拨民国人和文化人,包括风范、品行和创作,都再没有超过这一特殊时期,这与郑祖襄评价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在许多方面都不输于后来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情况一样。

  杨荫浏在燕京大学刘廷芳安排下,开始讲授中国音乐史,自然产生了系统撰写音乐史和国乐概论讲义的愿望。青木关时期,有了充裕时间,《中国音乐史纲》于1943年年底完成。1944年1月,自己刻写油印,装订成册。虽未出版,但作为教材,获得了国民政府教育部(为避重庆空袭迁青木关)的二等奖。1952年由上海万叶书店正式出版的《中国音乐史纲》(1953年再版),为作者赢得了一生赞誉。

  此前,杨荫浏还没有机会投入音乐学研究,此时一步到位,直抵高峰,一方面是多年积累,另一个方面不能不归为战时环境的催生。许多人把“抗战”与“文革”相比,就个体而言,“文革”中的个人,被政治运动、劳动改造、上山下乡、批判牛棚等所拖累,浪费了宝贵时间,做不了自己的事,断送了事业。抗战逆境,教授们虽然生活艰苦,没有娱乐,反倒有大量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两者相较,前者的个人时间未被占用,后者的个人时间全被占用。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艰难时世”对人的影响。陪都时期,赋闲的知识分子静下心来,心无旁骛,埋头著述,未被会议、编辑、生意、杂务拖累,生命周期也正值壮年,精力旺盛,前期积累使他们准备就绪,一旦全心投入,必然成绩斐然。

  《国乐的前途及其研究》虽为当时而作,但于1989年重新发表于《中国音乐学》(第4期)后,竟让大家觉得,简直就是他起于地下为今天而作的。论题无意间与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中国音乐发展道路的讨论相合,好像四十多年前就已藏下密卷为今日掴碎。把杨荫浏的批评套入当代,居然贴切。这是因为,杨荫浏关心的问题,是20世纪整个中国音乐界最关心的问题。品味话语,足见其高屋建瓴和高瞻远瞩,也足见其学术思想已达炉火纯青之境。

  聚集陪都的大学,远没有今天豪华和气派,聚集于青木关的教授,远没有今天的富有和体面,甚至连起码的生活条件亦不可得,颠沛流离,艰难困苦,但物质简陋阻挡不了学术领域充满生机,拒挡不了奋发有为和创造精神。他们点的是煤油灯,用的是粗麻纸,写下来的,却是传世名作。

  四、中国音乐研究所时期

  1949年后,杨荫浏结识了一批完全不同的人,对思想和学术产生了更加重要的影响。若论时贤,与他共事的皆为顶尖级人物:领导吕骥、周巍峙、李元庆;作曲家贺绿汀、马思聪、李焕之;琴家查阜西、管平湖、汪孟舒、吴景略;理论家缪天瑞、曹安和;还有大批的表演艺术家。这些人与杨荫浏生活在一个时代,他的成熟期正好也是这批音乐家的成熟期。新中国乐坛的台面上,胜友如云,英才尽显。杨荫浏与吕骥、李元庆等一起,参与了国家初创时搭建音乐界框架的大事。参与国家大事的行为,也完成了他的自我形塑。

  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中,没有行政级别就不可能参与相应级别的会议。聚会可能与业务有关也可能与业务无关,但聚会让他接触了精英,获知了动向,掌握了政策。居住京城并影响业界的顶层设计者们,一般人没有机会接触,不在皇城根,不参与音乐界大事,就不可能获得核心信息。知人知事,须有现场感,面对面,肩并肩,在碰撞中产生思想。京城的各种会议,音协的、音乐学院的、艺术界的、政协的,汇聚了不同级别、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专家,让感应时代气息也感应学术氛围的学者,了解国家变化和学术动向。言谈中冒出来的滚烫思想,在当时不会马上传播,只有参与者才能汲取。社会活动中的交往,为杨荫浏走入新体制,铺垫了人脉。

  杨荫浏、曹安和、李元庆、缪天瑞、查阜西等,聚集中国音乐研究所,形成了现代音乐学的第一支力量。单枪匹马,形单影只,做不成大事。凡成大事者,必在群体中共同支撑。没有扎堆,中国音乐研究所就不可能获得持续半个世纪的学术领军资格。作为音乐学的精神堡垒,有精英、有精神,高尚其事。

  吕骥的姿宇魁秀、领袖气质,在传播阿炳《二泉映月》的过程中表现得一览无余。他必有过人之处,说出的话,做出的事,自有常人不及之处。杨荫浏并非不知道乐曲价值,但未必能像吕骥一样高屋建瓴,更没有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荐的身份。乐曲获得了非同凡响的影响力,这种见识足以让杨荫浏震动,靠一己之力,能否达到同一化境?他对吕骥敬佩有加,不是没有原因的。正是与这样的领导者打交道,使得杨荫浏懂得敬重同道。

  李元庆是中国音乐研究所的行政领导者,杨、李相遇,是机构的福分。杨荫浏五十岁,李元庆四十多岁,正值盛年。新中国音乐事业的栋梁可分两类,一类是实干家,像吕骥、李元庆。他们来自底层,淬炼于延安,具有超强的组织能力,既能写出高屋建瓴的文章,更能掌握机构的整体方向。他们与社会各个阶层都打过交道,诸事应付裕如,行政能力超级“给力”。另一类是书生,擅长研究,坚忍不拔,杨荫浏、曹安和属于此类。他们专心一事,心无旁骛,对行政事务,捉襟见肘,既不屑一顾,也缺乏耐心。团队建设,更多的是日常琐碎、书生既不擅长也不耐烦的事务。衡量一下这类能力,李元庆超过所有人。所以,李元庆与杨荫浏搭档,真是绝配。两人交往,同气相求。“双峰并屹,二水分流”。不但砥砺学问,而且精神相守。一个掌握机构运转,一个从事业务研究,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学术世界,分镳并辔,比肩而行,在学术转型与文化新命等关键题的定位上,异常清醒,十分合拍。

  杨荫浏一直生活在国统区,对于“解放区”的人,肯定有诸多难于适应之处。李元庆给予他真心关照,使两种“背景”未成妨碍。杨荫浏之所以在此期间产生了那么多成果,未走弯路,总结起来,就是因为有一个无论是学术上和政治上都默契配合并得到他真心敬重的核心人物——李元庆。李元庆建构的氛围,没有给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养成许多单位都有的相互拆台、相互倾轧的机会,甚至把“许多人变为野兽”的时代,保证了塑造正气。虽然不得不应付旷日持久、没完没了的“运动”,但导航人抵拒时弊,不允许形成“斗争”习惯。

  以吕骥、李元庆为代表的既有士大夫气质又有反士大夫气质的现代知识分子,让杨荫浏的精神,发生了巨变。杨荫浏的写作明显转向,完成了从一种话语体系向另一种话语体系的转变。

  业务上帮助杨荫浏更多的是曹安和,大量的资料整理工作,都是与曹安和一起完成的。在这方面若没有曹安和扶助,杨荫浏的巨量成果,也不可想象。到底是李元庆对杨荫浏的照顾重要还是曹安和的帮助重要?“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卢梅坡《雪梅》)

  五、四股音源聚成音流

  一个人的成长和最终影响力,是在群体中形成的。虽然学者的精神劳作是高度个人化的,但成形却是高度社会化的。接触什么人不但重要,而且举足轻重。杨荫浏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也经历了东西方两种文明的交会,少年时读传统的书,青年时读西方的书,壮年时读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书,晚年读马列的书。不同的营养,形成汇融一体的质地。社会交往无疑是扩大视野、增长见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对年轻人的必要性,恰如苏辙所言: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11)

  视野在交往中开拓,创作“流派”如此,“学派”亦复如此。如果把“乾嘉学派”“高邮学派”作为一个大概念不免浮泛的话,那么把“天韵社”“六公圣会”、青木关诸校、中国音乐研究所等组织作为一个具体对象,就有了集中的视点,容易获得实在的印象。

  以吴畹卿、华彦钧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郝路义、刘廷芳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沈从文、杨宪益为代表的民国知识群体,李元庆、曹安和等为代表的现代学人,都对杨荫浏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背景不一,对杨荫浏起到的作用,却是一样的。

  总结一个人成就,就要观察其所处的环境和信息来源渠道。不同群体,见诸杨荫浏经历的四端。前两者关乎教育,暗含了成长方向;后两者干系发展,确定了荣业所基。民间曲社、教会团体、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汇集一起,让位于“四世同堂”中的杨荫浏,吸纳千溪百川,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洪流。

  如果选出四个标志性成果作为各阶段主流样态的话,那么第一阶段抄录的《天韵曲谱》,第二阶段编辑《普天颂赞》,第三阶段撰写《中国音乐史纲》,第四阶段总括一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就是典型标志。第一阶段,抄摹前贤;第二阶段,编辑加工;第三阶段,始入原创,一步登顶;第四阶段,则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了。四部标志性成果,代表了杨荫浏一生的四个台阶。

  一批翘楚之士,被幸运之神安放在杨荫浏身边,让他们把各自精粹,输送给一个学科的领航者。让出类拔萃的人更为出类拔萃,让得天独厚的人更加得天独厚。四个群体,千载难逢,可遇而不可求。

  后人看前人,可以清楚一点,是因为看到了结果,并以此反推何以至此的原委。谁有机会在家乡遇到吴畹卿这样的老师?还未出道,就被国学、国乐,武装好了。新时代到来了,中西对接,没有西方知识便不可能走得更远。郝路义远渡重洋,不期而至,领他进入教会,让其获得了又一次提升的机会。一般来说,战争不会给人带来好处,但杨荫浏却因避难一隅,获得了交往各个学科精英的机缘。他们比邻而居,比肩而行,携手相扶,共享时风。1949年后,一批在战乱中积累了丰厚人生和专业知识的音乐家,共聚京城,杨荫浏又一次获得了提升机会。

  我们不想按套路阐述传主的非凡睿智,更关注一个团体是如何塑造了一个个体,或者说群体如何赋予栋梁之才以自我塑造的机遇。如此书写的目的,是想勾勒出作为个体的杨荫浏在成长过程中渗透的团体因素。四组人物,连接起来,形成全貌;四股音源,汇聚起来,形成音量。发掘背景并不是要把一个人的成就归为几位老师和朋友,而是追问主人翁接受各种知识谱系时使其最终吐放为灿烂花朵的成因。我们想说的是:杨荫浏的学术成就,不能单纯归结为聪明勤奋,还有催发绽放的景深。

  杨荫浏真是福分,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一批师长、朋友、同事聚拢而来,为其铺垫道路,我们几乎无法说清到底哪个是他的黄金岁月。第一是幸运地诞生在以吴畹卿为代表的传统曲社林立的家乡,自然而然结识了一批秉承传统音乐精华的杰出人物;第二是幸运地离开了家乡走进教会,没有青春毁灭;第三是幸运地归属到陪都大学的群体,与一批时代精英为邻,朝夕相处;第四是走进中国音乐研究所,与不计得失的李元庆、曹安和,共度后半生。一路阳光洒在身上,让后人逆光相望时,看到他伟岸身躯周边环绕的灿烂金光。杨荫浏之所以成为一代宗师,就是因为握手大匠。靠近时代最高智慧的群体,自然成为那个时代学术成就的最高体现者。

    注释:

  ①引自梁茂春《杨荫浏采访录》,“杨先生对我说:‘从1929年到1941年,我是宗教音乐家。’”,见载《中国音乐学》2014年第2期,第23页。

  ②[清]邓廷桢《双砚宅词话》,引自《词话丛编》(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30页。

  ③An Outline History Chinese Music,获上海“光华大学”英文论文竞赛名列第一的金质奖章。

  ④莫尔(Joseph Mohr)作词、格吕柏(Franz Gruber)作曲,完成于1818年。

  ⑤[后汉]朱叔元《为幽州牧与彭宠书》,(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五),李培南、李学颍、高延年、钦本立、黄宇齐、龚炳孙标点整理,龚炳孙通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77页。

  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易社强,花了十五年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了一本七百页的西南联大校史《联大——在战争与革命里的一所中国大学》。这位美国历史学家认为:“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进行研究。”姜弘《和“五四”同行——读刘绪贻先生的口述自传》,《读书》2009年第12期,第33页。

  ⑦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杨荫浏全集》第5卷,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37页。

  ⑧杨宪益著,薛鸿时译《杨宪益自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149页。

  ⑨苏炜《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

  ⑩同注⑨,第45—46页。

  (11)引自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参见吴楚才、吴调侯选《古文观止》,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5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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