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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学习有得的中国音乐史史料研究个案
2018年04月24日 10:43 来源:《中国音乐》 作者:郭树群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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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撷取孙继南、冯文慈、项阳先生关于中国音乐史史料研究的个案展开剖析,意在倡导网络信息时代中国音乐史史料研究应该注意回归的理论规范。

  关 键 词:史料研究/读书得间/史料重释

  作者简介:郭树群(1949- ),男,天津音乐学院教授。

  历史研究的精髓是“求真”“求实”。网络信息时代为我们获得信息量提供了史无前例的迅捷,这为求取“求真”“求实”的史学研究精髓开通了更为宏阔的学术通道。但伴随由迅捷而来的快餐式文化现象的蔓延,同样也滋生着不同程度的浮躁。当刷微信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时,无形中会淡化学术研究所需要的那种沉静。于是,“求真”“求实”的终极追求也会在我们的思想中蒙尘。历史老人在呼唤我们洗却蒙尘,回归本真。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我们看到学界前辈、学界精英驻足于“求真”“求实”境界中的研究体验,就会觉得弥足珍贵。

  史料研究是求取历史真实的最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在当代音乐史学研究中关于史料的研究或许已成“短板”。因为,在学术研究中求取轰动效应甚嚣尘上的时代氛围中,属于坚持坐冷板凳才能有所建树的史料研究工作者已是门可罗雀。这里笔者提及几个学习有得的史料研究个案,拟在为改变这种堪忧的学术研究状态作以呼唤。

  网络信息时代史料研究需要“疑”“考”“信”

  已是耄耋之年的孙继南先生2013年以来发表了3篇重要的学术文稿:《音乐史料研究之疑、考、信——以弘一法师〈厦门市运动大会会歌〉版本考为例》(《中国音乐学》2013年第3期)、《佛曲〈三宝歌〉源流始末考》(《音乐艺术》2015年第4期)、《〈诚〉:李叔同百年乐歌新发现——兼及周玲荪唱歌教材与李叔同歌曲史料研究》(《音乐艺术》2016年第2期)。捧读这些文稿深感先生思维缜密,语言精准,考释周详,以小见大,文采洋溢。孙先生已88岁高龄,仍能够精心劳作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领域,并不断呈示出令晚辈震撼的学术创获,实在是学界奇事、幸事!

  孙继南先生谈到他的史料研究路径时说:

  “‘史料’不等同于‘资料’。亦即‘资料’在未经考证前,一般不能作为严格意义的‘史料’,它需要有一个先‘疑’、后‘考’、再‘信’的过程。考证之初,多出于怀疑;考证翔实,方具可证性,用之于史学研究,才会有‘信史’产生。”①这里先生将其史料研究的路径概括为“疑”“考”“信”。进而在《佛曲〈三宝歌〉源流始末考》一文中又阐释出“细”“精”“信”的史料研究准则。因此,“疑”“考”“细”“精”“信”成为先生史料研究工作的五字箴言。实际上“细”和“精”针对“考”而言,是为“考”之境界。

  就“疑”而论,这是孙先生史料研究的逻辑起点。先生认为:“怀疑意识是学术研究中独立思考精神的显现,无论内容、时间、出处等细节,都应抱有刨根问底的精神。”②古人做学问强调“于不疑处有疑”;今人学部委员杨义说:“应该拿起这把带弯钩的问号钥匙,启动疑中求进的思想主动性”。③为此,先生就堪称弘一法师“绝命之笔”的《厦门市运动大会会歌》的版本史料进行了考辨。他从1980年“弘一大师书画金石音乐展”获得的《厦门市运动大会会歌》手写谱入手,对这“湮没无闻”又“突兀面世”的史料的出处是否为第一手资料产生了怀疑,进而“据情分析,按理推测”,排除了手写谱为第一手资料的可能性。而后,又以自己之亲见发现了该谱刊于1937年10月9日《华侨日报》的真版信息。然而就该谱的刊出时间又生疑虑,于是经过一波三折的追本溯源,终于获得了弘一法师制谱的《厦门市运动大会会歌》刊发于1937年5月13日的《华侨日报夕刊》的准确结论。如上对这一史料辨析的简单逻辑过程,从1980年先生获知该歌的手写谱开始至2012年最终完成已历时30余载。在这一漫长的释疑过程中是“疑中求进的思想主动性”使先生历久弥坚的释疑之愿得以圆满。

  就“考”而论,孙先生认为“考而后信乃是史学研究的根本路径,电子网络时代,各种资料几乎俯首可拾,但鱼龙混杂、真伪难辨,必经严谨、缜密的考证,方能具有史料的可信性。”④而“考”之过程则需要“细”和“精”。“所谓细,是指条分缕析,细节不惑;所谓精,是指考据精深,源流分明。”⑤遵此治学精神,可见孙先生史料研究中“考”之“精”“细”之功。

  孙先生对于中国现代第一首梵呗歌曲《三宝歌》的考述包括了不同曲名的沿革,《三宝歌》的发表时间,以及由该曲在《海潮音》首发时标为弘一法师“选谱”所引发的深度考证。

  鉴于《三宝歌》产生和流传史事的确证,先生认定“‘选谱’之说,乃表述角度不同而已,并无否定弘一法师作曲之意。”⑥按照已经鉴别无误的史料,《三宝歌》是请弘一法师“选定曲谱,由(太虚)大师依照曲谱……作成这个微妙精深而又通俗流畅的《三宝歌》”⑦,这里产生了一个由弘一法师先写出适合于填写梵呗歌词的曲调,而后由太虚法师依曲填词合作的创作逻辑。那么为何又有“选谱”之说呢?直接史料阙如,先生需要找到间接证据。从弘一法师与太虚法师合作该曲的史实出发,先生逆向考察,研究了《三宝歌》词作的格律,发现《三宝歌》词作的格律与弘一法师曾为夏丏尊作词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歌》歌词格律非常接近。由此推论:“弘一法师提供歌谱时很可能已经考虑到在他出家前与夏丏尊合作浙师校歌的经验和运用已有经验构思新曲调的想法,亦即不能排除弘一为了给太虚提供一首既具有佛教礼赞性的又便于撰写歌词的曲调,而选择当年浙师校歌为模式的可能性。”⑧这样,《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歌》成为《三宝歌》旋律创作之源,应当具有了一定的可信性。至此先生并没有直接追溯二曲的渊源关系,却又寻求当年浙师学生对校歌歌词情感之深,以及对校歌曲调喜爱之甚的旁证材料,以证弘一法师作此选择的心理旁证。最后,先生才从音乐本体的比较中得出曲式、结构、音型、旋律语汇、副歌等方面的4点相似意见。从而证实“《三宝歌》与《浙师校歌》之间确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三宝歌》受校歌影响的诸多因素,足以说明以往所谓‘选谱’,实际上是指弘一法师所作之‘谱’”⑨的结论:

  “所谓‘选谱’,实际是弘一先写出适合于‘教歌’(指《三宝歌》,笔者注)的曲调;所谓‘依谱填词’,因曲作者对歌词框架已有构想,如同古诗词之曲牌、词牌那样,词作者只需依照相应的‘格律’(如《浙师校歌》歌词的格律)撰写词句,即可与曲调完全吻合,这对精通佛学又富于诗词修养的太虚法师而言,自然得心应手。”⑩

  这里“考”之“精”、“考”之“细”令人叹为观止。先生从《三宝歌》创作过程是“先曲后词”还是“先词后曲”切入,正误辨伪,揭示《三宝歌》创作的填词特点;寻求其“选曲”之音乐渊源,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理喻详明。在这学术浮躁的世间留下了彰显学术操守的靓丽一笔。

  孙继南先生从《厦门市运动大会会歌》的版本研究、《三宝歌》的创作及源流研究、李叔同新见歌曲《诚》的史料研究,归纳出史料研究的五字箴言:“疑”“考”“细”“精”“信”,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孙先生的方法论本于传统,但其可贵之处在于他矢志不渝地坚守传统治学理念。《厦门市运动大会会歌》版本之“疑”耿耿于怀30余载。这是先生秉承无一字无根据治史精神的最好注脚。五字箴言的析出还反映出先生经年积累的敏锐“史识”。当李叔同的百年乐歌《诚》的创作年代和背景同样无具体材料可循时,先生看到:“所幸此歌教育题材的鲜明性予笔者以启迪,能及时从李叔同一生曾经从事过教育的时、地等方面重点思考求索,从而寻得有效切入点,将该歌之创作起因与李叔同当年兼职于以‘诚’为校训的南京高师这一历史背景相联系,思路立然畅通,相关佐证亦随之逐一浮出水面。”(11)这样的考释思路同样是一般学者难以寻到的。“史识”的养成有赖于博大精深的文化涵养,先生数十年的治学生涯与近现代音乐史上多位先贤交集,深得传统文化的涵养;先生具有接纳新事物特殊敏感;先生执着于破解近现代音乐史史料研究中的几多难题,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终于成就了他的“穿铁锐眼”!

作者简介

姓名:郭树群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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