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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润海:谈山西戏曲“新流派”创造经验
2017年05月18日 10:22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曲润海 字号

内容摘要:文学的流派和戏曲的流派,似乎有些不同,比如山西山药蛋派,有共同的经历,都是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走过来的。戏曲的流派,则不是横向的一个群,而是以单个人代表的。

关键词:戏曲;山西;艺术;流派代表;人物;王爱爱;张爱珍;山药蛋;创作;声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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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的流派和戏曲的流派,似乎有些不同,比如山西山药蛋派,有共同的经历,都是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走过来的;有共同的文学主张,就是主要写农村、农民,给农民看;故事通俗易懂,用白描手法写人物,喜闻乐见;语言通顺、流畅、幽默风趣、引人入胜;他们同是山药蛋派的作家,各人的风格个性却又不同。

  戏曲的流派,则不是横向的一个群,而是以单个人代表的。纵向看,戏曲流派代表人物,都有传承关系,上有师傅,下有徒弟,而且徒弟有若干人。戏曲流派代表人物也和作家一样,有代表性的作品,即剧目。但剧目不同于剧本,而是通过演员的唱念做打,尤其是唱念做,是舞台上表现的成果。因此马玉楼说:丁派精华唱念做。也就是说,首当其冲的是她们的声腔艺术。

  一个流派代表的形成,除师承关系外,都有一个高水平的合作默契的创作班子,特别是编、导、音乐创作人才。王爱爱、张爱珍身边有这样的班子,这是人所共知的。没有吴宝明,张爱珍不可能把昆梆罗黄四个声腔创作成一台高水平的演唱会。武俊英没有韩树荆等,《苏三起解》不可能那么精,更不会有蒲剧《西厢》。宋转转出塞,忘不了把琴师鼓师导演带上。并且,每个流派代表人物,还都有一个旗鼓相当的演出班子,水涨船高,相得益彰。

  有人问:你做了几年文化厅长,你对这几位作为流派代表的成长成熟成名做过些什么?我真是说不来。我回忆,也就是对她们的艺术创造尊重、承认、信服、推介、宣扬。而最要害的,还是她们自己不断地继承、创新,在天才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她们的优势、韧性。拼搏,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从不止步,从不退缩,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我和文化厅所做的工作,就是适时把当时的青年演员推到梅花奖领奖台上。

  特别可贵的是,她们在逆境中的坚守、磨练、进取,从而取得艺术上的升华。每个人都有过坎坷,有过不顺利的时候。她们靠的是自我调节,抱定艺术上不倦的追求,把压力变为动力。比如与原演出团脱钩的时候,需要重新建立和依托新的艺术实验基地,她们各有各的办法。王爱爱所遇的坎坷更大,《三上桃峰》以后,她一直不顺。粉碎“四人帮”以后,她丈夫被打成“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成了清查对象,她也受了牵连。演《杨门女将》,她只能当杨门媳妇,也得披起靠来,却不能张开口唱。后来霍士廉、罗贵波到山西,搞“清查善终”,才“善终”了。她没有不停地找领导要这要那,记得她只找过我一次,给她的承包团起了个“永春团”名字。我也到她家去过一次,动员她去争梅花奖,她说已经签了演出合同,不好毁约。艺术至上,观众至上,对奖项并不在意,她依然是晋剧皇后!

  研究新流派难,却有“吃螃蟹”的价值。好事起了头,就会接踵而来。山西在旦角声腔艺术上、做派上,还有表演艺术家值得研究,如上党落子的郭明娥、临汾眉户的许爱英、北路梆子的吴天凤。那“天下第一杀”的《杀庙》,吴天凤就是创作者、首演者。谢涛、杨仲义、郭泽民、张保平,堪称四大须生,也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我在山西文化厅究竟做了点什么?想来不过是:提出依据山西文化优势,建设具有山西特色的文化艺术。具体就是:培养第一流的人才,创作第一流的作品,创造第一流的管理,建设相适应的文化设施,简称“四个第一流”。提出了“综合治理,振兴山西戏曲”的口号,提出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要求。成立了十几所艺术中专学校,十个戏曲青年团,后来在这些青年团里出了一批梅花奖和文华表演奖获得者。这些口号和作为,究竟对新流派的形成起过什么作用,不得而知。现在看,那时的第一流,大都退居二三流了。但张爱珍、武俊英、宋转转,确实还是第一流。王爱爱是晋剧皇后,当然更是全国的第一流了。在演员数量上,山西在全国仍然占着领先的地位。

  (作者曾任山西省文化厅厅长、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本文为作者在山西戏曲“新流派”创造经验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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