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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与跨界:2018艺术史学科发展研讨会”闭幕式
2018年07月03日 14:13 来源:南艺研究院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边界与跨界:2018艺术史学科发展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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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现场,回到主题,这届研讨会的主旨“边界与跨界”应该是一个理论与方法的交织,并且极有可能是一个纠缠不清的“学术”命题。可能形成两派,抑或是多种流派的学术观点,也可能根本就没有学术流派,只是学者们的各说己见。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状况,其背后乃是人类知识活动进入当代,知识伴随着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呈现为“无国界”。犹如康德所言,知识论不可更动的默认前提已被质疑。

  当下,系科(还不是学科意义)上的划分,已经突破过去恒古不变的知识领域,受到不同程度上知识更新的冲击,来自语言的、习惯的、文化的和制度的,以至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科学真理界域都有的非常之大的知识重构,以及更多依赖于理性、观察和实验的实证知识的构成,如此的学术形态与交流方式,确实让学者们有争辩、磋商和分享的更大空间,必然超越“国界”的限制。

  柔化与内化:艺术史学科跨界的一种方式

  在谈到艺术史研究,似乎有这样的一种认同,就是不能脱离文化历史与社会历史的佐证。然而,这种不脱离的界限在哪里呢?依附的程度又该有多深呢?仍然是当下艺术史学界热议的话题。无论是厘清文化史、社会发展史与艺术史的交叉,抑或是一般艺术史与门类艺术史的关系交织,还是发掘从视觉文化观看艺术史的新路径,或是借用历史学、人类学的跨界视角进行中国艺术史写作分析,都是在探讨这个边界与跨界,这是引发起本届研讨会的主题来源。

  (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李安源副教授大会发言)

  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李安源副教授就“如何界定艺术史”及“艺术史的研究范畴”问题,畅谈了自己的心声。他认为“边界”与“跨界”这些都属于常识性问题,既然是常识,还需讨论吗?言下之意,艺术史与门类学科的关系,本是子集的关系,门类学科是艺术史的子集,是常识。那么常识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学科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讨论呢?这就是学科细化带来的结果,门类学科想要跳出所谓的框架,必然出现跨界,故可言之,跨界是共识。李安源对第一个常识的解答,恰恰回应了论坛主题的出发点,不能说是“跳出界域”,而用“跨界”更为清晰,他强调门类艺术学科在柔化边界尝试跨界是有种种可能的。第二个常识问题是艺术史研究对象——作品、艺术家和艺术家所处的社会情境之间的三位一体的关系探讨。这是把握作品、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是从微观与宏观视角把握和体现研究者自身的通史认知水平。这个问题放在过去老一辈学者面前也都是常识。由此,李安源副教授提出了他的思考,即在电子资料日益强大的今天,艺术史研究领域正在无限拓宽,跨学科研究趋势必定日益强化,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变得模糊,出现了历史研究一体化、突出史学发展的新趋势,艺术本体的阐释似乎有所削弱的现象。有学者为此担忧学科界限的模糊化会带来学科认定的问题。他表示其担忧是多余的,近年来艺术史研究跨界,形成知识与方法论的相互借用,无非是学界已不再满足对艺术本体单一的经验解读,而是诉求其产生背后所蕴含的社会与观念的发掘。艺术本体的历史是由相关的社会史、观念史所决定的,脱离整体的人文社会史的关照难免孤立。除此之外,艺术主体与客体的环境也一直处在不停的变化之中,艺术本体的恒定性自然也遭遇到挑战。况且,不同文化习性和环境,也会产生不同的审美认知。所以说,脱离文化历史与社会现实,孤立对待艺术史的解读,是很难揭示艺术史学的基本规律的。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常雷博士大会发言)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常雷博士,则从与艺术史研究相关的“视觉文化”角度来谈跨艺术边缘的观看,他认为这必定成为艺术史发展途径中的新思路。他借此梳理了“视觉文化研究”的概念、范畴及其方法,以此为据阐述了艺术与文化边界的多样性问题,试图为艺术史研究探索另一种选择路径。常雷博士举证说,自20世纪60年代视觉文化研究诞生起,其实就为艺术史研究开拓出崭新的局面。“视觉文化”一词,首先在斯维特拉娜·阿尔珀斯的《描绘的艺术:十七世纪荷兰艺术》一书中被提出。此书通过研究荷兰17世纪天文学、画像手艺、地图志来展开对画家创作时的社会环境的重新构造。实际上,书中使用的还是原有的传统艺术社会史的研究方法。那么,就“视觉文化研究”本意来看,这其实是一种针对观看的视觉性文化研究。“视觉性”的概念,不再是指视觉对象本身的物质性或可见性,而是指观看的行为,是实践意义上的认识。我们先撇开视觉来说,文化研究发轫于英国,其本身就是一门交叉学科,用论坛的主题词来借喻,是跨界的学科,与文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况且,“视觉文化研究”汲取了拉康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以及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主义的方法,也属于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常雷认为,纵然视觉文化研究对传统艺术史的冲击在所难免,但传统艺术史不会因此而消亡,视觉文化研究只会使艺术史的形状更加丰富多彩。与此同时,视觉文化研究和传统皮尔斯注重方法论研究又构成相互依赖,这也是发现新史学研究的机会。艺术史研究也就是在学科自身与他者学科相互作用与边缘柔化下不断反省相互协调,愈加趋向和接近观看的真相。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毛秋瑾教授大会发言)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毛秋瑾教授,选取了三个中译版的海外关于中国艺术史研究著作来作比照探讨,即苏立文的《中国艺术史》,杜朴、文以诚的《中国艺术与文化》,柯律格的《中国艺术》。由于欧洲学者的视角与观看的不同,对中国艺术史的书写方式自然形成差异。诸如,苏立文教授的《中国艺术史》目前有不同翻译版本,分大陆版和台湾版,译文和体例上也都有差别。如台湾地区版中附有作者序及年代表,可以看出苏立文在搜集材料、认识材料、处理材料上的认识与把握,也为读者查阅相关资料提供了索引渠道,可惜大陆版却拿掉了这些基础性材料。从目录来看,苏立文的编目以分类法进行,划分出篇目,将建筑、雕塑、美术,或是以不同的材质作为划分依据,从书中内容来看,他也想打破这样的框架去探讨艺术史本身的发展规律。杜朴的《中国艺术与文化》就没有完全采用以材料作为区分依据的传统书写方式,而是比较突出政治的、国家形态的,以至政治文化对艺术品的影响来划分篇目。柯律格的《中国艺术》在目录划分中,更是根据对材料的把握和理解,不设框架,只做主题性提炼阐述。为此,毛秋瑾提出了一个主张,将建筑纳入到艺术史的叙述当中,比如,中国建筑对于审美产生的作用会影响我们看待事物的视角、方式和思考问题角度。她说,将艺术品还原到历史语境中理解是非常有意义的事,例如生活起居方式和建筑形态肯定是有关联性的。若再以工艺美术为例,她认为工艺美术一定先有工才有艺,这些审美与技术问题,在艺术史写作中应该占有一定分量。毛秋瑾教授最后强调,在中国艺术史的书写中,始终存在着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学者的不同观看视角,他们对于艺术史研究本身就存在着艺术史内化的结果,他们或借用历史学、人类学的跨界视角,又或者是社会学、哲学,甚至是政治学的跨界视角,将艺术史还原到他者历史语境中(其实,我们都是观看艺术史的人,看待的也都是他者的语境)加以研究并阐述艺术史的真相。

  (南京艺术学院戴丹博士大会发言)

  南京艺术学院戴丹博士以个案交流的形式,向我们讲述了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形成以及对艺术史学科产生的影响。他梳理的维也纳艺术史学派,最早于1844年在德国的柏林大学设立,但到了19世纪末维也纳取代柏林,也就是说艺术史学科的发展与维也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1773-1859)1809年开始任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1821年起兼任奥地利帝国首相,在他统治下的奥地利社会政治气氛紧张,致使艺术并不活跃。直至1820年,维也纳出现了中产阶层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这才促使了民间团体的形成。除了社会环境之外,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产生也离不开科学探索形成的思想基础,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使人文主义学科逐渐摆脱了与推测性哲学的关联,从而向经验法和学科专业化方向转变。维也纳艺术史学派涌现了一批学者,尼布尔、兰克等人,并提出研究一手文献的归纳性文献学方法等。诸如,艾特尔贝格尔(Rudolf von Eitelberger,1817-1909)对艺术史学科的贡献有三点:其一,以“科学”艺术史方法撰写,构成“艺术-地形学”的报告;其二,使用文献批评法来出版原始历史文献,并翻译了许多重要艺术文献;其三,筹备奥地利艺术和工业博物馆,开启了维也纳艺术史学派中,将大学教育与博物馆合作的新篇章。而到了艾特尔贝格尔的学生陶辛(Moritz Thausing,1838-1884)确立了“维也纳式”的艺术史研究方法,他把历史批判运用到艺术史研究当中,将艺术品称做人工制品,历史材料、文化史文献则作为艺术史构成的支撑。在陶辛的影响下,维克霍夫(Franz Wickhoff,1853-1909)将艺术鉴定与考古学以及哲学结合起来,把维也纳艺术史学派带入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他把实证方法和文献批判法相结合,对视觉材料进行分析。正像李格尔认为的,艺术风格的变化是艺术内在美学驱动力变化的结果。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研究方法,由此从实证科学传统转向形式分析。但由于维克霍夫的逝世,由谁担任艺术史学院院长引发了争论,这直接导致了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分裂。上世纪30年代,由于纳粹迫害,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年轻学者如安塔尔、贡布里希等流亡英美国家,他们将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研究方法带到英语世界乃至全世界,对随后的的艺术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李宏教授大会发言)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李宏教授,探讨的问题是关于国内西方美术史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他回顾了国内西方美术史研究方向研究生培养的历程,认为国内西方美术史方向研究生培养应注重三个方面的探索:一是将通史与鉴赏解读融合起来,培养一专多能;二是借鉴西方艺术史学研究生培养方式,注重论题和方法论的拓展;三是在艺术史书写中关注史学史与方法论的融合应用。他强调说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早在20世纪初叶,国内艺术史领域的前辈就提出重视通史与研究方法的学习,甚至主张从各种哲学基础或各种思想史视野出发——比如艺术社会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等等,结合史学研究的需要探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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