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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苑镜像:汉画像艺术的历史寻迹与研究探路
2018年07月19日 09:05 来源:七彩美院 作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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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燕靖教授做汉画像艺术历史寻迹讲座) 

     2018年7月13日,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夏燕靖教授莅临彭城,为30余位来自全国各高校、艺术行业的国家艺术基金人才培养资助项目“中国汉画像艺术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高级研修班的学员做了两场学术报告,分别为《汉画像艺术的历史寻迹与研究探路》《中国传统工艺文化与工匠精神传承解读》。以下是主题报告“汉画像艺术专题”的节选内容,以飨众友。  

   |  楔 子  |  

  探讨汉画像艺术,我要先推荐一本书,就是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这本书我是在2006年底读到的。记得当时出差北京,正赶上这本书中译本首次推荐活动,巫鸿教授到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与读者见面,并做演讲,讲题是“武梁祠画像中的汉代思想、道德和历史”。现在回忆起来,巫鸿教授当时所讲的具体内容已经淡忘了许多,只记得巫鸿教授在现场用启迪的方式向读者提出了一连串的设问:“武梁祠的设计者是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汉画像?”“这些图像的作用是什么?”“我们通过图像能够解读与历史观念、道德标准、宗教信仰以及个人政治抱负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些设问直到如今记忆仍然清晰,这是与我之后细读巫鸿教授这本书有关,而这些问题又是我当年指导艺术史研究方向研究生做论文的重要参考文本,以至后来我又购买过多本送给学生作为他(她)们写作的“教材”。由此,对艺术史研究中的图像志以及对图像学的支撑应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现在想起来,巫鸿教授的武氏祠研究延伸而集中到整个图像系统的思想观念上进行艺术史的探究,对于国内艺术史学界研究方法及路径把握有着至深的影响。今天,讲学所选题目,自然先想到的就是这十多年前阅读经历留下的治学之问。那么,我今天的讲题就从读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以下简称《武梁祠》)一书起讲。

(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8月版)

   |  起 讲  |  

  我读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一书,有三点感受特别深刻: 

  一是 巫鸿的研究领域,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史学研究而言,对于个案研究尤为注重。比如,他的几部代表性著述,如《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中国古代美术和建筑中的纪念碑性》《重屏:中国绘画的媒介和表现》等,可以说是个案研究的经典文本。 

  这里要插几句关于个案研究的话题,艺术史的个案研究如今渐为大家所熟知。其实,个案研究做的比较好的早先是在医学领域。我有一位医科大朋友向我介绍说,临床个案研究在医学领域开展已有一个多世纪。例如1817年James Parkinson(詹姆斯•帕金森日志)记载的震颤性麻痹临床个案研究,就是发现导致帕金森氏病的缘由。在临床医学中把关于个人的广泛信息结合起来,包括问诊访谈、观察,测验分析,还有门诊各种病理检查等,目的是尽可能详尽地获得个体病症的信息,以便于探究病因产生的真实缘由。如是可见,艺术史的个案研究可与之喻比,用这种方法尽可能详尽的搜集文献资料,将研究者往往不系统的主观见解,或是研究者的认识偏差,通过此法加以纠偏,使研究者的观察和阐释更加客观公允。况且,个案研究又是保障深度研究质量的重要前提或条件,起码是从研究的精细化入手,而非本本宏论出发,这叫做学术研究的“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 EBP),这也是肇始于循证医学而来的方法,其字面意义可以理解为“遵循证据进行实践考据”。这算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一种方略,对于我们从事汉画像艺术研究多少有点启示意义。 

  二是 巫鸿在研究中提出“图像志”(iconography)层次上的研究策略,这有利于更加深入的对综合单独母题的完整程序的解说,这是他关于武梁祠研究的最终目标。巫鸿正是将东汉时期的这批石刻放回到它们原来的建筑环境中(这是一种研究方式上的归位环境),才获得研究审视上的正确理解,并以此建立一种模式,能够适用于解释所有祠堂甚至是墓室装饰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应该是在个案研究基础上的一种提升,也就是通过对武梁祠石刻图像归位环境的系统分析,一方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某种风尚;另一方面推断出石刻设计者选择安排的意图。故而,这一研究方法意义显著。 

  当然,我们不禁要问,如何能信服这些来源于图像的转译信码呢?换句话说,这些由图像转译而出的信码权威真实依据有多少,这大概就是图像学与图像志研究的关键问题了。可以说,整个20世纪西方艺术史学界不断涌现出的一大批图像学研究者的学术成果,多半体现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推进上。如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弗里兹·扎克斯尔(Fritz Saxl)、鲁道夫·维特科夫尔(Rudolf Wittkower)、埃德加·温德(Edgar Wind)等人,他们通过对图像学性质的系统设定,即对艺术品母题的象征意义进行全面阐释,从中大量获取历史的、传统的、宗教的、文化的和艺术的演化,即通过“表象--现象--本质”的过程,挖掘每一个(值得研究)图像假设的隐藏的意义,而这一意义则可能是由某种转译语义的信码所规定的,代表了某一历史阶段的基本信息,同时被艺术家们有意无意地注入作品之中,这是将观念与形象构成联系,图像学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之间的关系即表现于此。那么,我们在探讨汉画像艺术的图像意义时,不仅可以通过对“表象--现象--本质”的比较论证,而且可以从视觉转化角度观察历史事像的种种可能性,改变艺术史过往的思维方式,即考虑图像学与图像志的诸种关系研究,乃是一种认识视角的重要转变。 

  三是 巫鸿在《武梁祠》一书中确立的研究路径指向明确,即注重对武梁祠画像艺术做扎实的社会学阐释,尤以附录一为研究基础,关注“榜题、图像志、文本”系统构成的关系研究,将过往榜题之类的文献史料与艺术品及历史事件作为逻辑起点,亦成为探究传统文化艺术脉络与建构中国艺术史学的基础保证,这是中国艺术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发生本质联系的关键。这也是巫鸿始终强调的对武梁祠研究的重点,应把单个母题作为一个总体图像程序的组成部分加以解释,诸如,在书的下编三章中的划分,就是依据这个图像程序的内在划分及祠堂建筑形式来设定的,分别讨论刻于屋顶的图谶、左右山墙锐顶上的神仙世界以及三面墙壁上表现人类历史的画像,试图以反思祠堂的礼仪“原境”(context)来形成结论。 

  巫鸿《武梁祠》一书是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武氏祠堂也是汉代保存最为完好且有榜题可供文献阅读的“祠堂”研究样本。全书上卷首先清理了武梁祠的遗存、复原武梁祠的结构,其次对于武梁祠从发掘到现当代研究做了系统的研究综述。下半卷则是巫鸿对武梁祠研究的学术阐释,其运用图像学的阐述方式,从一开始即表明是以西方艺术史家对汉画像艺术的研究视角,但也不完全如此,其研究是建构在与中国传统金石考察基础上的中西比较研究。如是,推论出的历史观点有着鲜明的特色。比如,在对汉画像祥瑞形象及图录风格的分析中,巫鸿并不局限于榜题材料为证,而是借助其他书证和相应图像资料进行相互比照考察。在武梁祠屋顶的祥瑞图中有一“胜”字形,便是借助《宋书•符瑞志》考察出其寓意和年代关系。这种将汉画像图像和秦汉的相关文献进行参照比对,正反映出该书副题所言,通过这些图像的解释,勾勒出汉代对于宗教祭祀及相应文化表现的轮廓,以窥当时人们的艺术“思想性”。 

  关于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一书的启迪感想只能说这些了,我的意图是通过对这部著述的认识,来讲述对汉画像艺术历史寻迹与研究探路的方法认识,这大概是我今天讲题与其他同道讲题的差异之处。归纳来说,巫鸿武梁祠一书是以图像学为主体,集合了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乃至艺术表现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研究方法,将西方艺术史的方法论与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有机结合,这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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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链接】 

  武梁祠,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紫云山南麓,是东汉晚期一处家族祠堂,包括武梁、武荣、武班、武开明(已残损)四个石室及两个石阙,计有遗存画像石约四十余块。这些画像石构成了祠堂遗址内部的景观,可谓完整而精美的画像石装饰,是至今保存最为整体的东汉时期祠堂遗存。 

  根据文献记载,自北宋起武梁祠就受到欧阳修的关注,在他编撰的《集古录》(又名《集古录跋尾》书成于宋嘉佑八年,即1063年)中有记载。之后,南宋学官赵明诚等文史家也有关注,特别是赵明诚在《金石录》中对武梁祠有较为详实的记述,还有南宋洪适的《隶释》和《隶续》中有提及,特别是《隶续》中采录有部分画像石资料,这些可说是两宋关于武氏墓地石刻记载的据实文献,也代表了两宋时期对武梁祠画像石第一波研究的水平。到了元代至正四年(1344),嘉祥县遭受特大洪水灾害,武梁祠遂被埋没地下。及至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九月,浙江钱塘人黄易出任济宁运河知事时,亲历此地,主持挖掘了武梁祠,方重见天日。晚清以来,一大批文史学人又纷纷考察和探究,形成武梁祠研究的另一个高峰。 

  据《隶释》卷十六所录“武梁碑”记载,以及从流传的武梁碑文分析来看,武梁应该是一个极具清高的隐士,因为官府曾多次邀请他做官均被他婉拒。这件事从武梁祠画像石中的一个画面可以得到佐证,这个画面位于祠堂西壁的左下角。如果按照古代自右向左的阅读方式,它相当于武梁祠墙壁上的最后一个画面。这恐怕是传统著录的一种格式,著者居后。无独有偶,司马迁修撰《史记》时,也是将自己放在最后一章,这或许是汉代史家记录历史的一种选择方式,抑或是独特视角。可谓是说,所有的史述到我这里“尽收眼底”。武梁应该是延续了《史记》的这一传统著录形式。同样,也是体现出武梁对历史观察和选择的终极认识。 

  武梁祠画像石的位置是全方位的,比如,屋顶上是征兆图像,表现汉代人的天命观,因而大量的自然征兆均被镌刻其上,说明这是上天的意志。对照来看,如皇帝行事正当,上天便出现祥瑞以示褒扬。然而,此种画像艺术的表现并不真实。按照史料记载,武梁所处的时代整个朝政被太监把持。《后汉书》曰:“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委任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如是看来,武梁祠堂屋顶上的祥瑞图像的真实性有待查考,祥瑞图像或是武梁对政治理想的寄托,或是通过征兆和图谶来表达自己的期望。自从巫鸿加入其研究行列,使其研究的知名度大为提升。其主要学术贡献在于,采用启发性的“活”的话语,生动阐述久远历史的“学术史”。 

  依据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路数来作判断,武梁祠算得上是历史上极具重要的遗产遗存。如是而言,对中国艺术史研究来说,也是重要的画像艺术的经典之作。特别大量精美的石雕画像,以及丰富的榜题文字,可说是图文互证的历史写照,其挟带而来的涉及社会、历史,乃至文学和古代哲学的史料,称得上是一座巍峨的艺术史丰碑。巫鸿1987年获哈佛大学美术史与人类学双重博士学位,选择武梁祠之题做博士论文实属厚积薄发。这部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著作出版后,即获全美亚洲学年会最佳著作奖。 

  巫鸿武梁祠研究,注重回应以往武梁祠研究中生发出来的问题而论,其研究视角新颖。诸如,针对武氏家族墓地的遗存进行清点和著录,这项工作极为困难,在有限文献支撑下,要完成对相互矛盾的历史断代、祠堂归属以及编目程序是否合理等诸多问题实属不易。此外,如错录铭文等问题更是考验学者的学识和耐力。通过重新检验发掘记录和以往著录,以及尽可能复原“历史语境”的方式,将其研究还原到武梁祠及原本所处的环境——武氏家族墓地,以此获得更加真实的历史观察。可以说,巫鸿对武梁祠的研究,已经构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中的一个“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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