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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发展报告
2018年10月24日 14:04 来源:《艺术百家》 作者:李心峰 孙晓霞 秦佩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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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作为引领新时代发展的纲领指针,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并发出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伟大号召。近年来,积极响应党的各项文艺政策,落实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和十九大报告精神,聚焦文化自信,思考文化自觉,构建中国艺术理论的本土话语体系已经明确成为艺术学理论界共同努力的方向。2017年,艺术学理论界不断强化自身建设,学科构成与学科结构愈益清晰,学科评价机制日益丰富完备,中国话语、中国问题及中国艺术理论研究都在学科体系中得到深入,基础理论研究在纵、横两个层面上都有新拓展,艺术史研究力作频现,艺术批评风气渐好,跨学科研究发展迅猛。这些都是年度学科发展的亮点。本年度,也是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艺术学理论作为艺术学门类下五个一级学科之一得以体制化的第七年,整体来看,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已走过刚诞生那几年那种面对质疑、回答质疑、努力论证学科合理性、合法性以及最初生长的初始阶段,开始进入学术增长、成长、蝶变、建构与发展的阶段,朝着学科成熟阶段迈进。

  【关键词】艺术学理论;艺术基础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交叉学科

  【作者简介】李心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孙晓霞: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秦佩: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讲师。

  一丨学科发展概况

  1、学科评价体系及机制建设引人瞩目,彰显学科发展良好态势

  2017年,艺术学理论学科有一个现象格外引人关注,这就是学界高度重视学科评价体系的建构。新增文选、文摘类杂志及年鉴等多个评价性学术平台;相关的学科评价体系日益完善,各种评价结果频出,深刻影响到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设。这些评价性学科机制逐渐显示出强大的动力效能,推动艺术学理论学科健康发展。

  本年度,《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艺术类新增《艺术学理论》双月刊,每期选载各报刊艺术学理论重要学术成果,成为该学科学术评价重要平台。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人文与艺术文摘》,拟于2018年正式出刊。该刊定位文摘类双月刊,涉及文、史、哲、艺四大领域,将艺术学与传统的文、史、哲三大人文学科相并列,各占约四分之一的篇幅,标志着艺术学在我国人文学科中的地位得到充分肯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组织编撰《中国艺术学年鉴2011-2013》(吕品田主编,李心峰执行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其中,“艺术学理论”由孙晓霞、李新任主编。这部专业的学科年鉴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学科升级初期的发展样貌,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

  在学科评价机制方面,教育部的学科评估体系作用明显。2017年度《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中,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的“艺术学理论”被评为双一流学科建设点。2017年教育部公布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中,艺术学理论(学科代码1301)部分共有A+类2所:北京大学、东南大学;A-类3所: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美术学院;B类共15所;其余为C类。在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公布的2017年全国学位授权审核结果中,艺术学理论学科新增博士点3个:河北大学、东北大学、河南大学;已有二级学科授权点新增为一级学科的硕士点4个;新增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7个。12月19日,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宣告成立。学院将原艺术研究院和美术研究院资源加以整合,以艺术学理论为主攻方向。这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得到重视的又一重要体现。

  2、大型会议及青年论坛异彩纷呈,彰显学科发展活力

  2017年,艺术学理论学科召开多个重要会议,聚焦中国艺术现实及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及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的建构与发展;同时新产生了一些青年论坛,聚焦学界热点与焦点,为学科建设与发展增添不少活力。

  最具影响力的会议是全国艺术学第十三届年会暨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筹备会。由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筹)主办,东南大学承办。大会旨在加强对中国传统艺术理论资源的挖掘与阐释,探索艺术理论的中国视角,发现域外学者对传统艺术理论的认识,思考西方艺术理论对中国现代艺术理论的影响。大会设立了艺术理论的中国视角;中国传统艺术理论文献的挖掘与现代阐释;域外学者视野中的中国传统艺术理论;西方艺术理论对中国现代艺术理论的影响;中国当代艺术理论的融通生成等多个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上述主题展开热烈研讨,取得丰硕成果。南京艺术学院两年一届的“全国艺术学青年学者论坛”,本年度举办第四届论坛,强调针对艺术史本体问题展开深入细致而富有成效的研究,探讨主题:一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古美事象’”;二为“中国古代艺术史的‘风雅’话题”。论坛秉持以中国立场为基点,中西方法互为融合,努力探索中国艺术理论的当代阐述与建构的正当性。

  本年度该领域一些青年论坛开始崭露头角,展现出一定的学术影响力。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设立“当代艺术学美学论坛”,围绕与当代中国的艺术实践及理论相关的艺术理论和美学内容进行深入对话交流,从基础理论研究维度对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做出努力。2017年共举办6期活动,其中跨学科研究方面的主题有:“人类学视野下的艺术学理论”、“艺术社会学的审美转向”;艺术哲学方面的主题有“美学如何进入艺术?”、“艺术终结论与中国艺术理论问题”;艺术与历史方面的主题有“17世纪欧洲的哲学与艺术” 、“卢梭思想与现代美学”。该论坛主要鼓励青年学者与业内专家在现场通过高频的思想碰撞,激发出更丰富的灵感、扩展出更深广的问题域。中国社会科学网对每期活动进行报道,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于11月主办“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探讨——第二届‘求是’青年论坛”,打破学科壁垒,探讨卢卡奇、本雅明、阿多诺、 马尔库塞、豪泽尔、伊格尔顿、詹姆逊、齐泽克、朗西埃,以及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布迪厄、格林伯格、T.J.克拉克等人的艺术理论,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诸多理论命题与具体艺术实践、艺术史的关系,以及一些西方艺术史论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些论坛形式灵活开放、话题集中、讨论深入、参与度高,学术氛围浓厚,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和社会效应。

  3、学科正名、学科对象等问题继续得到关注

  关于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学科命名、学科对象等问题,自该一级学科得到体制化确立以来,一直广受关注,本年度也不例外。艺术学界前辈学者张道一先生认为,“艺术学理论”这个一级学科命名仍应使用“艺术学”;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的评价体系应该分开;不应以加强艺术实践的名义来削弱基础理论的重要性;并且对艺术的定义(艺术的共性)、评价标准、分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为学科发展给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与建议。赵奎英的《艺术学理论的名称、对象、边界与谱系》一文主张: 第一,应把作为学科门类的“艺术学”改为“艺术”;把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改回为“艺术学”;第二,将艺术学理论研究划分为“元艺术学理论研究”、“原发艺术学理论研究”“继发艺术学理论研究”三大研究系统;第三,为艺术学理论勾画“虚线”边界;第四,形成艺术学理论的开放谱系。王廷信的《从艺术门类间的关联性看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一文认为,艺术门类间的关联性是艺术学理论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学科构建中要将艺术作为一个整体,通过理解各门艺术之间的关联来认知艺术规律和本质特征,构建其涵盖各门艺术普遍规律的理论体系。

  二丨艺术基础理论研究

  基于本土理论体系建构的自觉意识,艺术基础理论研究聚焦时代性与现实性问题,涉及领域宽广,思考深入。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立足时代,探讨“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发表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次在与三个自信的密切关联中,明确提出“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之后,习总书记在许多场合多次阐发文化自信理念,愈益深化其理论内涵,加强其理论分量。文化自信也成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关文化论述的核心理念和重要主题。思考“文化自觉”,聚焦“文化自信”,成为本年度艺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

  秦佩、李心峰《“文化自信”语境下艺术理论研究的“中国”取向》一文认为,“自文艺工作座谈会以来,‘文化自信’已经成为中国精神文化生活中最能提振精神、凝心聚力的时代强音与精神坐标。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已置身于一个以‘文化自信’为主要精神标识的独特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文章认为,在这一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总览近年来中国艺术理论研究的整体状况,我们很容易发现其所呈现出的一个突出趋向,这就是艺术理论研究所体现出的鲜明的‘中国’取向”。文章从弘扬中华美学与艺术精神形成热潮、探寻传统艺术理论资源、建设中国话语和艺术学理论建设努力追求中国特色三个方面描述这一“中国取向”,指出艺术理论和艺术学学科建设应立足于中国文化艺术传统和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实践,做出对世界应有的贡献。

  王一川《民族艺术理论传统的世界性意义》从当下中华民族寻求文化自信对于艺术理论的必然要求出发,思考如何确立文化自信下的艺术理论传统自信,认为,“从晚清到20世纪末,中国艺术理论的世界性建构的主要特点在于:尽力以西方主导的世界性话语置换本土民族话语或地方性话语”,而自进入21世纪,我们“应当致力于本土民族话语的现代性转化及其世界性重建。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艺术理论已经到了重新挖掘本土民族话语以便与世界性话语展开对话的时候了。而这正是寻求文化自信的中国艺术理论所应当做的。”作者分别从知识型、学科范式、命题系统和本土品格四个层次,探讨“中国艺术理论传统在当代世界重要任务下寻求传承、转化或更新的可能性即世界性意义。”应该说,作者把文化自信理念在艺术理论领域真正落到了实处,而这对我们极富启示意义。

  文化自信离不开文化自觉。新时代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也必然通往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有着深层次的、内在的、必然的逻辑联系。2017年,恰逢费孝通先生明确提出“文化自觉”理念20周年。有关文化自觉尤其是费孝通与文化自觉思想的探讨,成为本年度热门话题。《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文化自觉与艺术学理论研究”专栏于第三期和第五期,设立“费孝通文化思想研究专题”。作为该专题的学术主持人,李心峰分别撰写了《费孝通对于“文化自觉”的自觉》、《对于“文化自觉”,还需进一步自觉》的“代主持人语”,回溯费孝通“文化自觉”理念的提出过程,阐发其理论内涵及作为重大时代主题的意义。第三期该专题刊发五篇文章,其中,方李莉《费孝通“文化自觉”思想的再解读》作为一篇很有分量的学术文章,更为具体地探讨了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思想的时代背景、历史语境,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与非凡意义。第五期该专题刊发四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文化自觉及其与文化自信的关系作了新思考、新探索。

  2、面向社会,探究艺术的“人民性”

  艺术理论研究面向社会,思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本的精神实质及其艺术特征,探讨艺术的人民性,是本年度艺术理论的重要主题。代表性成果有范玉刚《“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人民性研究》。文章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系列讲话,深刻阐述了新形势下当代文艺发展道路问题,阐明了当代文艺的根本是文艺的人民性。文中深度诠释了文艺的“人民性”问题,进而强调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范畴,指出人民才是文艺的剧中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才能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3、面向传统,探寻艺术理论的中国特色

  夏燕靖《中国特色艺术理论应重建学统》一文强调,构建中国特色艺术理论关键在于对古典艺术理论的研究,即以中国学术的自主性重建学统。对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进行文本解读与深入探究,发掘其崭新的时代思想,可为建设中国特色艺术理论奠定基础,因此必须稳固话语立场,保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所蕴含的“艺术精神”与当代艺术实践相结合,完成对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当代性释义。易冬冬《中国传统礼仪中的美学问题》一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以礼乐为标识,其符合现代艺术观念而成为美学和艺术研究对象,因此应以美学和艺术来接引中国传统礼文化,将礼看作一种以行礼之人为核心的综合性的、具有演剧性质的典礼艺术。张自然《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研究中文献的鉴别与运用》,对传统艺术理论的文献学问题作了有意义的探讨。

  王一川《艺术家的可能性及其当代范例———以韩美林艺术创作为个案》一文关注中国传统艺术中“贯通性艺术家”现象,通过对当代艺术大家韩美林的个案研究,审视艺术的一般性问题,探讨今日有无可能回归贯通性艺术家这一中国传统。文章认为韩美林艺术的多门类与多媒介交融、古今中西雅俗纯实等多重价值打通、普遍人道精神及外圆内方等特点,体现出对中国艺术心灵传统在其民间艺术心灵层面的回归,这种艺术通才的出现及其社会影响力,对当前公民社会中的艺术公赏力建设有积极价值。

  4、面向本体,建构理论系统

  陈旭光《艺术的本体与维度》 是本年度艺术哲学研究方面的可喜收获。本书立足于艺术和艺术学理论在新语境下的新发展,吸收国内外艺术实践和研究成果,系统论述艺术本质、本源、功能和价值意义,探讨艺术活动、艺术起源、艺术的创造与生产、艺术作品、艺术传达、艺术的接受与传播、艺术的批评与阐释等理论,立足艺术本体,建构起一个艺术学体系性构架。王列生《论艺术时间的假定性及其符号指涉方式》 一文对艺术时间及其假定性这一重要艺术本体论问题做了很有意义的思考。

  5、面向历史,考察艺术理论来路

  凌继尧通过翔实厚重的史料爬梳与对比分析,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与之后分别发生了中国艺术理论和西方艺术理论的两次历史错位:80年代之前,西方艺术理论重视艺术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而中国艺术理论重视艺术外部因素的研究;80年代以后,西方艺术理论从艺术的内部研究转入外部研究,而中国艺术理论则从艺术的外部研究转入内部研究,他指出这些错位的发生,表明中国艺术理论在接受外国艺术理论时的选择、疏离和重塑。学科史方面,王杰泓的《中日近代术语对接的复象现场与历史经验 ———以 “文学”“艺术”“文艺”为例》考察中国现代学术分科中的 “文学” “艺术” “文艺”等术语的发展历史及概念特征,通过对此种“星丛”概念相互指涉以及术语“活态生成”复杂性的历史探微,深入把握中国艺术学科现代转型的真实过程。李轶南《中国现代艺术思想的肇始:以李叔同、丰子恺、钱君匋为中心的考察》考察李叔同、丰子恺、钱君匋师生三代,围绕器识与文艺、运用跨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问题意识及成果特性,指出他们的艺术探索打破各门类艺术间的传统界限,探索实验新的表现途径与视觉艺术结构,在跨学科交叉视野中实现新的综合,在中国现代艺术建立之初,起到了开创性、引领性和示范性作用。

  刘桂荣《东方哲思与约翰·凯奇的艺术哲学》,探讨当代艺术家约翰·凯奇“空却自我”、“艺术即生活”等先锋艺术理念与东方禅宗、易经及道家哲学方面的关系。韩清玉《作为认识论的“自觉”说与艺术自律性——兼及柏格森与克罗齐的比较》,胡光金《艺术的交流价值:莫里斯的艺术符号观》等文也是关于一些艺术理论大家重要学说的历史阐释,值得关注。

  6、理论译著纷然涌现,彰显学科开放性

  本年度艺术理论译介成果颇丰,特别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丛书,将若干历史上曾对艺术理论有重要影响的译著复印再版,包括(法)伊可维茨(Marc Iekowicz)的《艺术科学论》;泰勒(H.Taine)(又译泰纳)的《艺术哲学》,(俄)托尔斯泰《艺术论》;(日)木村庄八的《西洋艺术史话》;(前苏联)弗理契《艺术社会学》;(法)赖那克(S.Reinach)《阿波罗艺术史》等。这些著作是1911-1949年期间翻译引入的艺术理论文献成果,对探究解读中国艺术学学科的早期历史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基础理论方面,周宪主编“西方艺术史论经典”丛书中,康拉德·费德勒的《论艺术的本质》由丰卫平翻译出版。康拉德·费德勒,是德国19世纪最重要的艺术理论家之一,被誉为“艺术学之父”。他首次提出应建立不同于美学趣味的艺术判断“Kunsturteil”准则,提出艺术存在于具体的门类中。本书是德国政论家、艺术理论家汉斯·埃克施泰因从康拉德·费德勒的作品集中精选出最能表现作者艺术理论思想的部分,集结成书。书中内容涉及艺术与哲学、艺术与美、艺术意识与塑形过程、艺术的内容与表达、艺术科学与品质、艺术与时代精神等,均属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核心问题。

  高建平强调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些重要的术语被保留、丰富,其本身就是理论构建的一个重要侧面,标示记录理论已取得的成果,指引理论的发展方向,因此要注重对在西方美学和艺术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出现的核心的术语、概念和范畴进行研究。为此,他将泰格·C.诺浩特 (Tiger C.Roholt)《艺术哲学核心术语(英、汉)》加以注释并出版。廖内洛·文杜里 (LionelloVenturi,又译里奥奈罗·文杜里)的《艺术批评史》早在2005曾由迟柯翻译为《西方艺术批评史》;2017年邵宏翻译为《艺术批评史》再次出版。该书的核心理念是要深入到人类的心灵中去挖掘艺术历史事实审美价值,而不是摒弃思想与思考,或简单进行编年史的研究。书中对艺术史研究的指导性标准进行修正,对艺术史、艺术批评与美学之间关系的反思与清理等方面也为我们带来重要启示。保罗·史密斯 (Paul Smith)《艺术理论指南》主要是一部视觉艺术理论指南,纳入该领域专家撰写的41篇原创文章,对从古代和中世纪文献到自文艺复兴以来所产生的种种现代艺术概念,再到新近关于艺术的一些思考的整个发展过程都一一做了清理。

  三丨艺术史研究

  本年度艺术史的书写与研究令人振奋,面世的成果,无论是篇幅短小、论述精辟的文章,还是皇皇巨著、内容精深的著作,都各有抓人眼球的亮点,引人瞩目。

  1、 通史型艺术史书写

  在艺术史著作出版方面,本年度李希凡总主编《中华艺术通史》英文版的问世值得历史纪录。中文版《中华艺术通史》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于1996年启动,历经十年集体攻关,于2006年到2007年,700多万字、2000余幅图片、共十四卷全部出版,成为新时期我国艺术史研究乃至整个艺术科学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成果。此后,这套大型中国艺术通史著作,又根据不同层次读者需求,被压缩成六卷本《中华艺术通史简编》,以及上、下二册《中华艺术导论》陆续出版,产生广泛影响。耗时多年完成的十三卷本英文版《中华艺术通史》——A GENERAL HISTOTY OF CHINESE ART,由美国WAYMONT INTERNTIONAL USA推出,在国内外发行,对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起到积极作用,也把这部当代中国重要的艺术史巨著介绍到了世界。

  于2016年末问世的徐子方《世界艺术史纲》,是从一般艺术学与文化地理学相结合的视角对整个世界的艺术做整体的历史书写的非常值得肯定的尝试。该书共计六十万字、三百多幅图片,呈现了人类艺术的历史面貌,是一部意在揭示人类历史长河中各艺术门类互动发展历程的简明世界艺术通史著作。全书分为“艺术寻根——史前欧洲”“地中海的辉煌”“东方之光”“欧洲重登巅峰”“西方艺术扩张与全球化艺术”五大部分,将世界各区域舞蹈、音乐、戏剧、建筑、工艺、绘画和雕塑等各门艺术发展历史熔为一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概要的梳理。该书有不少创新性的观点和研究视角,如作者特别关注“人类艺术中心区域发展流变”,以之作为书写人类艺术演进的主要线索;认为艺术与人类的起源并不同步,人类起源于非洲而艺术起源于欧洲,“欧洲是人类艺术中心的第一站”;认同贡布里希不是把温克尔曼而是“把黑格尔称为艺术史之父”的观点,力图书写一部一般的、综合的,世界的艺术通史;等等。这既是一部富有原创意义的学术专著,也为艺术学理论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提供了一部紧缺的高水准教科书。

  2、艺术史原理与方法的研究

  本年度该领域研究集中在对艺术史与艺术哲学、艺术史如何书写、世界艺术与中国艺术史、艺术史料学等问题讨论上,这些文章各有其深入的思考,给人以深刻启发,值得关注。

  赵奎英《艺术哲学与艺术史研究之间的对话——也谈海德格尔与夏皮罗之争》一文分析了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与作为艺术史家的夏皮罗,二人之所以对凡高《鞋》产生争论,实际上是因为他们之间对话的前提是有错位、不平等的。作者认为,艺术哲学是对艺术的总体界说,其研究对象是艺术的普遍本质;而艺术史研究的对象却是个别的、具体的艺术事实。二者对话的出发点不同,那么对凡高《鞋》的争论就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作者指出:“第一,艺术之思不同于艺术史研究,海德格尔艺术之思的任务是追问艺术的本质,而不是考察具体作品对象的所属;第二,物之所属不同于物之所是,搞错鞋之所属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海德格尔的艺术本源之思;第三,夏皮罗判断鞋之所属的依据并不比海德格尔的依据更有效;第四,海德格尔的艺术真理观并非对艺术家在场的否定,它只是调整了艺术家在艺术世界整体中的位置。这个世界整体重建了艺术与神性领域、与民族历史世界、与大地自然根基的联系,体现一种更高的生态人文主义精神,导向一种更宽广的生态宇宙整体,而非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最后,作者认为艺术哲学和艺术史之间的合作,需要首先搞清楚像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究竟在说什么,并对他的“艺术之思的界限”做出反思,才能进一步寻求艺术哲学和艺术史研究之间的合作。

  刘悦笛《从“物质文化”到“生活史”:中国艺术史的新生点》一文开篇即指出:“以柯律格为主的海外汉学研究者,恰恰代表了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最新走向,无论是关注‘物’的历史,还是关注‘生活史’,都成为中国艺术史的新生长点”。生活史研究是对艺术家生活经历的深描与分析,代表作是柯律格《雅债》和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前者以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征明的社会交往为视角研究其艺术,后者则以明清易代之际的书家傅山为个案研究对象,将其置于整个时代的物质文化、印刷文化、学术思想等大文化的构架中考量。艺术史中关注“物”的历史,有明人文震亨《长物志》一书,表现出来的恰是中国古代文人所独具的“生活美学”的物体系,柯律格《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地位》则是这方面研究的奠基之作,它融汇了文本与图像的研究。作者最后强调“研究中国文化如果从‘生活美学’的角度出发其实更为贴切”。

  沈亚丹《论一般艺术学视域中的世界艺术史书写——兼评徐子方<世界艺术史纲>》一文谈论的是从一般艺术学的视域审视世界艺术史书写的问题。作者认为以往世界艺术史存在偏差:“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当代西方世界艺术史写作对东方艺术涉及较少:其二,目前所谓的世界‘艺术史’,大多是美术史或者造型艺术史,而非一般艺术学层面上的艺术史书写。”作者对2016年末问世的徐子方《世界艺术史纲》给予高度评价,指出该著作“既体现了中国史学精神,也是打通各艺术门类壁垒的艺术学理论研究层面上的艺术史”。

  那么,世界艺术研究和中国艺术史学应该如何书写?曹意强《世界艺术研究和中国艺术史学》是一篇引人深思的文章。20世纪初全球史的观念引入中国,中国的艺术学者也开始意识到只有将中国艺术史置于世界艺术的语境中才会真正获有意义。但是在全球史观念下开展艺术研究,“如何表述民族艺术及其历史的普遍意义或全球意义,而又不泯灭其独特价值”,是研究者面临的长久困境。该文追溯了这一历史背景,并为中国艺术史学的书写给出了答案。作者认为,中国传统艺术著作中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和鉴赏、目录学极为繁盛,这与西方和当代中国所理解的艺术史深有不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艺术深深根植于中国史学,且很少有重要人物参与艺术史(“绘画史”)的书写。如果将全球史的观念引入中国艺术史的书写中,那么一个显见的结果是“中国史学在艺术上的得与失都是非常显豁的”。为此,作者给出的回答是,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史学思想中的审美要素”的观点对解决这种困境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张仲谋《“艺术史料学”学科建设刍议》一文强调了艺术史料在艺术史的书写与研究中的重要性。作者指出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与著述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有很多方面缺乏实质性突破,其重要原因是“相关艺术史领域在史源的开拓,史料的发掘与积累等方面,没有能够提供足以改写旧版艺术史的艺术史料”。作者进而指出“艺术史料学的目的与任务,就是总结近百年来艺术史料收集整理研究工作的经验与教训,摸清中国古代艺术史料的储存与分布,明确艺术史料收集整理工作的原则、思路与方法”,为艺术史的突破与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

  可喜的是,本年度有关艺术史的理论与方法(亦即艺术史原理或艺术史哲学)的探讨,还产生了几部值得关注的学术专著。其中,李倍雷、赫云的几项研究成果引人瞩目。其一是《中国艺术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该书分为13个部分,分别探讨与分析了“中国艺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艺术史学与艺术学理论的学理关系”“回到艺术本质的中国艺术史学”等问题,对中国艺术史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做了系统的探讨。其二是《主题学介入艺术史学方法与理论研究》。该书重点分析和研究母题、意象、题材、套语在图像中的呈现与主题的关联,分析艺术史中图像的主题含义;探讨相同主题与作品图像的表达方式,由此探讨同一主题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分析同一母题、意象、题材在不同时期的主题内涵发生的变异和由此带来的主题变迁;分析作品主题变迁与艺术史变迁的联系,即主题与史学变迁的因果联系;探讨建构主题变迁与艺术史变迁内在逻辑理路的理论与方法;探讨与分析主题学介入艺术史学研究可行性与有效性,从而提出主题学介入艺术史学研究的理论价值、意义和贡献。质言之,该成果的主要观点是认为“艺术史的变迁实际上就是‘主题’和‘母题’的变迁”,“主题的演变也影响到艺术风格的变化和迁移”。而两位作者的《从山水画“隐逸”主题的演变窥探艺术史的变迁》一文是以具体案例诠释“主题”如何影响艺术史的变迁。文章对山水“隐逸”主题在不同时期内涵发生的变异而引发的艺术史变迁的因果关系做出了具体而详实的解释,再次强调作者的观点:“中国传统艺术母题的演变、主题的变迁,也昭示了一个中国艺术史变迁的脉络”。《艺术变迁史中的主题学与图像学关系——基于中国古典绘画“渔父”母题图像分析》也是以具体案例中国古典绘画中的“渔夫”母题意象诠释艺术主题、艺术史变迁,强调主题学与图像学在探究艺术变迁史中的重要价值。

  此外,吴明《艺术史方法下的电影与中国画》、刘渟《论20世纪30、40年代“无名艺术史”的研究范式与价值取向》、杨朋《中国艺术史研究中的“地理意识”探析》、李琛琪《包华石谈中国的艺术史研究》、赵崇华《艺术史语境下的人物研究——以王光祈研究为例》、[澳]苏姗·露维斯著,王永军、孙晓勇译《岩画与艺术史学:学科视角的持续探索》、林成文《古典的现代性及其当代意义——以英国艺术史家肯尼斯·克拉克为切入点》等文章都是对某个具体的、典型的艺术事实或艺术人物开展的颇有深度的研究,都是本年度艺术史基础理论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成果。

  2、艺术观念史研究产生力作

  艺术思想史、观念史是艺术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本年度在艺术观念史研究方面产生一部有分量的力作——刘成纪《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该书90万字,是作者研究先秦两汉艺术观念演进过程的最新成果,作者用功极深,前后历时十余年完成。该书“力图打破固有中国艺术史和艺术思想史研究的窠臼,主要特点如下:一是以艺术观念为切入点,解决中国艺术史研究和艺术理论史研究长期分离的问题;二是将中国艺术视为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连续环节,从而使艺术史关涉的问题更趋多元化;三是突破审美对艺术史的疆域限制,在审美之外更多植入哲学(象征)维度的内容;四是追求‘照着讲’而非‘接着讲’,避免前置判断,保持价值中立,让艺术史最大限度地回归中国历史本身;五是追求史料的坚硬度、哲学的深广度和精神的高远度相结合,力求实现对这一时代艺术状况的整体观照”。郭必恒《中国传统艺术观念关键词》探讨八个中国传统艺术观念:意境、气韵、流变、形神、中道、乐游、妙悟、谐和,梳理其形成过程,分析其复杂内涵,着眼于对于当代中国艺术理论建构的启示意义,在中国古代艺术观念关键词研究方面做出有价值的开拓。

  纵观本年度该领域的总体状况,艺术史的书写与艺术史理论研究并重,都取得了有分量的成果。这些成果一个显著的共同点是,都自觉实践着一般艺术学意义上的大艺术观理念。这无疑是艺术学学科升门以来学界长期倡导的研究理念的具体表现。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国艺术史学科的新局面正在展开。

  四丨艺术批评

  2017年,艺术批评界贯彻党和国家各项文艺政策,导向明确,风清气正,成果丰硕,呈现出可喜发展势头,新时代艺术批评新局面呼之欲出。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继承文化艺术传统,接续中华文脉,建立当代中国艺术批评的本土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已经成为学界共识。第二,艺术批评的理论探讨愈加深化,学界在对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中西、古今阐释中力图实现“中国艺术批评”理论、方法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第三,对于批评史上重要的批评学说、批评流派、批评方法的个案研究各彰其彩,成为整个艺术批评学科的有机组成部分。

  1、关注传统与当代,努力构建中国艺术批评的本土话语体系

  近年来,艺术批评界积极直面批评的现实与问题,不断反思以往存在的种种弊病,重塑批评精神,努力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当代艺术批评本土话语体系。这些研究既能够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深挖理论资源,又能够及时关注当下,在传统与当代的融合中为艺术批评立规矩,相关的专题文章、系列文章屡见报刊。

  “文艺评论与中华文化创新”专题讨论的是艺术批评如何阐述、激活、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推动文化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也是当前艺术理论界和批评界面临的前沿性课题。该专题收录四篇文章,都充分肯定了传统文化的力量和精神价值,指出文艺批评需要有充分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继承文化传统、传续中华文脉。云德《溯精神源流赋文化新篇》认为:“每一个负有时代责任与艺术良知的文化工作者,都应保持足够的理论清醒与文化自觉,与时代潮流共进、与文化存续同行,溯民族精神之源流,辟与时俱进之新路,创中华文艺新辉煌。”蒋述卓《当代文艺评论应自觉与文化传统构成一种对话关系》进一步指出:“在文化立场层面,当代文艺评论必须建立整体性的文化视野。在学理方法层面,当代文艺评论应自觉发掘古代文论的理论资源。在具体创作和批评实践层面,应更多自觉地重视和借鉴传统文化资源。”汪涌豪《文艺评论亟待开显汉语性》强调批评话语要“开显汉语性”,批评“必须坚持主体的自我主张”。林鸣岗《人文关怀的批评和未来发展》则强调“人文关怀”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批评标准,对“母体文化”的重新认识和挖掘是文化自信的重新激活。史爱兵《中国艺术批评本土话语的回归与重构》和谢柏梁《当代中国文艺评论的文化传统与话语特色》所讨论的也是这一话题。史爱兵为中国艺术批评本土话语的回归与重构大声呼吁,认为“在立定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艺术理论、归纳新时代的文化精神,建立一套能够呈现中国人文精神内涵、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话语表达途径和方法。”谢柏梁则明确指出,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评论话语体系尤为重要。

  如果说上一组文章集中讨论的是艺术批评如何与传统对话的问题,那么“文艺批评的当代性思考”专题则聚焦艺术批评与当代的关系,讨论艺术批评如何适应时代环境,更好地面对当下艺术发展的复杂状况开展有效的批评。这组文章认为,艺术批评应当保持时代性,坚守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导向,回归到艺术作品本身,对作品进行深度解读,把握批评的审美追求和精神鞭策,坚持批评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发挥出艺术批评超越时代、指点现实、引导创作和接受的积极作用。针对艺术批评人才的问题,吴戈《文艺批评队伍建设、生存环境及其他》指出“文艺批评必须重视批评队伍建设,娱乐性文化环境、官本位话语体制、市场化标准口径和维持型创作现状所导致的批评队伍建设迟缓必须有所改变。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育具有文化思想涵养的批评家,将改变文艺批评的局面。”周星《文艺评论的时代精神与当代价值》、胡一峰《文艺批评的与时俱进与自我革新》等文章,也对艺术批评的当代价值和定位做出了思考与阐释。

  针对当下文艺批评面临的问题及出路、原则与标准、形态和机制等问题,“文艺观潮·文艺批评再出发”系列文章对此作出集中讨论,是一组针对性强、见解独到的文章。包括黄育聪《文艺批评空间重塑“四步走”——以“闽派”新锐批评实践为例》、张永祎《医治当下文艺批评的“亚健康”》、李掖平《文艺批评要维护灵魂健康》、李雪《文学批评也有“自己的宇宙”——谈李健吾文学批评的时代意义》、赖大仁《文艺批评谨防不加区分“一锅煮”——谈构建开放多样的批评形态和评价引导机制》、杨光祖《提升文艺批评的思想力量》等文章。赖大仁针对批评界存在的不加区分“一锅煮”状况,主张建立开放多样的批评形态和评价引导机制,通过解决“跟”与“引”的问题、“褒优”与“贬劣”的问题、开展创作实践评论与文艺观念讨论辨析、建立分类评价引导机制等方式,强化批评的有效性、吸引力和影响力,构建批评的新格局。杨光祖认为,文艺批评乱象频出、公信力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批评家哲学素养的严重匮乏,这导致了批评没有穿透力,缺少高屋建瓴、入木三分的眼光和力度。他强调“文史哲不分家”并指出,批评家需具备审美直觉、谙熟文学艺术史、具备文学感悟力和艺术判断力,同时,急需加强自身的哲学素养,锻就自己的思想力量。

  2、艺术批评理论研究渐趋深化,努力探索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这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艺术批评基本理论诸问题的讨论上,关于艺术批评的本质与定位、功能与职责、方法与特性、价值及当代意义、传播方式与发展路径、动向和趋势等,都有精彩讨论。这些讨论在中西、古今的对比和阐释中显示出学界对实现“中国艺术批评”理论、方法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努力。

  王志亮《后批评状况,抑或艺术批评的政治哲学介入》和吴秀明《批评与史料如何互动》两篇文章是对艺术批评发展动向的观察与研究。前者对当下艺术批评的新动向做出“政治哲学的介入”的判断,指出21世纪中西方艺术界普遍出现后批评状况,这种后批评状况表现在:西方“从社会整体文化氛围到艺术世界,再到批判理论内部,批评被挤到了最边缘的角落”;而中国批评界则集体出现“批评失语”的情况。作者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对批评的本质和定位出现了误解,当代人过高预设了批评的功能。他从波德莱尔的观点和讨论中强调“批评拒绝职业化”,进而指出艺术批评具有第三空间特性,即临时性与虚拟性(文本性)。后批评状况与其说是批评的衰落,不如说是批评的回归——批评从非常态回归到常态,即回归到自己的第三空间特征。在这一回归过程中,“以朗西埃为代表的新左翼政治哲学理论被批评家引入文本写作,成为推动当代艺术批评发展的新动力”。后者立足于文学领域,对当代文学批评的新动向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即“返回当代文学的历史现场进行历史、具体的考察,思考批评与史料进行互动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寻求历史逻辑与艺术逻辑之间的协调与沟通”,强调批评不能只停留在纯文本层面的赏析,而要与史料互读、互证、互融。这被作者称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潜在向度和新生长点”。该文尽管是从文学批评的视角讨论“批评与史料如何互动”的问题,但无可否认的是,史料对于任何门类艺术的研究和批评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该文对于整个艺术批评同样具有启发和借鉴的价值。

  “穿越的知音:文艺评论的演进”专题聚焦当前艺术批评发展的举措和路径,从中西、古今两个视角,追根溯源,回答文艺评论如何继承传统、实现现代转型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给出答案,明确了一些重要的举措和有效的路径。程小牧《“艺术评论”的诞生》从西方视角切入,征引大量历史事实,阐释了“艺术评论”概念的由来、发展和内涵,对于人们厘清这一概念具有显见的价值。该文从1737年至1880年间的法国沙龙展及随之出现的狄德罗“沙龙随笔”开始,回顾了“艺术评论”的诞生历史,详细描述了由评论家狄德罗开创的“一种新的话语形式”,即对话体式的艺术评论,其始于文学性,兼及美术专业的方法论问题。由于狄德罗和其继承者波德莱尔、戈蒂耶、普鲁斯特等人的大量评论实践,使得这种评论成为“一种自律自足的新文类”。在追溯历史的基础上,作者引用德雷奈尔的定义——“艺术评论是一种独立自足的文类,其目的是考察、评估和影响同代人的艺术创作”——进一步阐释了艺术评论的概念余内涵。杨明刚《建构当代“知音论”文艺批评体系》深入到中国传统艺术理论资源中,阐发中古“知音论”的理论内涵和历史价值,认为成熟于刘勰《文心雕龙》的“知音论”是极具中华民族思维底色,涵括本体论、读者论、价值论等在内的理论体系,“知音论”是当代文艺评论稳健发展的价值判断标准和有效路径。该文对理论界普遍关注的艺术批评如何挖掘古代理论资源、如何继承传统、如何回归本土话语等热点问题,做出了深入的思考并给出了具体的回答。刘剑《大众传播与现代艺术批评的兴起》考察了现代艺术批评出现和兴起的背景及原因,指出“现代艺术批评在大众传播基础上兴起并诞生了作为学科的艺术批评”。文章讨论了媒体在现代艺术批评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媒体的传播是批评必不可少的支撑,批评的效力最终取决于传播的效果”。这对于艺术批评如何在互联网、微信等新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发出有效的声音,给出了重要提示。

  此外,面对互联网时代出现的各种繁杂的文艺现象和批评形式,夏秀《当前媒介环境下艺术批评“两极化”现象分析现代传播》、陈旭光《互联网时代的艺术批评问题断想》、周星《关于当下艺术批评观念的思考与辨析》、李昌菊《艺术批评的立场反思与文体探讨》等文章都对此作出了分析与思考,值得关注。

  3、对于批评史上重要学说、流派的研究各彰其彩

  在有关艺术批评史上一些重要学说、流派的个案研究中,着眼于深度分析某种典型的批评理论成为研究者的共识,这其中对西方艺术批评理论的阐释依然具有很高的学术分量和价值,这无疑是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马克思主义对当前中国文艺批评的意义举足轻重,占据主流话语的位置。但与之不符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在当代文艺批评实践中缺乏充分显现、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的思想理论体系有待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学的中国化构建有必要进一步展开。韩清玉《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研究方法论的启示——论 T. J. 克拉克的艺术批评》从个案研究中回应上述问题,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当代文艺批评的基本立场,更可以作为行之有效的批评方法”,作者深度分析了英国艺术批评家T. J. 克拉克艺术批评的方法和话语体系,认为“他在建构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胜过许多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将‘艺术生产’‘意识形态’‘阶级’等核心范畴与艺术风格、作品结构结合起来。充分观照特定时期社会经济结构作为艺术作品发生场域的重要性,并将这一关联置于艺术风格和艺术史传统的内在逻辑中,揭示出作品风格和艺术形象在生成语境中的丰富性”。并因此指出“克拉克的批评实践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文艺研究方法的生命力,而方法论的创新会带来批评的力量”。作者在文章最后强调“克拉克的方法对中国艺术批评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生硬搬照,而是“真正以文学艺术自身规律为基点,寻求这一精神产品的历史与审美维度的内在逻辑关联,方能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推向更为纵深的阶段”。

  分析美学是20世纪以来在西方占据主流位置的重要美学流派,其理论观点对于艺术批评的本质、功能、标准等问题的回答都影响深远。刘悦笛《当代“分析美学”的艺术批评论》是一篇解读分析美学对艺术批评诸问题持何种观点的重要文章。文章指出,如今分析美学家认为,在整个分析美学抑或艺术哲学中,“批评的哲学”处于核心地位。早期分析美学认为艺术批评的基本功能是“艺术描述”“艺术解释”和“艺术评价”,这三个层面依次递升。但随着当代艺术批评日益复杂,且同艺术理论的关系更加紧密的情况出现后,以比尔兹利为代表的分析美学家认为,在三个功能之上,批评具有“可传达知识性”。作者指出这意味着对艺术批评的新一轮研究与反思正在进行。“现实主义”“客观主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便成为分析美学家认为的艺术批评应有的基本类别。作者对比尔兹利和古德曼两位重要的分析美学家的观点进行深度分析,指出“比尔兹利认为,美学理应该成为一种‘元批评’,或者说,美学是作为一种‘元批评’而存在的。‘批评的陈述’的具体类型被比尔兹利分为三种,也就是‘评价的’‘解释的’和‘描述的’。古德曼则提出了一种‘工具论的认知主义’,他认为,一切符号都是为了‘认识功能’而存在的,甚至‘审美经验也是一种认知经验’”。

  正如分析美学家认为的那样,“批评的哲学”在整个分析美学或艺术哲学中处于核心地位。美学对艺术批评的介入、批评在美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都意味着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割裂的密切关系。“当代中国艺术批评中的美学问题”国际研讨会也正是对此开展深度分析的一次中西对话。该会议于7月31日至8月1日在浙江大学召开,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阿列西·艾尔雅维奇教授、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柯蒂斯·卡特教授、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王杰教授、国际美学协会执行委员彭锋教授等中西美学界的知名学者均参加了会议讨论。该会议聚焦了当代美学研究中最受关注的热点话题,既立足中国实际,又具有国际视野,在“在现代性理解的多元性、东西方艺术批评的差异性、当代艺术批评和美学结合的必要性等方面达成了共识”。

  在中西艺术理论的交汇融合和中国传统艺术批评理论现代转化的进程中,王国维艺术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具有典型意义。陈旭光、郭涛《王国维的艺术批评理论与实践》深度阐释王国维艺术批评思想与实践,指出“王国维的艺术批评思想与实践依托并互文、互见于他的哲学、美学思想和文学、戏曲等的批评实践,他将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美学与中国古典美学揉合成一套独特的美学和艺术批评理论体系,为中国现代美学以及艺术批评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理论观点和特点表现在“无利害——艺术批评展开的逻辑起点”“古雅——艺术批评中形式美的阐发”“悲剧———艺术批评中凸显的现代意识”“境界——汇通古今中西的艺术批评范畴”等几方面。作者强调“王国维的艺术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是中国古典艺术批评的集大成式的‘终结’,也是中国现代艺术批评的先声,其艺术批评实践奠定的一些重要范式,对中国20世纪的艺术批评具有某种重要的‘原型性’的意义”。

  面对这些成果,可以强烈感受到:当前,艺术批评的学科建设正在受到广泛重视并日益彰显,批评界对于自身的认识和讨论不断深入,尤其是立足本土艺术形态和特点构建学科体系,已经成为艺术批评的学科自觉。

  五丨艺术交叉学科

  2017年度,艺术交叉学科进入稳步发展期,艺术人类学、艺术教育学、艺术管理学、艺术美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符号学、艺术科技学等都有成果出现,其中尤以艺术人类学和艺术教育学突出,优势明显。

  1、艺术人类学

  2017年艺术人类学研究继续保持强势发展态势,在学术史研究、基础理论研究、田野个案研究等领域均取得丰硕成果。艺术人类学的中国理论建构、艺术民族志的书写、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等话题成为年度理论热点。

  艺术人类学理论研究既保持了视野宽广的一贯优势,又在学理上呈现出日益深化的研究趋势,在本土理论总结、国外理论译介与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不俗的成绩。方李莉《艺术人类学理论的中国建构》、项阳《艺术人类学中国话语与艺术传统深层内涵》等都是建构本土学科理论的重要文章。这些成果都是对整个艺术学理论学科强调“中国精神”与“中国气派”的建设作出的自觉努力和有力回应。在艺术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尹庆红《艺术人类学:从符号交流到物质文化研究》、李彩《从人类学到艺术人类学:欧美的非洲艺术研究》、王永健《“原始艺术命题”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等文章值得关注。

  艺术民族志研究是本年度该领域的热点话题,关注的是其基本内涵、书写方式、书写内容等问题。代表性著述有:李清华著《地方性知识与民族志文本:格尔茨的艺术人类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9月出版),方李莉《重塑“写艺术”的话语坐标——论艺术民族志的研究与书写》、赵旭东《中国山水画中的意义线索与民族志书写》、向丽《艺术的民族志书写如何可能——艺术人类学的田野与意义再生产》、杨民康《由音乐符号线索追踪到“隐喻—象征”文化阐释——兼论音乐民族志书写中的“共时—历时”视角转换》、孟凡行《艺术人类学与艺术民族志》等。

  田野个案研究是该领域参与者最多、成果最为丰富多彩的版块,也是艺术人类学区别与其他学科的重要优势所在。音乐、舞蹈、美术、影视等不同艺术门类的学者都可以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开展研究,大量田野个案的研究保证了该学科的发展局面和发展水平。本年度该领域问世10部著作、7部文集和百余篇论文,如卫艳蕾《鼓之舞之:山西晋南鼓舞的人类学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赵旭东等《器物之灵:作为文化表达的包浆与意义的再生产》等著述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对艺术形态、艺术功能、族群与文化认同、文化生态、审美认同、文化身份、艺术家与传承人等问题做出了独特的研究。

  在艺术人类学学科史、学术史研究方面,王永健《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知识谱系研究》是第一本关于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史的专著,将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划分为“学术准备时期:从‘文本’到‘文本’的学术研究”、“学术起步时期:从‘文本’到‘田野’的学术转向”和“稳健发展时期: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学术研究”三个历史时期,并对未来学科发展做出了反思和展望,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董龙昌《列维-斯特劳斯的艺术人类学思想研究》则是国内首部研究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哲学家克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的学术专著,其成果对于国内艺术人类学研究很有借鉴价值。

  在平台建设和学术活动上,本年度该学科依然呈现出异常活跃的态势。《民族艺术》、《艺术探索》、《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等多个刊物设立艺术人类学专栏,集中刊发该领域前沿话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如《“非遗”保护理论与实践的国际对话——“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之十》、《海外艺术民族志与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之十一》,《技与艺——基于中国视角的艺术人类学相关理论探讨》、《艺术的历史——还是艺术人类学?》等对非遗保护、海外民族志、国外学者对艺术人类学的种种认识等都做出了饶有意味的研究。

  本年度艺术人类学学术活动十分丰富,交流广泛,课题研讨涵括范围广,学术含量高。主要有每年一度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该会议今年于10月19日至22日在大连大学召开,来自荷兰、日本、蒙古3个国家的外国专家和来自全国1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围绕“艺术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造型艺术研究”“表演艺术研究”“民俗艺术研究”等议题展开讨论。7月6日,“‘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西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论坛在西北民族大学召开;7月10日至12日,“音乐与认同——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艺术学院举办;9月23至24日“艺术民族志的理论与书写”论坛在山东大学举行;9月27日至28日,“艺术参与社会建构的时代”中国艺术乡建论坛在北京宋庄召开,等。

  2、艺术教育学

  本年度艺术教育学研究成果显著,无论是成果数量、还是研究水平,都是近年来的一次新突破。

  在该领域,产生一部重量级通史著作《中国美育思想通史》,由曾繁仁主编,共分为导论、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宋辽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近代卷、现代卷10卷,每卷20-30万字,系统阐释了中国美育思想的发展历程,集中呈现出中国古代至当代美育思想的成果。

  梁玖《透视逐浪提升性发展的中国艺术教育》一文对五年来中国艺术教育的发展基础和成果、特点作了全面的梳理和判断,并对中国艺术教育的未来充满期待。郝春燕《建构艺术教育人类学的学理思考》从学理角度做出思辨,认为“艺术教育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族群文化行为,也是人类文化进化的重要表现,还是文化发挥社会功能、组建人类文化结构的核心路径”,该学科目前在我国具有“较为健全的学理基础”,可以探索建设艺术学一级学科“艺术理论学”之下的二级学科“艺术教育学科”。彭锋《艺术教育的第三条道路》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人才培养为例,探索专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兼得的第三条艺术教育道路。指出“第三条艺术教育道路的重点是综合基础和分流培养,通过人才分工协作的形式,克服艺术专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矛盾,实现蔡元培‘兼容并包’的理想”。此外,康尔《杜威晚年的教育思想对于改进高校艺术教育的启迪》,陈星《图像与史证:李叔同在艺术教育领域的开创之功》,孙杨、童强《视觉文化转型中的中国大学艺术课程改革——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童强教授访谈录》等文章从典型个案中探讨艺术教育也值得关注。

  艺术教育研究的平台在日益拓宽,一些期刊纷纷推出专题文章开展集中讨论。如《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是本年度艺术教育研究的一个重地,收录有梁玖《当下艺术学科专业研究生的学术研究能力指标与规格》、杨梦婉《中国高等学校分类视角下的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特色型式发凡》、宋克宾《以艺术原理、共性规律为指引和依归——“艺术学理论”研究生学科专业选题的三种思路》、任也韵《论“音乐教育研究生”教学的完满性思想》、郝春燕《艺术学研究生教育专业规格“去蔽”之思》、周惠萍等《“艺术史论”课程体系改革思考》,还有韦昊昱、[美]邱石楠《艺术史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前瞻——邱石楠(Heather Shirey)教授专访》等文章,聚焦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出路、论文选题、艺术史教学方式方法等方面展开讨论。《美育学刊》本年度也在“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与教学研究”的主题下刊发系列论文,既有对中国当前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与教学现状和发展的讨论,也把眼光投向了英国、加拿大、台湾等国家与地区;既有对某种教育组织形式的考察和评价,也有对典型个案的剖析。这些文章视角多样,现实针对性强,对当前的艺术教育有颇多启发。主要论文有梁玖《艺术学科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开题规格论》、任也韵《论艺术学科研究生的自我发展》、冯学勤《退回“维多利亚时代”?——EBacc背景下的英国艺术教育发展趋向研究》、瑞塔·欧文,胡俊、刘琴《掠影与撷英:加拿大艺术教育与课程设置——瑞塔·欧文教授访谈录》、杨铭《台湾现行艺术教育基础课程理论研究》、陈倩倩《学习优势·多元主体·质化评价——论普通艺术教育的组织形式与评价方法》、李天义《对高校艺术教育实施环节的几点思考》、刘彦顺《“真”在艺术作品中的时间化涌现——论丰子恺对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之比较》等。

  本年度艺术教育学术活动持续开展,学术会议反映出的深层趋向也不约而同地昭示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艺术教育体系。9月23日,第十二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在新疆艺术学院召开,会议围绕“艺术教育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丝绸之路艺术教育”“‘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艺术教育”“‘双一流’建设中的高等艺术院校”“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西部艺术学学科建设”六大议题展开讨论,来自全国50余所艺术院校的100余位院(校)长、教授、专家等参加了会议。

  3、艺术管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科技学及其他

  本年度艺术管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科技学等其它交叉学科也各有成果问世。艺术管理学领域,孙洪斌《文化生态视域下的艺术管理学科创新》、田川流《论我国文化与艺术管理的当代特征》、刘璋《艺术管理教育热的冷思考》等文章学理性强,值得关注。此外,本年度该领域在国际会议的组织和筹办上有一件大事值得记入学科发展史册。6月23日,主题为“跨文化艺术管理”的第十二届艺术管理教育年会在北京大学举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艺术管理委员会主席弗兰索瓦•科尔波特和来自全国各高校120多名艺术管理专家出席了会议。6月26日,第14届世界文化艺术管理双年会(简称AIMAC大会)在北京大学举办,这是该会议首次进入亚洲。来自世界4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参会者分别参与了高峰圆桌论坛和7个分会场的专题会议以及博士生论坛,展开为期五天的深度交流讨论。世界文化艺术管理双年会是由世界文化艺术管理学会主办的代表世界文化艺术管理发展最高水平的世界性学术会议。该会议在中国举办,对于推进我国文化艺术事业、推动艺术管理学科建设,加强人才培养与学术交流,提升中国艺术管理学的学术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2017年值得关注的是艺术与科学问题的异军突起。在传统学科边界不断被打破、跨学科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的情形下,艺术与科学之间的融通与碰撞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本年度影响较大的会议有浙江大学主办的“艺术与科学高峰论坛”和四川美术学院举办的“艺术与科学学术论坛”。两个论坛都集结了自艺术学、哲学、人类学、科技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就艺术与科学的多种历史与可能展开对话。从四川美术学院“艺术科学学术论坛”设置的“专业之美”、“融通之妙”、“人文之道”三大主题可以看出,艺术理论在边界扩大的同时,更加注重学科内研究方法、思维方式及切入视角的有效性与现实性。在具体成果方面,《技术进步对创作形态演变与艺术跨界整合的影响》、《技术进步对艺术生态变化与作品形式表现的影响》等文,集中对技术与艺术创作观念、艺术生态等问题进行论证,不断充实艺术科技理论体系。田川流《当代中国艺术科技学的建构》,则呼吁将艺术科技学提升为一门具有独立特性的从属于艺术学理论的分支学科。

  艺术社会学方面,东南大学艺术学院举办“艺术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与中国实践”暨艺术社会学青年学者论坛,希望通过艺术社会学理解中国艺术现状,推进立足中国本土的艺术社会学研究。论坛设立西方艺术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艺术社会学与艺术哲学、艺术史、艺术人类学等学科间的对话;不同国别的艺术社会学之比较与对话;艺术社会学的批评范式、经验范式与审美范式;中国艺术社会学的理论与具体实践等话题,取得良好学术效应。艺术社会学领域,熊亦冉《西方时尚理论研究知识地图》,以艺术社会学的视角,梳理西方时尚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和多重路径,对时尚的定义、研究面向、现代性和时代性及艺术社会学语境化取向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孙晓霞《艺术的阶层跨越——新中国初期艺术领域的古今、中西问题》则从历史横截面选取中西、古今的道路抉择这一视角,对当时艺术领域存在的问题与困境进行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扫描与透视。值得注意的是,陶小军《论中国艺术社会学体系的建构》旨在有意识地构建“中国艺术社会学体系”,指出艺术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相对缓慢,“探讨中国艺术社会学构建体系对于理解当代中国复杂的艺术现状具有重要意义”,对构建中国艺术社会学提出了想法和路径:“在构建过程中应汲取西方丹纳、格罗塞艺术社会学思想,以中国艺术社会学现实问题作为切入点,借鉴艺术学、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明确艺术社会学研究对象,并借鉴社会学中成熟的定量研究方法,实现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统一,推动中国艺术社会学的发展。”匈牙利学者阿诺德·豪泽尔的《艺术社会史》自引入中国后,就对学界产生了显著影响,对其人其书的研究和诠释也成为我国艺术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本年度如陶国山等《论豪泽尔艺术社会史思想的渊源》、杨非凡《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史>探究》等都是这方面的文章。陆兴华《艺术是用来观察社会的!——论尼克拉斯·卢曼的艺术社会学》阐发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的艺术社会学理论。

  在其它交叉学科研究方面,彭吉象《时代呼唤“比较艺术学”学科的诞生——中西对话中的艺术理论研究》指出,“比较艺术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出现,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艺术学理论自身的需要; 既是艺术创作实践的要求,也是艺术理论深入的需要;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路径。艺术美学领域,重要成果有王一川《跨文化艺术美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雷礼锡著《艺术美学方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胡鹏林《中国艺术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等;艺术符号学方面有赵奎英《艺术符号学基础的反思与现象学存在论重建》。高兴的《跨学科的中国艺术图像研究》一文论述了艺术图像学的价值与意义,并对艺术图像研究的中国学理及发展前景进行探讨。彭兆荣认为身体表达在不同文化传统中呈现巨大的差异,提出不同语境中身体感受的艺术呈现超越了艺术本身的范畴,需要在更大的背景中求得解答。张新科《身体与艺术理论——“身体艺术学”构想》希望建立“身体艺术学”,并论述了其研究背景、内容和意义等。关于艺术与宗教问题的思考中,潘知常的《作为信仰的审美与艺术》认为,当下审美、艺术与信仰的关系从“弱相关”转为“强相关”,审美与艺术借助于为了见证自我而创造非我世界的特殊方式,在信仰的建构上起着重大作用。包艳、汪小洋的《宗教艺术的文化增殖及内在逻辑》一文从中国佛、道、儒三教延伸、传播的发展历程,揭示宗教艺术文化增殖的独特性。

  整体而言,2017年艺术学理论学科建制与基础理论研究稳步发展,成果斐然,活力与张力并存,理论体系建设在多领域取得显著进步:第一,学科构成与学科结构愈益清晰,基本确立以艺术理论、艺术史(一般艺术史)、艺术批评为核心版块的稳定理论体系;第二,学科评价机制日益丰富完备,各项评价体系与标准的形成与确立,为艺术学理论这个新兴学科带来更多动力;第三,基于本土理论建构的学理动机,中国话语、中国问题及中国艺术理论研究都在学科体系中得到深入;第四,跨学科研究等相关学科方向发展迅猛,并开始从基础理论的角度对艺术本体知识形成新的补益;第五,研究方法方面,基础理论研究在横向的逻辑分析及理论推导之外,开始强调对学科发展历史或艺术理论发展史研究,以期从艺术史内部勾勒出自身的理论构架,这无疑是本年度学科发展的又一新亮点,也是今后理论发展的可能空间。这些不凡成绩显示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发展正逐渐走出初创阶段。当然仔细考量,其中依然存有不足之处:首先,学科机制及评价体系更趋严密,但依然有待进一步科学化,特别是要充分考虑艺术的实践性特征及其理论的主体性特征;其次,学科理论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如学科命名、二级学科设置等依然存在;第三,关于艺术学科史及理论史、艺术史学史、批评史的研究还处在探索性阶段,等。希望未来几年能在此领域持续深入并取得卓越成就,为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发展提供客观的、有历史依据的学理支持。

  原文发表于《艺术百家》2018年第2期。

  此处注释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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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心峰 孙晓霞 秦佩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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